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留影。左起：贺盛桂、陈宗尧、左齐。

忆 陈 冬 尧（二）

潘世征

行军琐事

初次见面，以为陈政委严厉；熟了，就知道这不过是一面，还有一面却是亲切。没有多久，他就和我们无话不谈了。我们有时就叫他老陈，或者直呼他的名字：陈冬尧。有一次，他把他名字的来历告诉了我。原来他小时候不叫冬尧，叫冬苟。湖南茶陵的乡村里，不少人的名字都带个苟字，或是仔字、珠字、妹字。苟和狗音相似，当他替一家姓谭的大地主做长工的时候，有一次地主家少爷当面叫他狗，他给了少爷一个耳光，跑回家不干了。第二天老陈父亲提着一只老母鸡、一壶酒去赔礼，又把他送回姓谭的家里。从此，无论谭家少爷怎样叫苟呀狗的，他只是瞪着眼睛，咬着牙根，一声不响。

“苟(狗)不教(叫)，性乃迁。”少爷越发猖狂了。

老陈跑回家里，要父亲给他改一个名字。他父亲说：“你改一个名字，他就不把你当狗吗？”于是就没有改。

一九二七年，毛委员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给谭思聪、谭家述五条枪，要他们在茶陵搞武装斗争，老陈就在那时候参加了游击队。

“把苟字改掉吧，现在不是狗了。”知道老陈底子的人，劝他。老陈回答说：“不必改了，说狗不叫的少爷，早被游击队打走了。”

打完严塘，谭思聪介绍老陈入党，随即命令他当班长。要填表了，老陈找谭思聪问：“我这苟字怎么解释？”谭思聪想了想，说：“这苟字，要看怎么用：苟且，是妥协，没有斗志，苟延，是拖……”

老陈没有作声，回去就把苟字换了尧字。他是冬天在尧水地方加入游击队的，“冬尧”两字正好做个纪念。从此以后，陈冬苟就变成了陈冬尧。

这二个字也真响亮，行军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人叫。大家有事无事都愿意找他。凡是有关党政工作的，宣传鼓动，纪律检查，扩大红军，他管，；就是有关行军宿营的行政管理，问路找向导，看地形，布置放哨，吃饭睡觉，落伍收容，也一概都由他管。他让莫院长专心负责直属部队的卫生医疗；首长们的健康保证工作，让我；几个医生和看护排的一个班，专管随队伤病员的医疗、招护；自己把一应杂事统统包揽。他的嗓门象一面响锣，一两百人的队伍，不论他在前在后，都能听到他讲话。也不论本单位和别的单位，伤病员和工作人员，他都要管，要讲。就连飞机在头上转，炸弹丝丝往下落的时分，还见他站在那里叫：“卧下，同志们，不要乱跑！”直到同志们都卧下了，炸弹落下在冒烟了，他才扑通一下卧倒。等轰的几声，炸弹响了，他又立刻爬起来，看看有谁负伤了，组织抢救。

部队进入宿营地，在三小时内，要吃一餐，带两餐；还要了解情况，准备继续出发，又要争取时间休息片刻，十分紧张。院的几个干部还要在这个时间里碰一碰头，研究和解决问题。有一次周管理员提出，该让炊事员休息一下，他们挑担子行军都打瞌睡。“对，这个问题我负责解决。”政委一口肯定。“这个问题归我。”莫院长想争过来。但是出发时间到了，不能争下去了。

行军的时候，整天没有听到政委的声音。宿营时，大家集合在坪里等着分配房子，周管理员却在旁边喊了：

“同志们，吃一顿糙米饭吧！没有什么菜，只有盐水辣椒汤。”

原来政委这天早有计划，他约了周管理员，来了次猛行军，比大家早一小时赶到，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炊事员终于也能休息了一会。

以后，这就成为常事了。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也不能忘记。

一次，陈政委走在医院队伍的后面负责收容。他看见右面山坡上聚着一堆人，就急忙走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政委，你给我们作主吧！我们实在渴了！”老陈一近人群，就有人这样叫他。他一看，都是一些有伤的、有病的同志，但是没有一个是坐着或躺着的，大家围着一棵果实累累的梨树站着。树底下，还有些零零星星的梨子落在地上，有的烂了，有的是新鲜的，没有人动一只，没有人尝一口。

“快走吧，同志们！不能违犯纪律。不吃！”

见老陈回答得这样肯定，人们有的便开始走了，可是有的还立着不动。一个手上挂着三角巾的伤员向政委轻轻地说：“政委，我们都不吃可以，给这个发烧的同志吃一个吧！”

老陈一看发烧的人，认得是四十九团二连的炊事班长老范，他烧到四十度，带病跟着队伍走；昨天，老陈分配担架给他坐，他不坐，分配马给他骑，他没有骑。一向果断的老陈这时沉默了一会，又低声和我商量：“要是让老范吃一个，那么，其它伤员病员，不是也可以吃一个吗？那么，那些困了饥了渴了掉队的同志不是也可以吃一个吗？”我摇摇头，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同志们，找到老百姓吗？”老陈问。

“找过了，一两里路内都没有人。山上有个苗族老大爷，又聋又哑，还有病，走不动。”大家说。

“同志们，你们坐下，我去看看来。”

过了半个多小时，老陈扶着一个苗族老人下山来了。“一百铜元两个。一人许可吃一个。发烧病人许可吃几个。有钱的给钱，没有钱的算我的。”老陈一边说，一边把一块银元摆在苗族老人的手掌心上。

苗族老人不但不聋不哑了，而且丢掉拐杖，自己上树给同志们摘梨。队伍从梨树边走过，谁拿一个梨，就在地上放一个五十文或一百文的铜板，有的没有铜板，干脆就放个小银元。看着事情办妥了，老陈才拉着我一起离开梨树，向前追赶队伍。

行军战斗越来越艰苦了，医院领导作了决定，要帮助每一个伤病员不掉队。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分别插入伤病员的行列里，搀着、扶着、背着伤病员。陈政委和担架队于指导员包下了一副担架。他们两个是一对好把式，上山下坡，山陡外滑，都不掉队。于指导员身高力大，但陈政委也不示弱。上山，老陈要抬后面；他两只手把担架举过头顶，这样担架就平了，伤员躺着舒服。下山，老陈就要抬前面，把担架放在肩上，两手紧抓杆子，两腿使劲挺直，一小步一小步往下迈。这样抬担架是很吃力的。有一次，被抬的伤员忍不住连声地叫：“政委，为革命，请求你把我放下。你们走！就算敌人的子弹靠我心窝再近一寸……”

老陈很生气，放下担架，揭开自己盖在伤员脸上的斗笠，对伤员说：“同志，你胡说什么！我们全军在向敌人斗争，向困难斗争，你的任务是向伤病斗争，党决定，由我们帮你。我们要一块儿争取胜利。为革命牺牲，谁都要有准备，可是不到时候，就不讲那话。”

伤员静静地躺下了。老陈、老于又抬起了担架。天黑了，下雨了，同志们破竹子、捶杉木皮、撕雨伞，扎起了火把，顿时，千万火把燃起，宛如一条火龙，把个黑暗世界照得通红。部队精神奋发，从来不唱歌的老陈，这时也唱了起来，这大概是湘赣苏区的一支民歌：

笛子吹起来呀，唱个歌儿听！

出门那个革命，意志要坚定。

对敌人，要狠心；

待人民，要亲近；

打冲锋，要勇猛；

遇困难，要英雄；

要有功夫，就给妹妹来个信。

一次小仗

陈冬尧同志身经百战，指挥过许多出奇制胜的游击战，参加过许多轰轰烈烈的运动战，但是我只能记叙我所亲眼看到的一两次战斗。

有一次是这样的：

到黄平、石阡，从敌人报纸上知道，我们离二军团不远了。湘、桂、黔几省反动军队在所有大小道路都布上了封锁线，企图阻止我们两军会师。电台不通，又没有地图，我们要在极大的困难中，冲破敌人的围堵，争取两军会合。

清早，茫茫大雾填满山谷，部队从高山上下来，向深谷中走去。老陈带着通信员苟仔，立在路边上。“同志们快走，走得赢就是胜利，冲得过去就能两军会合！”见到一个同志，他就讲一遍。

医院队伍要过完了，老陈叫苟仔跟上去，苟仔却不知什么时候躺倒了。他背靠在自己的包袱上，头歪向一边，嘴张得大大的，呼呼发出鼾声，马枪紧抱在胸前，一条腿却伸到路上去了。老陈把苟仔的腿挪了挪，这样过路的人就踢不着他了。他让苟仔睡了几分钟，然后朝苟仔大腿上打了一巴掌。苟仔一跳起身，提着马枪就走，看到路边沟里有水，就把毛巾打湿，交给老陈擦擦脸。

老陈随手把湿毛巾递给了我。我洗了洗，告诉老陈：我要去路边屋子里给尹医生炒点热饭；尹医生因为有病，已经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

“快去快来！有情况。”

“没有问题。”我学他的口气回答他。

在屋子里把饭炒热了，用被单包着，我和尹医生两个边吃边赶队伍，还没有赶上，从雾气笼罩的两面山上，敌人的机枪向我们开火了。

全军后卫五十二团的先头营，向两边山头冲去，枪声象煮粥一样响成一锅。我们的前进道路被敌人截断了。

尹医生和我，还有几个掉队人员，立即集合起来，向五十二团打开的缺口冲去，刚近山顶，敌人冲下来了。我们利用大雾和丛林，避开了敌人，又沿着山腰，继续穿越丛林，敌人在后面追赶。

尹医生身上有一支“汉阳造”枪，他一人掩护着我们几个。雾快散了，我们曲曲折折地跑着。

“快走！有我！”老陈和苟仔不知从哪个凹里冒了出来。老陈拿起苟仔的马枪，砰砰两下，把尹医生掩护下来。现在我们又有六七个人了，利用梯田轮番掩护上山。但是敌人打来一排枪，把尹医生打着了。尹医生伤在腰部，伤势不轻。

老陈立即背着尹医生跑步上坡，我拿起尹医生的枪，和苟仔留下来掩护。老陈到了山顶，又招呼我和苟仔上去。他把我们安顿在路边树林里，又把尹医生的血衣脱下，撕开，丢在前面几步的路上。我们刚在树林里伏下来，敌人便沿着放血衣的道路，吵吵嚷嚷地追过去了。

“起来，兜屁股追他狗养的！”老陈站起来，叫苟仔背着尹医生，我们三个跳起来就追。

“听我口令再打枪！”等敌人爬到山腰，老陈叫声打，我们连放两排枪。敌人懵了，进退两难。老陈跟着又喊了声：“冲呀！杀呀！”我们几个便冲到了十几个敌人当中，敌人完全溃乱了，听我们打。负伤的尹医生空手抱住一个敌人，往崖下滚，那个敌人吓破了胆，不敢还手，只抱住一个树根不放，苟仔上去一枪托把他打死了。战斗结束了，收拾了敌人两个半班，捉到一个连长。我们又继续前进。

“听到后面的枪声，政委说一定是你们几个掉队的和敌人干上了，就带着我跑步折回来了。……”苟仔一边走一边快活地向我们讲述经过。（选自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