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朝廷大规模放权，发生在唐玄宗时期。

这次放权的结果是让唐朝得以苟延残喘百十来年，但要是不放权的话，历史可能提前进入一个新的朝代。

走到这一步，唐朝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最正宗的论调是，放权后，放任藩镇节度使做大做强，是终结李唐的致命一击。但我的看法刚好相反：

<放权是等死，不放权是找死>

如果没有藩镇的存在和壮大，唐朝有可能在唐玄宗“任期”内就倒塌了。

因为府兵制和均田制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全部暴露出来，府兵逃亡，均田兼并，唐朝进入无兵无税的尴尬状态。

这个时候，只有节度使这一剂“良好”能治唐朝的病。

虽然不能除根儿，但管用。

只有把募兵的权力下放到地方藩镇，由节度使自行募兵来补充国家安全，从而解放更多的劳动力，让他们全心投入到帝国的生产中。

这是其一。

招募职业士兵去打仗，兵源的问题解决了，财政税收的问题同样如此。

唐朝中后期的军费开支实在庞大，都城长安是整个帝国和世界交流贸易的枢纽，这是唐朝立足世界的基本盘。

因为此时的经济中心没有完全南迁，如果长安控制的西北不平稳，唐朝一定会迅速滑落。

把兵权和财权交给节度使，相当于唐朝一次重大改革。

换一句话说，朝廷不再供养，地方自负盈亏。

一开始，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设计还是比较精妙的，也考虑到节度使拥兵自重，意图捣乱的问题，朝廷可以给地方放权，但要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监督。

一是兵力数量控制在2万人以下，二是由朝廷委派宦官做监军，三是签一份承诺书“如果有节度使谋反，所有的节度使群起而击之”。

但是，

每一种制度都遵循一个发展铁律。那就是每一个制度都有一定的“保质期”。

一开始，大家都满怀希望想把一件事做成，各自安守本分规规矩矩。

时间一长，有的人因为不满足于现状，开始动心思。

直到出现一个安禄山这种愣头青，撤下阳奉阴违的遮羞布下，让各怀鬼胎的众生相暴露在太阳下，大家终于长舒一口气，再也不用遮遮掩掩，半推半就，可以明目张胆跟朝廷谈条件。

历史把唐朝藩镇毒瘤归咎在李隆基身上，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李隆基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帝王，唐朝府兵和均田的危机，他看得一清二楚，而且错不在他。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奶奶武则天。

武则天为了巩固武周政权，得到天下权贵的支持，一度滥发爵位。《旧唐书·玄宗纪》记载：

天宝十三年，户981万，388万不课，530万课。人口5288万，4521万不课，766万课。

整个帝国总共5288万人口，4521万人免税免役，只有766万人供养维系着帝国庞大的运转。

这种极度扭曲畸形的社会形态，是武则天时期造成的。

唐玄宗这位孙子，也真够孙子的。奶奶造的孽，自己来承担这个果。

李隆基不是无能，不是躺平，而是绝望，最后直接摆烂，干脆跟杨贵妃过一天算一天吧。

等自己死了，就不用再为这个死局忧愁。

哪成想，还没等到自己死，安禄山等不及了，发动了安史之乱。

如果从节度使改革的角度来看，安史之乱的爆发是一场意外。

为什么呢？

上面已经对唐朝面临的三大问题进行了总结。兵源短缺，财税断流，权贵阶层数量庞大，底层民众的造血能力逼近底线。

如果不及时放权给地方，整个唐朝已经到了推到重来的红线。

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推出“节度使”的话，李自成、努尔哈赤、崇祯的剧本提前上演九百年。

那就不是节度使造反，而是“唐末农民起义”和外部游牧民族崛起。

实行节度使改革，给地方放权，相当于把朝廷和地方、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矛盾，转化成地方和底层民众身上。

兵是藩镇征的，税是藩镇收的，跟朝廷没有关系，朝廷还是那个好朝廷，李唐皇室依然值得你们信任。

结果，闹出一个节度使叛乱，这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虽然“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一次空前的打击，李唐皇室从此式微，但唐朝的节度使叛乱比明朝的游牧民族崛起、农民起义有一个好处。

节度使叛乱是贵族阶层内部的火拼，归根结底是为了利益。

当利益和承诺足够吸引人时，大家仍然可以坐下来谈。

而游牧民族崛起和农民叛乱，是彻彻底底的“夺你江山，要你命”。

所以，唐朝的“死局”无解，“不放权，找死。放权，等死”。进行节度使改革，给地方放权，绝不是唐玄宗的混招，而是非常高明的一招妙棋，至少起到了延缓死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