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影视作品中，凡关乎满清上朝情景的，皆是皇帝大臣呼啦啦一大群盛装出席，再来个太监喊一嗓子“有事启奏无事退朝”——然而事实上这类大朝在清代每一年出现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的，只在不得不正式操办一下的情况下，才会举行。
不过尽管理论上来讲每月五、十五、二十五日应当举行常朝，但实际上这个完全是礼仪性质的，皇帝们很少自己找罪受真正意义上举行常朝，有时候甚至一年的都不举行一次。根据穿戴档记载，乾隆十七年穿礼服有十六次——这其中不完全是常朝所穿，礼服也在祭祀、大节日的情况下穿着（多数都是在这类情况下穿着）——其他年份差的也不多。
那么如果不举行常朝，清代君臣要怎么交流感情办办公事呢？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召见”，这个召见，才是每日都有的形式。档案中也记载“叫起”，听起来还是挺形象的。这种见面方式不会很多大臣，一般就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引见官员，例由吏部带领，应着蓝袍、天青褂，挂朝珠，每逢朔、望，及五日、十日，着补褂... ...至召见，大致服色略同，惟长袍不一例，蓝者、深驼色、浅酱色者，皆可着，亦配忠孝带。”所以穿的轻便多了，皇帝也不需要面对那么多人奏事。
而历史真如我们在影视作品上看到的那般上至皇帝下至官员都是汉语来汉字去的吗？当然不是，通常来说，皇帝发布决策的时候都是说满语的，尤其是在早期。
清朝使用满语除了保持民族传统之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保密。因此，清朝早期机密文件全是满语记载。
清朝早期混的好的汉大臣全都苦学过满语，有些甚至还学过蒙语和藏语。例如张英张廷玉父子得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精通满语，其中张英在汉人满语考试中第一名。在康熙朝开博学鸿儒科，招录了一帮大儒，一开始对他们是委以重任，让他们拟写文稿。可不就发现，这些人因为不懂满语，写的文辞极难翻译，也就将他们统统打发了。
同样的，满族大臣也比要求学习汉语，还定期考核。
此外，还涉及到一些召见。一般来说，这个就因人而异了。例如康熙在接见西藏班禅的时候就秀过一口藏语，班禅惊讶的不行。此外在接见一些蒙古王公的时候，皇帝一般说蒙语。我比较好奇的是，皇帝接见朝鲜使臣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语言？反正肯定不是韩语。
清朝皇帝一般来说，都要精通汉藏蒙三种语言，要求做到会说会写。清朝早期几个皇帝汉语水平其实都很一般，写的奏折里面错别字大大的多。因此，满文是主流。但从逆天的乾隆开始，清朝皇帝转身一变个个成了文学家艺术家，写的一手好打油诗，皇家诗集出了一本又一本，于是汉语占据主流。但是满文仍然是官方正统问题。。
在清朝，大方向上的确是越到后期满语适用范围就越小，但由于清代皇帝素来维护“国语骑射”，在很多特定场合是要求必须说满语的。瀛生先生曾在《满语杂识》一书中提及，其高祖曾在道光末期亲见道光帝训斥因在御前奏事时满语口音有讹变的侍卫，可见起码到了道光时期，御前奏事还是看人下菜的。
根据史料记载，满语在档案、君臣问答、正式场合还是存在一定的应用范围的。如光绪年间接见外国使臣时，有记载表明光绪帝使用满语来主持场面。而哈佛燕京学院最近放出来的满文珍稀图书电子版的档案之一《中俄咸丰十一年条约档》满文原文更是点出了条约最终解释权以满文版本为主，这一点可能以往中国史学界提及的不多。
总而言之，尽管满语满文在日常生活中适用范围不断缩小，但在正式的场合中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无用。在日常的召见中（即御前奏事），皇帝所说的语言取决的大臣的身份和所奏内容，既有使用汉语的情况，也有使用满语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