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兰州军区后勤部顾问马慧明:只有一个医务人员的红军游击医院

赵连军探史 2024-09-08 22:18:40

原兰州军区后勤部顾问马慧明

游击“医院”

马慧明

一九三一年我在红军医院做护理时,组织上推荐我到湘赣边区红色总医院卫生学校学习。这个学校设在离永新县城靠西北约30公里的黄冈村,每年办两期。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湘赣边区红色医院第十分院工作。

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夕,上级通知湘赣边各红色医院的伤员都编入红军独立团。我带着20来个伤员编入独立三团,以后又编入红五团。独立五团有2000多人(注:一说仅有千余人),是留在湘赣苏区的红军部队中的一个主力团。我在该团卫生队工作,团卫生队队长是段凤九(后在抗战中牺牲)。湘赣省委在转移途中,在跟敌人的一次交战中,唯一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了。从此,我们与中央及红六军团的联系就中断了。为了省委机关的安全,省委决定省委机关和独立五团分开行动。省委留在武功山活动,独立五团由湖南向广东边界转移。目的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独立五团,打乱敌人的“围剿”步骤,减少敌人对省委的压力。因为沿途打仗,伤亡、掉队、自动离队的很多,独立五团到达桂东、桂阳一带时只剩几百人了。这时,部队由三个营缩编为两个营。到了湖南的资兴,独立五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曾开福带领回师湘赣边,一部分由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带领留在资兴。留在资兴的主要是些伤病员和我们医务班的同志。

原先我们卫生队很大。下面分了三个卫生班(主要是看护人员),一个医务班(主要是医生)和一个担架排。一个担架排有10至12副担架,每副担架配4个担架员,光担架排就有50多人。在资兴时,我们医务人员只剩下几个人了。不久,我们从资兴回到了茶、攸、莲边界,找到了谭余保,这时陈洪时已叛变。棋盘山会议后,把所剩部队整编为3个大队,总称湘赣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曾开福,政委谭余保,参谋长段焕竞,省委书记谭余保。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回湘赣边后)我先后承担了四批伤员的医疗工作。那时根据地在脚板上,“医院”在各个山头,不可能常驻一个地方,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伤员都集中在一起。在茶、攸、莲边界时,我们的伤员住在一个山顶上。那里地势比较平坦,站在山顶上,四周几里以外敌人的动静可以看得很清楚。山顶附近茅草丛生,山腰有一个泉水井。在山上我们自己做了一些极为简陋的草棚,里面放上些茅草,医疗、睡觉、工作、学校全在里头。

我接受第一批治疗的伤员是在茶陵打仗时受伤的同志,一共12人,段焕竞、刘培善亲自交给我的。同时还给了我一点钱、粮。当时医务人员只有我一人,派了一个事务长帮忙。治疗、采药、吃饭、打仗全由我们两个包了,敌人来了还要负责转移。那时正下着大雪,天寒地冻,留下的粮食数量非常少,野菜、野果又采不上,一天只能喝上一两碗稀粥。有时,我们也带着轻伤员到山沟里群众家里买点东西吃。一方面做群众工作,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扩大吃食的来源。因敌人监视严密,许多群众被搬迁到山外。我们每次回来,很少有什么收获。这批伤员在山上住了两个多月才返回部队。

第二批只有五六个人,其中有曾旦生同志。第三批七八个人。为了加强医院力量,李发姑同志在这期间也调到我们医院了。她原在莲花县做地方工作,调我们那里主要是帮助我们搞粮食。那时对伤病员来说,吃粮比治伤更重要。我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当时最怕的就是饿死伤员。第四批伤病员人数更少,只有四五个人。但另外还加了一项任务,即负责看押一批“吊羊”捉来的土豪。具体担负着看管这些土豪的是彭寿生同志。不久,茶、攸、莲这边吃紧,常有敌人来进攻,为了伤病员的安全,医院便从茶、攸、莲边境搬到永安边界来了。

一九三六年春天以后,形势有所好转,活动较以前方便多了,游击队由被动挨打转向能向敌人主动进攻了。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在治疗好最后一批伤病员后,被郭猛同志派来的侦探员接回到游击三大队。

战斗频繁,环境恶劣,伤员如何能保存下来?我认为:一靠战士们甘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顽强精神;二是同志间的相互支持和帮助,还有就是靠隐蔽。当时我们每个队员有一把伞,队员分散在山林里时,就靠这手中的伞为伤员挡雨,挡雪,挡露水,挡阳光。另外,“医院”里经常保存着一把柴刀和一把锯子,到了一个新地方,有时需要很快架起一个棚子;有时只要发现一点敌情,就要立即捣毁这些棚子,转移到新的地方另起炉灶。所以,柴刀和锯子对我们来说,和枪一样重要。至于医疗,那是极为简单的,没有中药也没有西药,就凭民间的一些验方到山上采些草药,除此以外就是食盐,水里放点盐消消毒,再敷上一把草药。情况好时,每天换一次药,情况不好时,几天才能换一次药。草药采来了,该内服的允许时就煮一下,情况不允许时就吃生的。外敷的草药也谈不上加工,放在嘴里嚼烂,拿张大树叶包上就可敷用。

一九三四年底到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加上那一年大旱,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经常断炊。有一次,实在没办法,我召集伤员开会,商量怎样对待饥饿的问题。大家决定去打土豪,其中正好有两个侦察兵伤员,他们行动还可以,除了几个重伤员外,往往是大家都出动。结果缴了不少粮食,其中还有腊肉和四五斤盐,我们足足吃了一个月。伤病员好了,身体也养胖了,领导上为此还奖给我一只“新民牌”钢笔。(选自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编《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回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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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连军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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