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普遍存在，具有无特定诱因、与社交联系紧密、来源多样化等特点。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个体注重自我表达与自我关注，情感丰富但波动较大，心理发展还不够完善，在情绪调节能力上存在诸多不足。
基于大学生心理发展与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大学生情绪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及事件的影响。与此同时，家庭、高校、社会对大学生要求较高，适应力成为大学生必须具备的“硬实力”。
这里的适应不仅仅指技能的获取，还包括人际关系、情绪调节能力等诸方面的良好状态，焦虑在适应不良群体中更为多发。
焦虑的表达因人而异，有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影响焦虑情绪表达的因素之一，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个体，更能降低焦虑的负面影响，在情绪表达上也能够选择更加合理的方式。
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生理、心理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到共情的影响，共情是体验他人情绪、理解他人认知的能力，是产生亲社会行为的重要驱动力。
除共情因素外，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也较容易受到个体情绪的影响，大学生较为多发的焦虑情绪就是影响因素之一。
因此，探究焦虑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对于大学生具有普遍性意义。
面对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各方对大学生素质要求日益提高的大环境，提升大学生情绪自我调节能力、降低焦虑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此，研究从大学生焦虑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出发，探究焦虑与亲社会行为倾向关系的深层机制；进一步引入与亲社会行为倾向密切相关的情绪变量，探究影响焦虑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相关因素。
以往研究表明，团体辅导可以促进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水平提升，在变量间关系探讨的基础上，通过团体辅导方式对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变量进行干预。
以期提升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水平，为大学生更好地应对压力、提高亲社会行为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共情的中介作用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作用分析
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焦虑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倾向，焦虑水平越高的个体具有更低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共情在焦虑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焦虑能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倾向，也可以通过降低共情水平而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倾向。
因此共情水平高的个体在进行认知决策加工时就倾向于采用利于他人的行动，这支持了研究的结果。
根据Kahneman提出的注意认知资源理论，注意认知资源的容量是有限的，焦虑情绪对个体而言属于复杂刺激，刺激越复杂，焦虑情绪越明显，导致会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
个体内部情绪占用的认知资源越多，对外界的注意认知就会相应减少，会降低采取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基于个体对他人情绪的感知与认知，在个体情绪占用过多注意力认知资源时，共情的情绪感知与认知所能利用的认知资源会减少。
这就导致焦虑可以降低共情水平从而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倾向，即共情能对焦虑与亲社会行为倾向产生中介作用。
针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对结果进行解读。一方面，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不能调节焦虑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影响，但表现出抑制其直接效应的趋势。
根据Bandura的社会行为理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影响是通过效能感行为模式的表达体现的。
具有高情绪调节效能感的个体，能够在面对困难时积极应对、积极调节，表现出良好的应对问题能力与社会适应水平。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缓和焦虑情绪的负面影响方面，依据Ellis提出的情绪认知行为理论，情绪不是必然导致个体某种行为。
情绪与行为的联系需要经过个体的认知加工，情绪调节效能感高的个体，对焦虑情绪的分析加工能力更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自我调节改变焦虑情绪导致的行为后果。
但是，这一趋势没有表现出直接的调节作用，可能是由于情绪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需要经过个体的认知加工，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通过调节焦虑与个体认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对亲社会施加影响的，这一影响需要一个中介变量加以体现。
另一方面，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焦虑与共情之间起调节作用，支持了研究的假设。共情成分理论认为，共情分为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这两种成分同时存在于个体信息加工中。
在共情的加工机制中，个体接受到他人的情绪信息，首先会发生情绪感染，继而发生情绪共情，而后认知与情绪共情共同作用产生情绪反应，这就为个体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解释基础。
个体察觉到他人情绪体验，经过共情的加工机制产生情绪反应与认知，进而做出亲社会行为。
这一机制会受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拥有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能够调节焦虑情绪对个体的影响，减弱焦虑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而提升亲社会行为倾向水平。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是通过认知调节与情绪调节的方式实现的，且在不同水平上有不同体现。
自我情绪调节效能感水平高的个体，对自身情绪能进行很好的调节，避免对自我情绪的过度加工，减少了对情绪、认知加工资源的占用，为共情情绪认知及加工提供了更大空间。
再者，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对社会及他人更易抱有积极的情感倾向，对他人保持积极的态度，促进了个体共情能力的发展。
具有高水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外倾性更加显著，会更多地关注外界，在他人有求助需求的情境中，更容易理解他人情感，做出亲社会行为。因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调节焦虑与共情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焦虑能够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倾向，焦虑水平越高，个体亲社会行为倾向越低；共情能够中介焦虑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表现为焦虑水平越高，共情水平越低，亲社会行为倾向越低。
共情对焦虑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中介作用受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降低焦虑对共情的影响作用，间接对亲社会行为倾向起到促进作用。
团体辅导干预的有效性分析
数据分析后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被试在焦虑水平上有所降低且亲社会行为倾向比干预之前有所提升，两组被试干预前在焦虑、共情、亲社会行为倾向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干预之后两组的实验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干预组成员主观感受有了明显改善，说明团体辅导起到了的作用。针对团体辅导能够顺利完成并基本达成既定效果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研究一模型的成功建构。针对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前人研究中，众多学者从焦虑、共情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等角度进行了探讨，研究的结果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
焦虑能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共情能够促进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在焦虑、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倾向起到调节作用，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体现。
以往的研究结果为研究的模型构建提供了参考，研究一成功构建了变量之间的模型。模型的成功构建，为研究二干预的方向与方案提供了基础和依据，也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针对研究一的结果，研究二主要从降低大学生焦虑水平、提高共情能力、提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方式提升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