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可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更为有利？

在解放西藏问题逐步提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议事日程的同时，解放西藏的方式也在同步酝酿中。

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对西藏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而是从西藏民族、宗教的特殊性出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对西藏地方当局进行了全方位的政治争取工作。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从中共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西藏工委、青海省委以及各进藏部队，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同西藏地方当局进行接触，开展了全方位的政治争取工作。

首次播出的内容，是邀请藏族学者、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大师等人对西藏各界人士和地方政府官员讲话，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敦促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谈判。

与此同时，前线部队也通过书信展开了对藏军的争取工作。

1950年4月至5月，当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进驻甘孜、邓柯等地后，消息很快传到金沙江以西。

在邓柯的第一五四团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邓柯前线指挥官”的名义，分别于7月16日和8月30日向拉鲁和对面之藏军第三团牟霞代本写信，阐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与政策。在南路，先遣部队之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阶等也于8月份向藏军第九团德格・格桑旺堆代本写信，劝其认清形势，及时做出正确抉择，并向藏军捎寄藏文宣传品等。这些信件对西藏上层了解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0年2月，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在西北局的协助下，派出藏族干部张竞成等人，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的信件，入藏进行联络。

入藏后，张竞成通过关系把信送给噶厦。噶厦在官员会议上进行宣读后做了回复，并派人将张竞成等人送回青海。

5月，西北局组成青海寺院劝和代表团。团长为青海塔尔寺当才・土登诺布活佛（1922年——2008年），其为十四世达赖喇嘛长兄。副团长为青海黄南隆务寺夏日仓活佛、大通县先灵活佛。西北军区联络部派干部迟玉锐为随团秘书，携电台同行。另有机要、翻译人员等。

7月中旬，劝和代表团自西宁出发，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0月14日进至西藏聂荣宗境时，被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扣留。随后，3位活佛被送往拉萨，当才活佛立即投靠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受到优待，另两名活佛的行动受到限制。迟玉锐等4名工作人员被押送至山南泽当软禁，所带电台被没收；直至1951年初西藏当局准备和谈后，才将迟玉锐等人放出。劝和工作受阻未能进行。

洛桑登真・扎巴他耶

7月，格达活佛自愿赴藏。

格达系甘孜白利寺活佛。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经过甘孜地区时，在此建立过“波巴”苏维埃政府，格达曾任政府副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熟识。他曾以粮食、畜力支援红军，掩护过红军伤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结识的藏族上层爱国人士。康定解放后，格达活佛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管会副主任。

7月10日，格达活佛自甘孜启程赴藏。他沿途宣传中央的十条政策，介绍人民解放军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情况，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活佛抵昌都，随即拜见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昌都的总管拉鲁・次旺多吉，表明将前往拉萨会见上层人士的意愿。但西藏地方政府既阻止格达活佛去拉萨，又不让他返回甘孜，将其拖在了昌都。

他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嫉恨。8月22日，格达活佛在昌都遇害身亡，成为为和平解放西藏而献身的第一位藏族上层爱国志士。

中央争取西藏地方当局的种种努力都遭到阻挠和拒绝。他们对中央派出的劝和代表加以阻止、软禁乃至杀害，决意关闭和谈大门；同时还陈兵金沙江西岸，妄图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中央最终决定以打促和，实施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示意图

昌都是西藏东部重镇，是从西南入藏的咽喉要道。因其战略地位重要，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设总管府，统管昌都地区军政事务、总管由噶伦担任。

1950年夏，西藏地方政府将孜本（审计官）阿沛・阿旺晋美提升为增额噶伦，于8月底到达昌都，接替原总管拉鲁・次旺多吉的职务。

藏军16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兵力，有一半配置在昌都地区，另在一些地区，还有民兵武装防守。整个昌都地区共有藏军、民兵7000余人。他们妄图凭借金沙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

藏军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代本均由贵族担任。他们虽受过外国人的军事训练，但实战经验少，指挥能力差。士兵按差地服役，世代相袭，年龄大，家累多。藏军内部等级森严，官兵关系紧张。行军要派“乌拉”，驻扎滋扰群众，军民关系恶劣。其装备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式武器，和平解放前夕从印度购置一批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英式步枪、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弹药。藏军火力不强，通信手段落后，电台极少。但藏军多为职业兵，射击技术较好，善单兵作战，适应高原环境，生活简便，以马代步，机动较快，在分散游击时，亦能起到袭扰作用。

昌都战役是一场“政治军事仗”，主要意图在于以打促和。

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尽快解放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进军拉萨，是有利的。”

张福桂

9月，在十八军党委会上，军长张国华对实施昌都战役的意图作了简明准确的阐释：“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来谈判，甚至派兵阻止我军进藏，不打不足以敲开和平大门时，才施以必要的、有节制的打，这个打也是为了和，这叫先礼后兵，以打促和。”

虽然昌都战役意在“政治”，但采取的手段毕竟是“军事”的，中央和西南局对军事的“负面影响”不无顾虑。

据李觉回忆，昌都战役前，大约是1950年9月10日左右，张国华把他叫去，对他说：“你亲自到前线去调查，不要假手于人，就两个问题，向我提出明确的报告。”他伸出食指说：“第一，昌都战役，能不能打？”他伸出食指和中指，说：“第二，打了能不能赢？”李觉领会了张国华的意图：这个仗能不能打，主要不在军事层面上，而在政治层面上。中央的方针是和平解放，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堵死了和平谈判的大门，看来，这一仗不可避免。可是一旦打起来，就是“兵戎相见”。旧的民族隔阂还没有消除，会不会产生新的民族隔阂和矛盾，给今后的工作造成困难？

第二个问题，打了能不能赢？不但要打赢“军事仗”，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怀疑解放军能打赢这一仗，包括在江对面的藏军总司令和噶厦。更重要的是要打赢“政治仗”，打了要得人心，而不是适得其反。

经过深入的一线走访和调查，李觉向张国华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当前，以金沙江为界，两军对垒，在江西的是藏军，江东的是人民解放军。但江西的藏族同胞对解放军还缺乏了解，暂时还不知道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区别，统称为“汉兵”。从表面上，是“汉军”和“藏军”的对峙。但藏族同胞，尤其是广大贫苦农奴，也不会去支持藏军、反对解放军，藏军军纪败坏，欺压百姓，藏胞对他们愤恨和反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一仗，武装过江，藏族同胞虽不会“壶浆箪食，以迎王师”，但只要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就不会出现有人担心的那种“全民性的抵抗运动”，不会演变成民族战争。只要能基本保持社会稳定，以后我们再慢慢做工作，逐步化解民族隔阂。

经过充分调查，细致分析，确定军事的“负面影响”不会冲击政治意图的实现效果之后，中共中央和西南局才决定实施昌都战役。

8月26日，西南军区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要求第十八军以主力一部并有青海骑兵支队加强，从右翼迁回昌都以西，切断藏军退路；其余各部分别从北、东、南三面向昌都攻击前进。

以云南第十四军之有力一部，歼灭盐井之藏军，策应第十八军行动。力求“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

9月5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部主任刘振国率军机关主要部分抵达甘孜与军前指汇合，组成军的前方指挥机关（简称“军指”），直接组织实施昌都战役。

9月8日，中共西藏工委在甘孜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昌都战役的执行计划以及解放昌都后的有关政策和工作问题，并于9月10日发出《关于昌都解放后工作要点的决定》。

根据藏军的部署情况和西南军区的战役基本命令，十八军决定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战法，以约两个师的兵力组成两个作战集团，将主力部队用于北线主攻方向，开展南北两线作战，密切配合。以强大兵力实施深远的战役迁回，结合以正面主攻和侧翼牵制的多路部队的向心攻击。

北线部队由第五十二师（欠一个营）、青海骑兵支队、军属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第五十四师炮兵连及支司辎重团组成，由五十二师吴忠师长、陈子植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组成师指挥所指挥，分为三路：右路由第一五四团、青海骑兵支队（以下简称骑支）、第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战役发起后配属青海骑兵支队）组成，从邓柯渡江后，进行大的迂回包围，绕道玉树，同青海骑兵支队汇合，取道囊谦，直插昌都西面的恩达，截断藏军后退之路；中路由第五十二师一五五团、一五六团（欠第二营）、军直炮兵营组成，从邓柯渡江后，歼灭生达地区之藏军，尔后直取昌都；左路由军侦察营、工兵营附第五十四师炮兵连组成，担任正面攻击，由岗拖正面渡江后，向昌都攻击前进。

南线部队是五十三师一五七团，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指挥，由巴塘渡江后直取宁静藏军，并出邦达、八宿，断昌都藏军南逃之路。

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十八军参战各部队陆续进至甘孜、邓柯、德格、巴塘等地，进入临战状态。已进至玉树的青海骑兵支队归由五十二师师前指统一指挥，云南十四军四十二师组成指挥所，指挥该师已进抵贡山和德钦的第一二六团一营、二营和第一二五团三营，10月初开始向前推进。

至此，各路参战部队完成了战役开进与展开。

10月6日，西南军区下达战役开始命令，各路部队按照战役部署，相继渡过金沙江，在北起玉树、南到贡山约750千米的战线上，打响了昌都战役。

昌都地区处于藏东横断山脉之中，高山连绵，河流纵横，东南部森林灌木密布。山脉和河流多为南北走向，有的山终年积雪，河川水流湍急，隘口险道，半农半牧区人烟稀少。这里十月开始进入冬季，经常风雪交加，气候恶劣。由于战场地域辽阔，道路崎岖，高寒缺氧，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了重重困难。但参战部队指战员士气高昂，忍饥挨饿，英勇顽强，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作战任务。

为实现战役大迂回，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在邓柯渡江后，8日进至青海省玉树以南的巴塘（此处不是南路的巴塘）草原，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之后，根据师前指的部署，分内外两翼前进。

由于大迂回路程远，从巴塘草原起，即以每日50至60千米的速度急进。走内翼的一五四团，徒涉了20多条刺骨的冰河，经连续11天的强行军，于17日夺取了西藏类乌齐西北的甲桑卡铁索桥，控制了前进的要冲。

走外翼的骑兵支队，翻越海拔5200米的永嘎拉山和海拔5400米的磨格日峰，经日夜兼程，17日夺取了昌都以西要地类乌齐。

类乌齐战斗结束后，骑兵支队与配属的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飞兵南下，于19日拂晓袭占恩达，随后，一五四团主力陆续赶到恩达，完全切断了藏军西撤的退路。

其余各部队也都在天气十分寒冷、山区空气稀薄等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下，翻雪山、趟冰河、攀悬崖、钻密林，艰难地行进。

迂回南线的部队每人负重七八十斤，十三天前进750千米，从南面堵死了藏军的退路。

云南方向的十四军之一二六团和一二五团一部穿越横断山区，克服种种困难，陆续攻占门工、碧土、盐井等地，配合了北线部队的作战行动。

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渡江后，占领有利地形，对对面藏军第九代本形成夹击之势，并歼灭其一个连。

11日，当部队进至宁静（现芒康）附近时，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主动前来接洽，放下武器，并引领部队进入宁静。

德格・格桑旺堆

在昌都战役之前，格桑旺堆收到过南路先遣部队的各种有关政策的宣传品，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有所了解，同时他分析了第九代本兵力和解放军的实力，认为绝不可能战胜解放军。当解放军逼近宁静时，他想“还不如谈判议和，于公于私都有益”，于是，毅然举起了义旗。藏军第九代本的起义，为昌都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昌都战役发起后，解放军各路部队边打边走，所向无敌。藏军与解放军一经接触，稍事抵抗，即行遗逃。

当人民解放军10月7日发起战役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昌都总管府的官员尚不知道情况。直至11日宁静等地解放、岗拖告急，各地逃回昌都的藏军带来战败的消息，才使总管府极为震惊。

昌都总管阿沛连日发电报向噶厦报告军情，急切等待回复。拉萨的噶伦们到12日虽知道昌都已经发生战事，但他们不相信局势会那样严重，仍然在林卡里吃喝玩乐，迟迟不予回复。这使阿沛等“文武官员曾为等待政府之命令而（承受）日夜焦虑之苦”。

17日，阿沛召集“在昌都之所有官员，就投降还是后撒的问题认真商讨，大家一致同意后撤。”噶厦亦下达准其撤退的命令。18日，阿沛率驻守及撤到昌都的藏军两千余人撤离昌都。

这天早晨，一觉醒来的英国人福特发现昌都总管阿沛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便把他留下不管了，而此时，“整个昌都城人心惶惶，惊恐万状。人们向四面八方逃跑，有的携带着自己的财物，有的拖着有用的物品……大街上的牛栏马棚已无人照料了。”

参加昌都战役的北线中路部队一五六团一部于19日进入昌都，其他部队陆续到达。至此，西藏东部重镇昌都宣告解放。

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着昌都总管府直属人员及藏军大部撤出昌都后，本欲向西撤退，当得知解放军已控制恩达切断其退路时，即折回昌都西南约20千米处进入一个名叫朱古的寺庙中。

阿沛同身边几个官员商议后，决定派出两批官员分路寻找解放军接洽联系，并命令总管府机关和藏军第三、第八、第十代本，以及其他藏军和民兵一部共27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阿沛事后回忆说：“当发现类乌齐一带已失守，拉贡、恩达已被汉军占领，我们被包围无路可逃，只好撒回朱古寺，第三、第十团逃散官兵和第八团会合，与我主从官员合一处，大家如油尽之灯，陷入绝境，于是不分公私武器弹药，全部交出。”

21日，骑兵支队和一五四团领导人处理了藏军放下武器后的有关事宜。至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昌都战役自10月6日发起，至24日结束，历时19天，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共计毙、伤、俘藏军5700余人，其中代本以上中高级军官20余名，俘获为昌都总管府服务的英国人福特、在九代本处的英国人布尔及印籍藏人2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人民解放军伤亡（包括渡江淹亡在内）共114人。战役中争取了藏军第九团格桑旺堆（1912年——1984年)代本率部起义。

昌都战役意义重大。它圆满实现了预定的战役目的，取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胜利。

这一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震撼了西藏地方统治集团，促使其迅速分化，同时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增强了部队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统一的信心和决心。因此，昌都战役被誉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