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雷慕沙是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教授席位的人。对于他的工作,我们还无法做出适当的评价。但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书——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那本书,利·亨特(Leigh Hunt)读过,由他推荐给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约翰·斯特林(John Stirling)。
谁读过此书后都觉喜爱,说它一定出自一个天才之手,“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这部小说在中国名叫《玉娇梨》,是一部读来十分愉快的书,但它只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二流作品的代表,而且即便是在二流作品中也不占很高位置。不过,一想到出自中国人脑袋瓜的思想与想象实际上已得到像卡莱尔和利·亨特这些人的理解,总还是令人高兴的。
继雷慕沙之后的汉学家有儒莲和波迪埃(Pauthier)。
德国诗人海涅曾说,儒莲有一个奇妙而重要的发现,即波迪埃先生一点也不懂汉语,而后者也同样有一个发现,即儒莲全然不懂梵文。然而,这些著作家所做的开拓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优势在于对于本国的语言驾轻就熟。另一个可以提及的法国著作家,是德理文。他的唐诗翻译是对中国文学一个部门的突破性工作,此种工作在此前后曾长期得不到进展。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博士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书,题为《满族》。像德国人写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是一部无懈可击的佳作。其明显意图是要勾勒出中国满族王朝起源的历史面貌。但该书的后一部分涉及有关中国问题的其他内容,就我们所知,是用欧洲文字写成的其他任何一部书中所无法找到的。
像卫三畏博士的那部《中国总论》之类的书,同它比起来,就只能算是一部小人书罢了。另一个德国汉学家是冯·斯特劳斯(Von Strauss)先生,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之后的小德意志公国的前任大臣。这个老臣卸任后一直以研究汉学自娱。他出版过一部《老子》译著,最近又出版了一部德译《诗经》,据在广东传教的花之安先生认为,其中的某些部分还是蛮不错的。据说他对《诗经》中的《颂》的翻译,也很有神韵。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获得这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