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初在离开察木多被解往四川之前，罗勒拿便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巴黎：“我的被捕一点儿都不应该影响我们的（进藏）传教活动。我走了一条最危险的路，我失败了。还有其他安全得多的路，有一些公国（Principauté，土司辖地——译者注）一个汉官也没有……”
遣送回广州之后，罗勒拿前往中国香港的巴黎外方会账房暂住。期间，罗勒拿从当家神父李博口中逐渐获知，巴黎外方会的长上们正在逐步筹谋从南亚方向进藏。担心中国内地的进藏路线就此被弃用，罗勒拿在香港多次致信巴黎总部，表达自己关于进藏路线的观点，兹详述于下。
（一）由川入藏路线最优
罗勒拿在香港多次写信给巴黎外方会的长上们，对中国四川、云南方向的进藏路线和南亚方向的进藏路线进行了对比，认为四川之进藏路线最优：“我认为只有四川的路是合适的。孟加拉地区的路几乎是不通的，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那一侧针对英国人的戒备十分森严，云南（进藏）的路十分受限，不能到达（汉藏官道）北侧几个最重要的地点。四川有好几条便道可以通达从云南出发可以到达以及不能到达的所有地方。”
借此，罗勒拿提示巴黎外方会长上们不要忽略英印殖民势力对南亚方向进藏路线的负面影响以及云南进藏路线较之于四川进藏路线的劣势所在。
首先，由川进藏的传教修士们不仅可以走汉藏官商进出藏常走的官道，还可以走没有汉官驻守的便道。在罗勒拿进藏之前，遣使会会士古伯察与秦噶毕刚刚经由川藏一线被逐出西藏，这两位传教修士曾在其书信中对川藏之间路途的艰险做过不少“骇人”的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曾亲历川藏线的欧洲人对川藏交通路线的看法。
前文述及四川主教马伯乐曾对川藏线恶劣交通条件“危言耸听”的描述，不排除他或多或少是受到了秦、古二人的影响。继秦噶哔、古伯察1846年从川藏线被逐出西藏后不久，罗勒拿于1848年也亲历川藏线，他表达了自己对于同一条线路的不同看法：“不应该仅仅依据古伯察与秦噶毕的描述就做出判定，（他们的描述）充满了对道路（艰险）的夸大其词，应该还原（道路）本来的价值。通过往返，我走了他们出藏之际所走过的大部分道路，它们（指这些路——译者注）不能说很好走，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