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十年周期性：1994年、2004年、2014年以及如今的2024年，每一个十年都标志着金融领域的重要变革。正如文中提到的某互联网金融公司和某基金，它们分别成立于2014年之前和2015年之前，它们的生存与发展与中国金融政策的周期性变化息息相关。
如今，能够存活下来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并不多，这引发了人们对金融周期与企业生存之间关系的思考。
2014年的金融改革政策，其方向早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已明确，包括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在2013-2014年的金融政策周期中，金融开放与强监管并存。
金融开放带来了创新机遇，例如，在二级市场财富效应的带动下，一级市场投资火爆，九鼎、中科招商等机构迅速崛起。同时，资本市场改革也取得进展，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扩大，为放开资本流动做准备；外资准入也得到部分放开。
然而，金融开放也伴随着风险。2015年的股灾以及随后的资管新规，标志着政策开始调整金融结构，平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当时，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仍然火热，银行更倾向于向这些领域提供贷款，调整相关政策的阻力较大。之后的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进一步延长了这一轮金融周期的影响，持续至今。
在如此波谲云诡的环境下，互联网金融公司能够坚持至今实属不易。
房地产的十年周期与代表性企业的沉浮
与金融周期类似，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呈现出十年周期的规律。1990年，海南成为住房制度商品化改革的试点区域，随之而来的是炒地皮、炒楼花的现象。
1993年，政府出台政策严控金融机构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迅速冷却了过热的市场。
1999年开启了中国房地产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周期。万通、万科等企业在90年代初期提前布局，并在随后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恒大、万达等企业则在95-99年间提前进入第二个房地产大周期，并迅速发展壮大。房地产市场的大浪淘沙，使得能够成功穿越周期的企业弥足珍贵。
穿越周期的企业：从国内到国际
中国各行业的发展都展现出类似的周期性特征。正如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所描述的，80年代初期涌现的众多民营企业，有些在后来的周期中逐渐衰落，而美的、海尔、联想等企业则成功地穿越了周期，并在加入WTO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营制造企业。
在过去十年中，联想、海尔、美的等早期周期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已经率先走向国际化，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和布局，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锋。
从金融到房地产，再到其他行业，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显而易见。能够成功穿越周期的企业，不仅需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更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和韧性。
它们在每一次周期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这些成功穿越周期的企业，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
早期国际化与行业周期
一些中国企业，例如美的、海尔、联想以及TCR等，在制造业的周期性波动中较早地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其行业特性是推动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领域也恰好是外资逐步撤出的领域。
这些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也是其国际化进程的另一个关键驱动因素。中国这些行业经历了第一次对内开放和随之而来的市场波动，随后又经历了外资进入和监管冲击。
最初的冲击主要来自对内开放后的国内监管，而对外开放则加剧了市场竞争。在第一次对内开放的周期中生存下来并持续增长的企业，在第二个周期中往往表现更出色，并且对周期性变化更加敏感。
金融周期与企业发展这与海南房地产泡沫的案例类似，那些成功躲过第一波泡沫的企业家，在第二波泡沫中更加声名鹊起，并且大多数人选择了提前退出。一些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从上一个金融周期（大约9-10年前）就开始采取行动，当时的政策环境为本轮周期奠定了基础。
这个周期经历了第一次对内开放和强监管的过程。
从2023年11月开始的新金融周期预计将带来更确定性的对外开放，包括允许外资独资的全面开放。在这个新周期中，对内调整、对外国际化和对外开放将共同发展。
因此，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将与上一个周期不同，而上一个周期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在新周期中通常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风险投资行业也正在经历变革。美元基金可以被视为外资，尤其是在风险投资和早期科技投资等持有经营牌照的领域。
在高级别会议上，这些小型资产类别在历史上从未得到如此关注。如果不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直接融资的发展，这些小型资产类别可能不会受到重视。
从2015年开始，二级市场对现有系统进行了初步调整，但调整并未成功，下跌的原因在于监管策略的变化。“放水”过快而结构和生态系统却没有做好准备，导致机制失衡。
因此，2024年开始的新周期，首要任务是调整存量结构，包括资金、机构、信息披露、交易、会计等。最近普华永道的事件就是一个警示案例，它暴露了财务确认收入和会计严谨性方面的问题。
市场估值与回归
2015和2016年，A股互联网公司的高估值源于境内人民币投资者缺乏投资这些公司的渠道。这些公司成为了稀缺资产，资金追逐政策和稀缺性导致了高估值，随后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许多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试图通过VIE拆除回归A股以享受高估值，但结果并不总是如预期。
例如，2016年VIE拆除的热门公司360和药明康德，药明康德拆除后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和收益，并分拆了药明生物、和泉药业等；而360的市场表现则相对波动。这表明市场最终会回归理性。
关于药明康德，此前曾判断美国不会制裁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因为这关乎生命安全。然而，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一判断受到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