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单位食堂

大家好，我是兰台。

今天兰台要给大家介绍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一件趣事——1963-1966年这3年时间里，国内部分地区出现了猪肉产能过剩的情况。

当时国内还没有那么充足的冷库、物流体系也不够发达，如果市场不能及时消化，那么势必会出现大量“死猪臭肉”的情况。

为了避免出现“死猪臭肉”，全国各地纷纷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促销措施。

买肉

比如文章标题里提到的沈阳市就要求全市干部、工人都来购买猪肉，并且提出要求，每一个干部必须购买15公斤猪肉、每一个工人则需要购买5公斤猪肉。

沈阳为了缓解干部和工人的经济压力，还表示这笔“买肉钱”可以不着急给，可以“先吃肉后给钱”，从下一年的工资里扣除。

那么，为什么全国范围内会出现“猪肉过剩”的情况呢？

养猪

众所周知，国内生猪养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农户个体养殖为主。

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产品（包括生猪/猪肉）出口是国家主要的外汇来源。

根据《中国农产品贸易角色变迁：1949—2019》论文显示，从1950-1976年，这26年时间里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来没有低于60%，甚至很多时候是在70%以上。

比如1955年，农产品出口就占总出口比重的74.6%。

当时生猪出口，不但能为国家换来急需的外汇，还能换来急需的工业产品。

比如上海统战部官网上一篇名为《回忆“猪肉换拖拉机”的那段时光》的文章，就详细介绍了1960年代，中国出口猪肉换意大利菲亚特集团拖拉机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生猪/猪肉在出口创汇以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有关方面一直想对生猪生产实行规模化、集体化喂养。

当时的集体猪场

比如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许多集体猪场。

原本以为这样能让生猪产量翻番，但是由于猛地从个体养殖转变为集体猪场，公社的集体猪场和真正意义上的集约化规模经营相去甚远，反而由于饲养人员没有照顾这么多生猪的经验，还造成生猪的大量死亡，

结果就是1955年底，全国生猪存栏量比上年（1954年）减少1380万头。

面对生猪存栏量减少，猪肉产量在可以预计情况下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经过农业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对养猪问题进行了多轮调查研究，最终还是确立了以当时农村实际情况，生猪养殖还是以个人养殖为重的方针。

1956年7月，《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养猪历来是我国农民的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农业合作化以后，仍然是合作社社员的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积极组织社员家庭多养猪，‘私有、私养、公助’是当前发展养猪的主要办法。”

养猪

并且，为了鼓励农民多养猪，国家还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措施，1957年，生猪存栏量猛增到14590万头，比1955年增长65.9%。

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年，国家就遇到全国范围内的罕见自然灾害。

全国的猪肉产量自然也出现了断崖式下降。

以福建泉州晋江为例，1958年底生猪存栏量从1957年的90620头下降到了87837头，1959、1960年持续下降为72685、62461头。

而为了“生产自救”，为了能换取更多的外汇用于购买粮食，有关方面决定在生猪养殖问题上，重回“公养与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道路上去。

1961年陈云在上海调研时还专门提到了生猪养殖还是个体养殖好：

公养猪养得是多，但是养得这么瘦，没肉吃…私养好啊！不要我们国家花钱，农民又有养猪的习惯。

那么，有关方面为了鼓励农民多养猪，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1960年代农民个体养殖生猪

互联网上有不少声音批评20世纪50-60年代经济政策僵硬的。

其实这是典型的刻板偏见。

至少从生猪养殖看，有关方面一点儿也不僵硬，还非常的灵活。

为了促进农民饲养生猪的积极性，有关方面出台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对生猪收购进行加价以及提价。

根据相关统计，仅1961年，农民因为出售农副产品而增加了30亿人民币的收入。

第二就是允许农民卖猪时多留肉。

当时虽然对生猪也实行统购，但是为了鼓励农民多养猪，从196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购五留五”、“购六留四”、“购七留三”等政策。

有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了鼓励农民多养猪，甚至实行包干制，多养不多收。

菜市场肉摊

当然，光鼓励农民养猪也不行，有关方面第三招就是给养猪的农民多划拨饲料地以及分配饲料粮。

《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到，农民自留地的多少与生猪养殖息息相关：

自留地的多少……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

第四招就是实行奖售政策。

顾名思义，就是在收购生猪时，在定量供应之外按照牌价再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或其他紧俏商品，以示奖励。

从1961年开始，全国收购生猪实行奖售的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收购一头肥猪奖售15公斤至25公斤饲料粮，少数地区达50公斤左右。

猪场猪仔

到1963年，实行奖售的地区扩大为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每头奖售25公斤至35公斤饲料粮，同时还增加奖售棉布、绒衣、胶鞋等市场上比较紧缺的工业品。

正因为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广大农村地区迸发出惊人的养猪热情，也造成了后来的“猪肉过剩”。

以浙江省三门县为例，1962年该县生猪收购量为1.81万头（1961年仅为3700头），1965年达5.08万头。

其结果就是196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始出现“猪肉过剩”的情况。

农村卖猪

全国各地为了把这批过剩的猪肉销售出去，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比如1965年，北京市就提出要提倡和鼓励大家多吃肉，谁肉吃得多，谁就爱国：

还得提倡吃爱国肉，谁吃的肉多谁爱国。

家住南京的著名建筑史学家刘敦桢就买了许多“爱国肉”来招待当时在他家里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参考教材的同事：

1965年的南京，市面上猪肉货源过剩，政府动员市民多买肉，大家戏称为“吃爱国肉”。

当然，光鼓励和提倡不行，还要有实际举措。

许多地方为了让民众多买肉，纷纷对猪肉实行了“降价销售”。

1960年代，沈阳铁西工人新村

比如沈阳就在短短时间内对猪肉进行了四次降价，甚至有一次实行“七折销售”。

锦州市不仅实行了三次降价销售，还对全市企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团体实行“七折赊销”，也就是允许这些单位先买肉后给钱。

可能是从锦州的“七折赊销”措施中得到了灵感，很快沈阳就推出了“先买肉后给钱”的举措。

周星驰肉吃名场面

而且还规定全市干部每人必须买够15公斤猪肉，工人必须买够5公斤猪肉。

而在其他省份，也推出了全省干部职工吃“爱国肉”，每人必须购买10公斤猪肉等措施。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短暂出现的猪肉过剩现象，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END

参考资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爱国肉”现象研究》，赵鹏，《中共党史研究》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