1944年6月18日凌晨两点，时任第4军军长兼长沙警备司令的张德能，仅带着几名随从，乘小船前往湘江西岸。他们原计划在湖南第一纺织厂附近登陆，但刚靠近岸边，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严厉的质问，要求他们报上身份。张德能一行人并未理会，打算上岸后再教训这些不识相的守卫。然而，对方紧接着喊出“装填炮弹”的命令，张德能等人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对方要开炮了！
张军长一行人差点遭殃，他们赶紧喊出自己是军部的人，这才安全上岸。原来这里早有埋伏：第九战区的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少将，之前特意让炮51团调了两门战防炮，藏在纺织厂附近的江边，打算对付日军的装甲汽艇。要不是张军长及时表明身份，他们可能就被炮火轰了。
张德能差点被自己的炮兵误伤，气得火冒三丈。幸好炮51团不归第4军管，他没法直接处理他们。军长只能大骂一通，然后带着警卫赶紧上路，凌晨4点到了湖南大学附近。忙了大半夜，张德能又累又困，随便找了个房间倒头就睡，很快就睡着了。
成功跨越湘江后，张军长虽然侥幸脱险，但内心的恐惧恐怕在梦中都挥之不去。然而，他万万没想到，醒来后的现实才是他走向绝境的真正开端。
“粤军之母”受命坚守孤立无援的城池。
1944年5月，日军第四次进攻长沙，薛岳的“天炉战法”这次没能奏效。关键原因有两点：首先，日军指挥官横山勇中将仔细分析了之前长沙战役的失败原因，这次他采取了不同策略，不再给薛岳实施“后退决战”战术的空间。
在豫湘桂战役的湘桂段战斗中，日军第11军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兵力规模，前线部署了整整七个师团。当湘北的中国守军按照原定计划逐步后撤，准备转移到两侧山区寻找反击机会时，却意外遭遇了日军的左右两路突击部队。面对突如其来的夹击，守军阵脚大乱，最终全线崩溃，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
湘北防线瞬间崩溃，日军从中路迅速推进，直奔长沙。第九战区此时已无后备部队可用，想在长沙城外进行决定性战斗已不现实。薛岳作为战区司令，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战役的结局已定，败局无法挽回。
目前任何驻防长沙的部队都会迅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第九战区短期内无法集结足够兵力组织反击。然而，长沙作为战略要地必须坚守，毕竟军方的颜面问题不容忽视。
薛岳目前仍有两支精锐部队可用，一支是方先觉率领的第10军，驻扎在衡山县，另一支是第4军，位于长沙周边。第10军属于中央军嫡系，第4军则是他的粤军嫡系。经过反复权衡，薛岳最终决定将第10军调往北方负责守城任务。
白崇禧当时在桂林担任副参谋总长，负责指挥第四、第七和第九战区的军事行动。面对战况不断恶化，他建议薛岳撤出长沙，退守衡阳，并调集其他战区的兵力进行反攻。然而，薛岳对此建议置之不理，既不采纳也不回应。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对此只能无奈叹息，束手无策。
然而，薛岳打算让第10军充当炮灰的计划很快就泡汤了。因为委员长直接发来电报，命令方先觉的部队必须死守衡阳，不能调去长沙。薛岳没办法，只能把被称为“粤军之母”的第4军调到长沙，准备先守一周，再找机会撤退。
第4军是甲种军编制，包含三个师：第59师、第90师和第102师，总兵力约3万人。其中，第102师属于黔军，而第59师和第90师则是广东部队。该军的团级以上军官任命均由薛岳直接负责。从淞沪会战、万家岭战役到前三次长沙会战，这支部队与日军激战长达七年，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
张德能，这位来自广东开平的将领，军衔是中将，早年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他立即加入了粤军。在北伐战争期间，他已经晋升为第4军第1团的连长，显示出他在军事领域的深厚背景和丰富经验。
抗日战争期间，张德能先后担任第59师师长和第4军副军长等职务。他出身于第4军系统，逐步晋升为粤军高级将领。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他赢得了张发奎和薛岳的器重，从而在军中确立了重要地位。
关于张德能是“张发奎侄子”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张发奎，祖籍粤北韶关，是客家人。他的三个弟弟同样在韶关的始平县成长。因此，这种传闻缺乏事实依据。
张德能来自广东开平，家里世代是华侨，父亲那辈就去了越南打拼。尽管他和另一个人同姓，但两人没有任何关系。他能当上第4军的指挥官，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和战功，一步步爬上来的。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张德能参与了汀泗桥的激烈战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几乎参加了湘赣地区的所有重要战役。直到1942年初，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胜利后，他才接替欧震担任军长一职，此时他已43岁。若他真是司令长官的侄子，晋升速度绝不会如此缓慢。
长沙之战中，精锐部队表现不佳，未能有效防守，最终导致城池失守。这场战役的结果令人失望，反映出军队在战略和执行上的不足。
1944年6月10日，薛岳召集了一场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4军和暂编第54师，总共三个半师的兵力，在炮兵的支持下坚守长沙。他还指派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负责协调和督战。会议结束后，薛岳立即带领长官部撤离长沙，前往茶陵。
薛岳出发前未能明确各部队的隶属关系，导致战区参谋长、军长和炮兵指挥官三人之间形成了互不统属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张德能作为长沙警备司令，手握军权并深受薛岳器重，自然成为长沙保卫战的关键人物。
湘江流经长沙老城区西部，其西岸不远处耸立着岳麓山，这座山海拔超过300米，成为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激烈对抗中，李玉堂率领的第10军在岳麓山的炮火掩护下，坚守阵地长达三日，最终取得了长沙的重大胜利。这场胜利的关键在于岳麓山的控制权，其得失直接关系到长沙的防守成败。
在长沙战役的第四次交锋中，日军展现出了明显的兵力优势。他们特别部署了第34师团及一支独立支队，沿着湘江西岸迅速推进，意图直捣岳麓山。这一战略部署不仅显示了日军对此次战役的重视，也体现了他们试图通过侧翼包抄来打破战局的决心。岳麓山作为长沙的重要屏障，其控制权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因此日军的这一行动无疑加剧了战场的紧张局势。
横山勇这个老鬼子琢磨着，要是能先抢下战场上的制高点，那好处可不少。一来能解决王若卿那边炮火的麻烦，二来日军还能在高处架炮，对着江东猛轰，这对攻城行动大有帮助。
赵子立与王若卿一致主张，第4军必须将至少两个主力师部署在湘江西岸，死守岳麓山。这样即便日军突入城区，也会在炮火压制下寸步难行。
张德能固执己见，坚持将主力部队和暂54师全部安排在老城区，仅在湘江西岸保留第90师。赵子立对此深感不安，从岳麓山致电张德能，多次强调当前兵力分配存在严重问题，并强烈建议第4军再派遣一个师渡江增援。
张德能挺直了脖子，毫不退让地说：“这是薛老板的命令，长沙城都丢了，还有什么意义？”赵子立一听，火冒三丈，立刻拨通了薛岳的电话，质问道：“我在这儿到底能不能指挥第4军？”薛岳的回答却让他更加恼火：“你别管它。”
赵参谋长直接回怼：“那我待这儿干嘛？不如我直接回长官部得了？”薛岳回应道，他的任务就是负责沟通。赵子立立刻反驳：“那随便找个联络参谋不就够了？”薛岳二话不说，直接挂了电话，这边见状也只能把电话重重摔下。
1944年6月16日傍晚，日军第58师团和第34师团在炮火和空中支援下，同时对长沙城区和岳麓山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湘江两岸瞬间陷入激战，岳麓山防线压力骤增，长沙城内也陷入苦战。战斗持续到17日黄昏，张德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
张德能联系赵子立，表示计划有变：“敌人实力太强，长沙恐怕守不住，我决定采纳你的建议，集中兵力防守岳麓山。”赵子立对此心存疑虑，反问道：“现在撤退还来得及吗？会不会太迟了？”
张军长迅速作出决定，命令留下一个团驻守城区，同时指挥主力部队紧急赶往湘江岸边，计划向西渡江。然而，由于时间紧迫，张德能的转移行动未能进行详细规划，也没有将具体作战任务明确传达至团级以下单位。
夜幕降临之际，超过两万名士兵和民众匆忙赶往江岸，场面一片混乱。由于船只数量严重不足，加上日军猛烈的炮火和机枪扫射，原本有序的撤退行动瞬间变成了仓皇逃命。然而，身处后方的张军长对这些突发状况一无所知，仍在指挥着这场已经失控的撤退行动。
张德能在重庆被逮捕并关入监狱。
天刚亮，张大军长一觉醒来，发现情况不妙。渡江的部队早就乱成一锅粥，根本没按命令去岳麓山布防，反而一股脑儿往南跑，直奔株洲去了。
国民党军队长期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当部队编制出现混乱时，各级指挥官往往无法有效控制下属，导致士兵像无人看管的羊群一样四处逃散。面对这种情况，张德能勃然大怒，他手持配枪冲到了湖南大学门前的马路上，举枪高声威胁道："所有士兵立即归队，违抗命令者，格杀勿论！"
战局急转直下，军队溃败之势已无法挽回。张德能虽身为军长，此刻的号令却无人响应。士兵们纷纷向南逃窜，场面一片混乱。张德能身边的下属见状，只得护着他一同撤退。
长沙城的防御最终以失败告终。第59师167团奉命驻守，但仅支撑了一晚。团长屈化平见形势不妙，于天亮前弃军而逃，导致部队迅速瓦解。1944年6月18日上午，经过五年的顽强抵抗，长沙城最终落入敌手。
在撤离途中，赵子立与张德能意外碰面。战区参谋长向粤军军长提出建议，强调他不能再继续撤退，必须集结兵力向岳麓山发起反攻，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参谋长提醒道：“只要坚持战斗，责任就会减轻，常德余程万的教训就在眼前。”
张德能环顾四周，只见败兵们一片混乱，内心完全崩溃，他抬头望天，无奈地说：“算了，听天由命吧。”于是，两人随着溃散的军队逃到了耒阳，那里是第九战区长官部的新驻地。见到薛岳后，张德能挨了一顿严厉的责骂，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长沙在短短两天内失守的消息迅速传至重庆，引发巨大震动。战区长官部立即发出紧急指令，要求前线主要指挥官张德能和赵子立即刻赶赴桂林，向白崇禧汇报战况细节，随后前往重庆接受审查。尽管心中忐忑，这位中将和少将还是无奈启程，踏上了前往桂林的路途。
薛岳察觉到委员长已怒不可遏，心知张德能此行恐怕难以全身而退。于是他立即联系陈诚，希望其从中调解，同时放下姿态，恳求赵子立在抵达重庆后施以援手。毕竟赵子立出身黄埔军校，在军界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或许能化解这场危机。
几天后，赵子立和白崇禧在桂林会面。赵子立详细讲述了长沙战役的经过，白崇禧听完后火冒三丈，直接开骂薛伯陵不服从命令，顺带还批评了重庆那位：“委员长当时也是优柔寡断，没个明确指示！”
白崇禧虽然情绪激动，但最终还是按照赵子立的要求，亲笔写了一封信。信中明确指出，第九战区的赵参谋长在长沙期间并未被赋予指挥权限，因此无需对相关事件承担责任。
桂系的二号人物考虑到两广之间的交情，表现得还算仗义，特意给张德能写了封求情的信。两人一路上心里七上八下，好不容易到了重庆，结果张德能刚落地就被军法执行总监部抓了起来，罪名是“临阵逃跑”。
赵子立因指挥失当被勒令取保候审，这一处理方式让两位将军深感惶恐。他们心知肚明，每当战事失利，委员长从不手软，必定严惩不贷。历史上，龙幕韩、廖龄奇等人便是前车之鉴。
赵子立头脑灵活，在长沙还没失守时，他就主动向询问战局的第24集团军司令王耀武和第26军军长丁治磐等人说明了自己实际没有指挥权的情况。这样一来，他提前为自己准备了有力的证词。
军法执行总监部提交报告后，委员长迅速做出了批示：“赵参谋长并未承担实际指挥职责，故无需追究其责任。”
张德能的死亡是否冤枉？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赵子立侥幸躲过一劫，被撤销职务，派到陆军大学将官班进修。1945年毕业后，他先后在陆军总司令部和第五战区担任职务。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晋升为绥区副司令和兵团副司令。1949年，他在四川巴中带领部队起义。
张德能，第4军的中将军长，处境相当不妙。他被捕入狱后，薛岳发了说明电报，白崇禧写了求情信，陈诚也在背后活动了一番。随后，在军法会审中，审判长徐永昌，军令部长兼陆军二级上将，最终判处他五年有期徒刑。
在第四次长沙保卫战中，第4军虽然失去了大部分重型装备，但人员伤亡并不严重。约70%的士兵成功撤离战场，随后被重新整编。因此，时任军法执行总监、陆军二级上将何成濬认为，张德能的过失并未达到应被判处死刑的程度。
何成濬把判决书递交上去后，事情就没了音讯。委员长既没同意也没反对，就这么拖着。张德能只能继续蹲监狱，一晃就是两个月。这段日子对他来说，简直是煎熬，每天都提心吊胆，时间过得特别慢。
委员长当时确实动了杀人的念头，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他对薛岳已经非常不满，主要是因为薛岳多次违抗命令、滥用职权以及暗中搞小动作。然而，考虑到薛岳过去的功绩和声望，再加上他与陈诚的密切关系，直接处罚薛岳并不现实。因此，委员长决定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在长沙战役期间，岳麓山炮兵阵地原本有美军顾问驻扎，负责指导士兵操作新交付的美式火炮。然而，这些顾问在战前已撤离。随着张德能失守长沙，大量重型火炮除部分关键部件被带走外，其余均被敌军缴获。此事引发美方强烈不满，蒋介石也因此感到颜面尽失。
第三点，长沙迅速失守直接影响了衡阳防御战的准备工作。假如张德能能为方先觉多争取七天时间，衡阳的粮食和弹药储备会更加充裕，各支援军的调度也能更加从容。从后续战事发展来看，只要方先觉能再多坚持三天，衡阳战役的结果很可能会截然不同。
之所以没有立即批准死刑，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衡阳战事再度爆发，委员长正忙于前线指挥，无暇顾及张军长的生死问题。其次，还需顾及陈诚、薛岳、白崇禧、徐永昌、何成浚等人的立场，以及粤系将领的态度，毕竟张德能在战场上曾立下功劳。
1944年8月8日，衡阳的战场终于沉寂下来。方先觉带领着第10军的剩余士兵放下了武器。这场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在坚持了整整47天后，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让人不禁感到深深的惋惜。
据传，当消息到达重庆官邸时，委员长震惊得几乎无法动弹，愤怒之下摔碎杯子并破口大骂。然而，真正让他怒火中烧的是黄埔三期学员方先觉，他未能履行“成仁”的誓言。这一事件不仅触怒了委员长，也暴露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和复杂。
委员长误以为，一旦衡阳失守，方先觉会以死报国，这样黄埔系的名声就能保住。基于这种想法，他提前做了安排：只要方先觉牺牲的消息传来，衡阳就会改名为“先觉城”。这一计划并非凭空捏造，多份历史资料都提到过此事。
但现实狠狠给了蒋介石一记耳光，他满肚子火气没地方撒，突然记起了那个轻易放弃长沙、现在被关在牢里的张德能。蒋介石二话不说，立马写下手令：“这个军长丢了长沙，贻误战机，马上枪毙！”
到了这个地步，张德能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因为委员长正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1944年8月20日，原第4军的中将军长张德能在重庆被枪决，年仅4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