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鳌作为在左宗棠西征路上的最大对手之一，给了左宗棠进军西北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惨败，却也是少数成功投降左宗棠的回族领袖之一，并在之后的历史成功崛起为西北一大势力，对中国近代影响可谓深远。

其部下马千龄（后人马鸿逵、马鸿宾）、马海晏（后人马步芳、马步青）的后人分别形成的“甘马”、“宁马”和“青马”所构成的西北马家军更是纵横西北八十多年，是为近代西北最大祸患。

所以马占鳌实在可以说是西北诸马的奠基人，是研究西北政治生态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

马占鳌的降清之心

马占鳌（1830-1886），字魁峰，又字鼎臣，出生于河州莫尼沟何家庄。

他幼年在当地的清真寺学习经文，后前往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继续深造，24岁时学成归来，成为了本庄清真寺的阿訇，并隶属于花寺门宦。

马占鳌在担任阿訇期间，做了一件广为人知的善事：他要求父亲将原本准备留给他的财物分给穷人，表明了他“止利之事，先自我始”的决心，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新旧教派争斗中，他组织乡民抵抗新教的掠杀报复，成为西乡一带的回族首领。

1863年，西北地区爆发了回民大起义。

马占鳌深知各教派门宦之间争强好胜的弊端，起初一直按兵不动。

回民军久攻河州不下，派人向马占鳌求援，他认为反清不易，各门宦需齐心协力，共同维护民族和宗教。

最终，他被推为回民军的领袖，并在其部下马海晏攻破河州后声望更高。

尽管如此，马占鳌内心并不认为反清事业可以成功，他参加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争取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因此在起义过程中，他时而求抚，时而反清。

随着左宗棠入甘成功打下金积寺的叛军领袖马化龙，至此马占鳌的“招抚”态度更加明显。

在此期间，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迫切的“求抚”愿望。

龙战乾坤血未销，彼天何事纵天骄

祗堪孽境留冤狱，安有爰书载赦条。

舆论至公千载定，君门虽大九重遥。

公然杀将屠城事，说与妻孥破寂寥。

但是左宗棠深知马占鳌反复无常的个性，认为西北动乱的根源在于“河回嗜利轻生，性喜剽掠”，因此即使求抚，也需“先剿后抚”。

于是一场恶战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左宗棠兵败太子寺，马占鳌投降清廷

1872年2月，左宗棠率湘军重兵集结太子寺，与马占鳌所部回民军队狭路相逢，湘军人多势众，回民军连战不利。

时值隆冬，马海晏决定兵行险着，亲率敢死队 300人，携带水壶、石块等物，乘夜潜入湘军腹心阵地制高点新路坡，迅速筑起一道工事，浇水成冰，异常坚固。

湘军天明发觉后发动猛攻，马海晏指挥敢死队员从容应战，半数人马居高射击，半数人员装填火药。

湘军伤亡惨重，左宗棠爱将、前敌凉州镇总兵傅先宗督战时被马海晏击毙，记名提督、总兵徐文秀阵亡，军心动摇。

马占整乘势发起冲锋，与马海晏里应外合，湘军溃不成军，仓皇撤退，兵马、器具损失无数，这是左宗棠进军西北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惨败，因此左宗棠也颇赏识斯役回民军指挥者的军事才能。

马海晏后人常以此炫耀，马步芳在祭祖的祭文中反复提到“先大父讳海晏公，诚笃，骁勇善战，左文襄公奇其才,”指的就是这次战役。

按常理，这时是追击敌军的好时机，但马占鳌熟读经史，深知“兵犹火也，不弭将自焚”，因此仍难免一败。在《甘宁青史略》中，记录了他对各路义军首领的一番话：

“陕西白彦虎和宁夏马化龙已经失败，陕西和甘肃大部分地区已被清军平定。战争祸延遍地，继续下去不仅汉人仇怨日深，回族亦无立足之地。即使一战而胜，谁能阻止关东将帅再来？除掉一个左宗棠，还会有无数个左宗棠。河州弹丸之地无法与天下抗衡。现在大家若攻打安定大营，即使胜利，未来还是要种地的种地，做买卖的做买卖。过去的事由我一人承担，杀我一个可以救我们十个，杀我们十个就救了一百个。等到失败后再降，善后处理会更重，死的人更多。古人说‘君子见机而作’，今日之事，舍降别无生机。”

经过这番劝说，众人决定向左宗棠投诚。

左宗棠正值败局难以收拾之际，闻马占鳌投降，喜出望外，立即决定让他到定西湘军大营请降。

根据杨效平在《马步芳家族的兴衰》中的记述，左宗棠当时因地方官吏腐败而痛心疾首，一直呼吁起用新人，革新西北边政，却苦于人才匮乏。

当发现马占鳌这个善于随机应变的大将时，左宗棠自然“喜出望外”。

通过向清军投降，马占鳌以其智慧和远见，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保护了大部分跟随他的回民百姓，为日后其马家军势力的崛起奠定基础。

马占鳌投降献诚心

左宗棠作为清后期的“中兴之臣”，在洋务、治军、用人等方面有其过人之处，但镇压西北回军时，他常感叹人才难得。

虽然他早已预计到马占鳌可能会投降，但马占鳌在左宗棠于太子寺失败的关键时刻投降，给了左宗棠一个台阶下，使他能够向皇上有个交代。

这一意外的“胜利”让左宗棠喜出望外，也使他在面对朝廷的严厉斥责时，有了一个缓和的余地。

1872年3月，马占鳌派其长子马七十五（回族习俗，以其祖父年龄命名）及其他回民首领的子弟前往左宗棠大营，名为献马表忠，实则试探左宗棠的受降诚意。

这些少年在军营中表现镇定，尤其是马七十五，他的机智回答和从容不迫赢得了左宗棠的好感。

左宗棠亲自为马七十五改名为“马安良”，勉励他“除暴安良、读书成才”。

同年7月，左宗棠将大营移往兰州，召见马占鳌及其他回民起义领袖。

马占鳌精心准备，带着4000余匹骡马和14000多件收缴的起义军枪矛，并以自缚铁索的形式，表达诚心投降。

面对左宗棠，他声泪俱下，自称“罪犯孽重，自缚领刑”，并重申“自今尔后，愚民竭诚尽忠，永不叛变”。

左宗棠对此感慨，肯定了马占鳌的明智选择，随后考较他的用兵才能，并在听完马占鳌的防御计划后，对其能力表示赞赏。

最终，左宗棠上报朝廷，给予马占鳌军功记名，并嘱其协助扑灭其他反清义军，为朝廷效力。

此后，马占鳌所部编在湘军刘锦棠旗下，转战河湟地区，剿灭回民义军，成为左宗棠“以回制回”政策的工具。

次年9月，在左宗棠和青海办事大臣豫师的保荐下，马占鳌被朝廷授予游击补用职衔及五品顶戴花翎。

“大义灭亲”马占鳌

为了向左宗棠表忠，马占鳌镇压同胞毫不手软。

西宁回民义军首领、大教长马桂源曾是马占鳌学习经文的业师，当他派人求助时，马占鳌设计埋伏湘军重兵，生擒马桂源及其随从，并用药物将他们毒哑，以避免他们揭露自己过去的反清密谋。

随后，他将这些人解赴兰州杀害。

不久后，马占鳌又设计捕捉了与自己在河州一同起事的撒拉族头领马彦龙等人，将他们斩首示众。

左宗棠和朝廷对马占鳌的表现非常满意，多次夸赞他“能明大义，才堪选用”，认为马占鳌是回中之杰，其子亦非凡品，将来弹压河州，非马氏父子莫属。

马占鳌被其同族视为叛徒，成为满清走狗，其崛起是建立在自己的同族血肉之上的。

总之，马占鳌在左宗棠的招抚下，积极协助清军镇压其他回民义军，最终获得了朝廷的赏识和权力。

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至今仍引发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功成西北，马家军崛起

左宗棠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实施了一系列“善后”措施，试图通过“斩草除根”的方式彻底压制回民起义。

首先，左宗棠采取了强制性迁徙政策，以期分散回民的力量，防止他们再次聚集反抗。

马化龙被杀后，左宗棠将一万多陕西回民强行安置在平凉与华亭交界的化平川、圣女川等地，并押解三千多甘肃回民到这一带的荒凉之地。

马占鳌投降后，左宗棠腾出手来，将三万多陕西回民从关中迁移到平凉、清水、秦安、安定等偏远地区。

肃州破城后，城内回民被悉数迁走，家产充公，清真寺被焚。

当这些被强制迁移的回民提出返回原籍的要求时，左宗棠代表清政府严厉表态：“概不准回逆复回，再行入境。”

这一系列举措导致河西地区“无回族聚处”。

左宗棠的“善后”还包括在西北寻找清王朝的代理人。

从左宗棠给马占鳌下的“能明大义，才堪选用”的评语可以看出，马占鳌就是他用兵西北过程中发现的人才。

自从马占鳌接受朝廷招抚后，赐号“勒尔津巴图鲁”，不仅协助左宗棠扑灭了西宁肃州两处的回民义军，而且在左宗棠离甘后，忠实地履行代理人的职责，利用军权夺取了河州各门宦的教权。

马占鳌所在的花寺门宦（老教）成为西北实力最大的门宦，其他教派和门宦则居于被支配地位。

马占鳌从一个年轻的阿訇变成了集军权、教权于一身的举足轻重的人物，若非英年早逝，可能会更接近“政权”的目标。

马占鳌的崛起则是左宗棠“善后”政策的直接产物。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马占鳌积极配合清军，协助左宗棠剿灭其他回民义军，因而获得清政府的信任和重用。

他利用清政府赋予的权力，逐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成为西北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果左宗棠的“善后”政策有任何功劳，那么马占鳌集团和他们的后人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