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岳健勇先生的一篇文章：《在情感与理性之间——非敌非友的中美关系》，其对于流传久远的三大“中美合作神话”之历史性事件，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解读，让人们对此间的误解，得以明了、清晰。
一是所谓尼克松对华“友好”，美中联手“做掉苏联”事件。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结束世纪性对立，从此开始握手言欢，并因此对苏联集团形成了极大的逼仄压力，也成为最终苏联倒掉的重要外部因素。
确实，尼克松实现中美关系破冰之举，在客观上当然利于我们国策的重大转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令中国重返国际社会，促成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实现了当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伟大成就，显然奠定了重要根基。
但是，尼克松的出发点，当然不只是为了帮助中国达此目标，他显然是首先和主要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充分考量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后，才做出所谓的“联中抗苏”决策。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美苏是世界对抗的两大集团之代表国家，而游离其外的中国，就成了重要的第三极力量——此时，美国将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互为利用的重要援手，显然对于苏联集团的打击极大，使得当时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两大集团之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严重的偏斜，美西方因此认为这是其取得战略优势的一大成就。
而当时的中国，已与“修正主义”的苏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但显然，苏联的综合实力、集体动员能力等，仍然全面压制中国。
特别是两国数千公里边境线上，有着百万强兵压境，这对于中国的威胁极大，更是严重牵制了中国的发展精力，我们应对外部环境的成本极大。
虽然在咱们官方叙事中，尼克松一直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岂不知，正是因为尼克松的坚定“反共立场”，才促成了他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沉重打击当时最重要对手的苏联集团。
由此可见，尼克松的战略意图，并非主要出于对中国的善意，而是想充分利用中苏分裂形势，通过拉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最终削弱苏联这个意识形态集团的潜在威胁，以此重塑全球战略格局。
具体而言，当时尼克松访华的眼前目标，是借助中国对于”北越“的影响力，帮助美国达到从越战脱身的目的——当时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欲摆脱“陷入越战”的泥潭，才是彼时美国最迫切的政治目标。
而在1994年尼克松临终时，他曽向友人懊悔自己一手设计的“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并称:“我可能造出一个弗盖肯斯坦（科学怪物）”
二是所谓1969年时，美国警告苏联核武威胁中国，因此“拯救”中国事件。
在互联网等媒介上，华人圈里广泛流传着一个“中美携手的神话”：即认为1969年时，苏联想用核武器对中国进行讹诈，而美国则出于“道义”保护了中国，以其实力阻止了苏联想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
但岳健勇先生却认为：“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
其称：“实际情况是，尼克松原本寄望于苏联解决越南问题，并推动与苏联达成削减战略武器的协议”。
”但苏联看到美国深陷越南泥潭，并在国内政治中分裂，拒绝回应美国的请求”。在此背景下，才促使尼克松实施‘联中制苏’战略”。
像哈佛大学克法夸尔教授曾指出，“如果苏联在此时伸出援手，帮助美国体面撤出越南，美国很可能对苏联核打击中国的计划，会持‘善意中立’态度”。
首先，这一表述，当然证明了“当年苏联确实知会美国，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这一事实——由此可见，当年意识形态相同的苏联，原来竟想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摧毁中国，所以，对于苏俄这个国家，我们仍应警钟长鸣、不得不防！
但是，美国原来也并非如传说中的那样，是出于什么“道义”帮助中国，免除了一场重大核危机——如果当时苏联做出利于美国的选择，很可能美国就会成了苏联核打击中国的一个“隔岸观火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一个“火中取栗者”吧？
三是所谓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令中国成为当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还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超级霸权的地位。
其实，当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美国是最顽固、极难缠的一大因素，其要求条件最为苛刻——如果没有其干扰和作梗，中国入世其实要轻松的得多了。
像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彼得·诺兰对此曾言：“中美入世协议，堪比作《南京条约》”。他认为：美国“欢迎”中国入世的动机有三个：
其一、中国当时国力尚弱，完全不为美国所虑；其二、是美国想借此机会，将其大量的跨国公司引入广大中国市场，以此赚取最大化利益；其三、美国有意借此“遏制而不孤立”中国的策略，推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走向，实现所谓的“自由化、民主化”。
还有像英国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威学者考克斯指出，“美国对外政策从未基于利他主义，而始至终以‘自利目的’为驱动，对华政策亦不例外”。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也曾指出，自尼克松时期起，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始终是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即“维持现状的大国”——而绝非某些中国理论家所幻想的，与美国共治世界的“共同经营者”。
当然，仍不得不说，美国作为后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其最终反超老牌超级大国——英国，美国与其他超霸国家，还是有一些略为不同的特质。
比如，当年侵略、殖民中国的国家中，美国是首个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创办近代教育的国家——这当然有其“文化殖民”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显现出与其他侵略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即美国首先会利己，但也有可能相应在客观上容许“利他”的产生。
像二战时美国的主要对手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美国都能在利己为主导之下，还能兼顾“利他性”，带动德日很快翻身，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重要代表性国家。
还有像二战期间，美国开始只是隔山观虎斗，成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最大赢家。
但仍不得不说，美国后来下场参战，对于中国当年抗日的帮助极大——这要比苏联在最后胜利局面已定之下，更多出于抢夺抗战果实的目的才出兵相比，美国对于中国的助力，要明显大得多。
“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美国确实是一直这样干的，这也符合美国人推崇的“丛林法则”思维，但其能同时客观上达到利于他国的效果，比如，包括利于中国的结果出现，我们当然也应对此实事求是地认同，甚至说，因此对于美国有一种“感恩”心理，也应不算为过吧？
我们要客观的尊重历史，而不要“加戏或减戏”——既不要自作多情，虚妄地夸大美国的所谓“世界道义性”；当然，也不能睁着俩眼说瞎话，对于美国在历史上，曾客观上帮助了中国一把的这些事实，却要选择性的失明，予以忘记或否定了。
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之路，不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他国是否相信，但我们自己一定要坚守这样的原则和立场——“不走世界霸权之路”，历来也是我们的重要国策与终极目标。
所以，能争取包括美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更多的与我们相向而行，而不是反向对立、走向战争，真正做到“和而不同”，才能为中国的发展争取和创造出最大化、最久远的和平环境。【原创评论：瑜说还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