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李诵继位后，任用以王叔文、王伾等人为核心的执政团队推行改革，史称“永贞革新”。这次改革仅仅维持了半年时间便失败了，在历史上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对于改革失败的原因，后世的史书中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关于改革团队内部意见冲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集中在核心人物王叔文和韦执谊身上。很多史书上说，因为这两位改革派的大将在政治理念上发生冲突，才使得改革的主张不能完全实行。而保守势力就是抓住了这种机会，胁迫唐顺宗李诵禅让皇位，导致了这次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很多史书上描述的具体原因却有着很大的冲突，让人看得云里雾里。有的史书说王叔文贪恋权势，意图独霸朝政，引起了韦执谊等内部人士的不满，所以双方意见不一。也有说韦执谊是依附于王叔文起来的，成为宰相后不愿意在依附对方，所以在政策上与王叔文背道而驰，使得改革团队内部出现分裂。从史书记载的事件来看，这些说法大多是主观臆测的，并没有可靠的证据。下面就以王叔文和韦执谊两人最大的意见分歧，看看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前文讲过，王叔文和王伾等人的执政团队大多是朝廷中下层的官员，以比较激进的文人居多，所以这个团队除了唐顺宗李诵外，缺乏其他掌权的势力的支持。但这个团队中也有例外，韦执谊就是这个例外的人。韦执谊与二王刘柳等人不同，他不是中下层官员，而是典型的门阀士族的子弟。韦执谊出生于京兆韦氏，是初唐时期关陇贵族门阀的大家族之一。京兆韦氏在历史上非常显赫，最为巅峰是在隋朝初年，当时的大家长韦孝宽是北周名将，是扶持杨坚取代北周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京兆韦氏子弟在隋末唐初在朝廷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朝廷的人才选拔制度进行了改革，大量提拔了来自于庶族寒门地主的人才，于是门阀大族的势力开始在朝廷中萎缩。尽管如此京兆韦氏依然在朝廷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唐中宗李显时期一度还占据了皇后之位。出身于这样的大家族，韦执谊从入仕开始就一帆风顺。他在唐德宗李适时期考中进士，被授为右拾遗，二十余岁便进入翰林院担任翰林学士，深受李适的宠信。李适看中韦执谊的文采，对其非常的器重。韦执谊也常与李适的宠臣裴延龄、韦渠牟等出入禁宫，一时间风光无限。
在唐德宗李适晚年，有一年做寿诞的时候，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李诵赠送了一尊佛像。李适便让韦执谊为这尊佛像写赞文，而李诵也赏赐了缣帛给韦执谊作为酬劳。因为这次交往，韦执谊得到了李诵的看中，也就和东宫集团核心人物王叔文有了成为知交。后来唐德宗李适猜忌太子李诵，朝中大臣张正一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等人欲联合弹劾东宫结党。韦执谊得知后抢先弹劾张正一等人结党，将李诵面对的危机化解于无形。于是韦执谊也成为东宫集团的一员，后来也就成了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
唐顺宗李诵继位后，以原来的东宫集团为执政团队，开始了永贞革新。他任命了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伾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待诏。在王叔文的推荐下，韦执谊被任命成为尚书左丞，加授同平章事，成为宰相，并赐获紫衣、金鱼袋。两个月后，韦执谊又更进一步，成为了中书侍郎兼同平章事。按照当时的分工，朝廷中书事务由王叔文和王伾决定，而尚书六部等事务则归韦执谊的管理。可以说这三人就是永贞革新的核心三人组，而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只是负责下面具体执行改革的官员。
在整个执行改革过程中，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是很多史书抹黑的那么不堪。从史书上看，两人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案子上，这也反映出他们在具体政治理念上的分歧。第一个案子是侍御史窦群案，这个案子中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弹劾屯田员外郎刘禹锡，矛头直指改革团队。当时王叔文想把窦群等人贬斥出朝廷，被韦执谊所阻止。第二个案子是宣歙巡官羊士谔案，当时羊士谔到长安公干，公开反对王叔文的改革政策。王叔文想要处死羊士谔，被韦执谊所阻止，最后改为贬官汀州宁化尉。
最后一个案子是剑南度支副使刘辟案，此案涉及到剑南西川节度使的任命问题。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刘辟自认为节度留后，并上书朝廷想要接任节度使。朝廷不许他接任，将其调任为给事中，但刘辟不赴任。王叔文对刘辟非常不满，想要除掉此人。韦执谊的意见是对刘辟妥协，以安抚为主。
上述三个案子中，王叔文和韦执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也让改革团队内部出现了分裂的声音。一些人支持韦执谊，也有人支持王叔文，双方僵持不下。这种僵持让保守势力抓住了机会，于是长安城内谣言满天。最大的谣言就是王叔文要挟持天子独霸朝政，这为改革失败埋下了隐患。
实际上这三个案子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是细枝末节，两人只是在处理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对于涉案的窦群、羊士谔、刘辟三人，韦执谊也是表示反对的，但他认为王叔文的处理过于严重，手段过于激烈。他希望对这三人采取怀柔政策，不要用太激烈的手段打压对方。但是在核心问题上，韦执谊和王叔文向来都是一致的。比如在反对拥立李纯为皇太子的问题上，韦执谊为此与岳父杜黄裳闹翻，坚决站在了王叔文和改革团队的一方。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韦执谊和王叔文的矛盾只在于处理对象的程度区别，并没有是非的差异。
两人都是站在改革一方的，只是对改革的缓急激烈程度和范围有着不同的看法。王叔文显然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一举将朝廷中的腐败势力和与之勾结的宦官集团、藩镇集团一起拿下。而韦执谊则表现得比较温和，只是对诸如李实之类的大贪巨贪动手，对其他的尽量采取怀柔政策。出现这种分歧，还是在于两人的出身，和所属的阶层不同。王叔文是中下层寒门地主出身，而韦执谊则是门阀贵族，两人的根本利益有差别。如果按照王叔文的激烈的改革措施，门阀贵族显然要遭到沉重的打击。
对于韦执谊而言，他所期望的改革是回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皇帝与门阀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辉煌时代，所以不想一棍子将门阀官员全部打死。而且他也认为门阀与藩镇、宦官利益链太多，一次性无法全部搞定，只能循序渐进。所以他主张对窦群等贵族官员采取拉拢，对刘辟等藩镇采取怀柔，先解决朝廷内的问题。而王叔文则是更加激烈，想要一举加强中央集权，回归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以中央朝廷完全压制地方的形势，这是门阀贵族难以接受的。但是从历史发展看，似乎韦执谊的怀柔并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后来唐宪宗李纯继位后，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对门阀贵族怀柔，以此来压制宦官集团和地方藩镇。结果是国家长期处于党争动荡之中，牛李党争延续了四十余年。刘辟更是在李纯继位后不久就举起了反旗，引发了整个三川之地的动荡。可以说韦执谊对这些势力的怀柔，其实是对他们腐败的纵容，不但不会让他们收敛，反而时期更加的变本加厉。只有用强硬的手段将权力从这些势力手中夺回，才能够确保改革的成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也不是。韦执谊的软弱被保守势力所利用，也成为压倒改革派的一根稻草。
当然王叔文在此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正确，也有很大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对朝廷中下层的官员寄予了太大的希望，却没有给予更大的权力。权力集中在二王八司马的小圈子里，这并不足以对抗朝廷中的保守势力。他也没有将改革的范围推动到全国，只限制在长安城内，这也无法触动保守势力的根本。最大的问题是，在皇帝的问题上，他没有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以至于失去了军队的支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枪杆子一切头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看，王叔文在执政经验方面有着很大的欠缺，不是一个好的改革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