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田/文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阎锡山接受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委任，并于同年6月宣誓就职，将山西省学兵团改为北方军官学校，校长是荣鸿胪，内分步、骑、炮、工各科，二年毕业。原学兵团军事专门部深造的学兵，改为军官学校第一期，当年又招收中学毕业学生近千人为第二期，我是考入第二期炮兵科的学生。翌年又招考数百人为第三期。我先是在预科第六队学习，当时还挂的是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和戴的五角五色帽徽，以后才改为青天白日旗，并由校长荣鸿胪作介绍人，全体学生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参加以后，既没有支部的编组，也不过组织生活，三民主义的书一般还没有见过，更谈不到读过了。到1930年阎、冯讨蒋失败后，军队缩编，北方军官学校即停办。此外还成立有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张荫梧，主要训练行伍出身人员和部队编余军官。到1933年又将军官教导团改为晋绥军官教导团学兵队，招收青年学生，实际是北方军官学校的继续，楚溪春任教育长，我任炮兵科主任。到1936年还成立了四个太原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动员扩充实力作准备。1938年春，日军侵入晋南，阎退驻陕西省宜川县，继续成立青年军官训练团，以于镇河为团长，任我为教育长，我当时决心脱离阎锡山集团，称病未报到。以上是阎锡山军事教育机构概况，其他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情况概略谈谈。
在抗日战争前，阎锡山始终是一个独立王国封建统治的土皇帝，不论是北洋军阀时期，还是蒋介石统治时期，从来是独自为政，不论人事、财政、军事、经济大权，都是他自己掌握并制定法令规章，公布施行，所谓当时的“中央政府”，是无力干预的，他也不允许对他进行干预。只有对其上层人事方面，自己决定后，报请备案而已。由于他地利人和并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各系军阀混战时都未能打进娘子关和雁门关，因而山西从未遭受兵祸，没有像其他省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悲惨景况，全省秩序良好，人民生活安定，有模范省之称。他不仅在山西省统治二十多年，而且在绥远省统治的时间也很长。在1927年秋，阎锡山为了抢占河北省地盘，响应“北伐”，分路向河北省出兵，他扬言要亲到河北省指挥作战，成立了前敌警卫团，以于振河为团长，抽调原总司令部警卫团一个营及军官学校抽编的一个炮兵队和两个步兵队组成，任务是为阎锡山作警卫。我当时到军校不到半年，还是新生，而校当局决定由新生队每个分队抽调一个身体好的原籍是河北省人代表参加，我即是一个代表，参加了临时组成的步兵第二队，于中秋节后出发。先步行到五台山待命，后出龙泉关经阜平、曲阳向望都县前进，当行至曲阳县城时，奉令改战备行军日夜急进，天拂晓时到达望都县长枣村与敌军(东北军)遭遇。由于一日夜的急行军，炮兵队和友军失去了联络，仓猝进入战斗，激战两小时后，炮兵队及友军才到达加入了战斗，我们被替换下来，两个步兵队均伤亡大半，一队徐队长阵亡，二队刘队长(刘仙庆)受伤，卫队营马营长被该路司令官傅存怀以不服从命令、战斗不力枪毙。这个消息传到太原，有些人就议论纷纷，认为不应以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兵用，这是不应有的损失。更因为阎锡山本人并无亲自出关指挥作战的意图，结果我们参加战斗和往返徒步行军共两个多月即返回太原。这时由于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进行所谓清党运动，北伐革命军停止不前，导致阎锡山不得不把所属各军退守山西。到 1928年春，阎继续配合蒋介石对东北的直鲁联军进攻，占领了河北、察哈尔暨平津两市的地盘。
1930年阎锡山为了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与冯玉祥联合发动讨蒋中原大战。冯当时很穷，只能出兵，军费须由阎负担，而阎对经费抓得很紧。例如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本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旧部，他虽在1929年5月当冯向陕西撤退时，投蒋介石，但阎、冯决定讨蒋时，争取韩仍归回冯的指挥，是可能的。韩当时要求先发给开拔费100万元，而阎锡山只批给暂发10万元，韩对此极为不满。蒋介石得知，立即派人送韩200万元，因而使韩决心继续为蒋效力。又如蒋、阎当时均派代表到沈阳与张学良联系争取支持自己，蒋的代表对张学良的传达副官等，以巨款贿赂，使托故拒止阎的代表会见张学良，阎的代表无钱应付，导致张学良已决定出兵进关，而阎的代表还不知道。阎冯讨蒋失败，阎的经济方面不如蒋，也是原因之一。
是年夏季我在阎锡山的第十八军司令部(军长秦绍观)任特务连长，随军到山东对韩作战，攻到益都昌乐一带，以津浦路方面战斗失利，我们又转到泰安县大汶口以南地区增援，最后津浦、陇海路两方面均告失败。山西军队退回晋绥两省，冯部宋哲元等退到山西省南部及河南边境。地方大军云集，军需供应浩繁，民怨沸腾。张学良未发一弹，和平顺利接收平、津两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蒋介石为了对阎、冯施加压力，曾下令通缉，阎锡山避居大连，冯玉祥宣布下野，先是驻山西省汾阳县，后到张家口组织抗日联军失败，隐居泰山。
阎锡山逃避大连后，晋绥军队由张学良负责改编。张派人点验后，只是把军队番号加以改变，重新整编，但未派自己的一个军官参加到新编制的部队内，完全是原晋绥官兵。共编了三个军一个正太护路军和骑、炮、工兵司令部，番号和主官姓名如下：
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三十三军军长徐永昌，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骑兵司令赵承绶，炮兵司令周玳，工兵司令杨澄源。
阎锡山由日本飞机秘密将他送到晋北大同，先回其原籍河边村，后返太原，又掌握了山西绥远两省军政大权。这主要是阎锡山在晋绥两省统治了二十多年，基础巩固，蒋介石无力量排除他。阎和蒋虽矛盾重重，但在反共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1936年春，红军突破黄河天险东渡抗日，势如破竹，阎锡山大为惊慌，急电蒋介石请求增援。蒋应阎之请，派陈诚率领关麟徵、商震(商震在1931年奉蒋介石命令进出石家庄，讨伐石友三之后，即脱离山西，归蒋介石直接指挥)汤恩伯等部，分路入晋增援，归阎统一指挥。在蒋之增援部队到达之前，阎即任命杨爱源为总指挥，将山西的各军师和独立旅以及各炮兵团防共团等编为四个纵队进行阻击，总指挥部作战有关人员每天到太原绥靖公署联合办公，总指挥名义上是杨爱源，实际上是阎锡山直接指挥。阎每天还为参谋人员准备了两桌饭菜，我当时在杨爱源军司令部任参谋，每天都到阎的办公厅工作，因而看到凡是重要文电，都是经阎同意后，由阎的机要秘书梁化之用阎的名章(但名章只是一个阎字)盖章后发出。当红军东渡后向晋西南纵横扫荡时，仅有一周时间，由杨爱源率领总指挥部必要人员和部分警卫人员，乘汽车十余辆开到汾阳县城后又返回太原。此时陈诚率领作战指挥人员到达太原，驻太原绥署招待所办公，阎任陈诚为
第一路军总指挥，指挥蒋军先后入晋的增援部队，改任杨爱源为第二路军总指挥，仍指挥原属的四个纵队。但蒋军开到山西，未及进入正式战斗，红军为了避免决战，损失抗日力量，决定顾全大局，于5月初即回师西渡，返回陕北。
在1935年时，阎锡山就深恐红军渡河危及他的反动统治，成立了山西省防共总指挥部，以杨爱源为总指挥，扩充了五个防共团，布置在晋西黄河沿线和有关城镇。同时他在太原国民师范礼堂，召集军政干部亲自讲演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传播，他自己还搞了一套“土地村公有”、“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的谬论。在此以前并成立了“主张公道团”的组织，借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此后由于日本侵略华北，进逼平津，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军的进攻，因而对日军侵略者的矛盾，就变为主要矛盾，反共和反蒋就成为次要的了。他感到抵抗日本的侵略，自己力量不足，此时共产党呼吁组织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认为联共抗日是当前的一条出路，但联共和反共，只是时间先后问题，要以情况的变化和需要而定，目的还是为了保持他的反动统治，以抵抗日本和应付蒋介石。他对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利用共产党干部练新军，自己也认为是有风险的。他曾说过：“我们和共产党合作，等于玩老虎，玩好了它可为我用，玩不好它会吃掉我们。”现既决定用共产党的办法练新军，以增强战斗力，就需要起用共产党人。经过详细考虑，决定邀请薄一波回太原组织新军，此外还邀请张文昂、戎伍胜、韩钧等共产党员干部，我在太原绥署干部训练团成立时，还同张文昂在一个团部工作。
薄一波到太原后，先是接管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会长是阎锡山)，接着又组织了青年抗敌决死队。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晋北，山西旧军在侵略者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枪毙了两个团长，阎锡山也枪毙了一个军长(李服膺)，仍无法挽回溃退之势。因此阎锡山对他的原有旧军失去信心，遂决心由薄一波负责组织训练一支新军，成立了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是旧军官陈光斗，政委是薄一波，但人事训练大权操在政委手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军不断壮大，由一个纵队发展到四个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发展成旅，后又发展到三个旅和一个暂编师，列入正式建制的有四十多个团。这一时期，阎锡山由太原带出的武器弹药装备，大部补充了新军，旧军多有怨言，矛盾不断出现。1937年冬，在山西省曲沃县的新旧两军各一部，发生了严重摩擦，旧军团长李冠军因对阎的作法极为不满，又遭到阎的斥责，愤而自杀。由于新旧军的摩擦，几将动武，为防万一，阎锡山令山西保安副总司令谢濂(山西保安总司令阎锡山自兼，副总司令是杨爱源和谢濂，我任参谋长)，由临汾赶赴曲沃，一方面进行调解，一方面指挥当地保安团队把双方隔离开，后谢以身体有病，电我到曲沃将他换回临汾。
1938年初，临汾沦陷后，阎锡山退到吉县，后又退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他感到新军力量壮大了，名义上是自己领导的，实际上是被共产党控制了，意识到借共产党的力量，恢复自己在山西的统治是不可能了，于是又策划收回新军，重整旧军。是年夏季在秋林召开的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后，阎锡山就留薄一波商谈，拟撤消各部政治委员制，以便有利于调整新军归自己掌握，未达目的。翌年春又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他鼓励旧军高干发愤图强，奋斗求生，并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由于薄坚决不同意，僵持数月，没有结果。各新军领导人相继电阎，请求令薄早日回防，以利抗战。阎锡山慑于新军的力量，最后还是让薄回部队了。他妄想夺回新军领导权，成为泡影。以后由于新旧矛盾，愈演愈烈，更由于阎对韩钧纵队不服从他的命令遂加以“叛军”罪名，令王靖国和陈长捷进行“讨伐”致激起新军进行抵抗，有40个团宣布与阎锡山脱离关系。但其中也有部分官兵仍掌握在旧军官手中。所谓40个团，不是全部完整的，如总指挥陈光斗就未随新军行动，但回宜川又恐阎杀他，先是去西安暂避，后又到傅作义部工作。当时在新军周围附近，也有八路军，阎不得不有所顾虑，未再继续进行所谓“讨伐”，结果新军胜利了。
阎锡山对抗日战争的态度，是消极抵抗，保存实力。他说“抗战是手段，存在才是真理”。在晋绥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上，他还说过：“我们不要打硬仗，打硬仗等于自杀，如遇打硬仗，即便得了胜利，但是受的损失很大，这样的是有过无功。”更由于他对各方面，八面玲珑，甚至对日军亦暗中派有代表，当时我就听说，他在石家庄就派有在北方军官学校毕业的一位姓赵的与日军有勾结。他是否想当汉奸?我当时认为还不是。因为他说过：“我绝不会投降当汉奸，成为历史上的罪人，遗臭万年。”而他又为什么暗中与日军勾结?我想他可能是希望日军不要把矛头指向他的部队，互不侵犯，以保存自己力量，说穿了就是使日军把矛头指向八路军或国民党军。但以后又听到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组织了南京政府伪政权。阎也派他的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回太原与日军谈判，企图组织北京政府伪政权，与汪平分秋色。这一罪恶活动，由于条件没有谈好，未能实现。
阎锡山在山西掌握军政大权二十余年，没有遭受军阀混战时期的破坏。他先后经营的厂矿企业有数十个，最大的是太原兵工厂，当东北沈阳兵工厂被日军占领后，它成为全国惟一大兵工厂，内分有步枪厂、冲锋枪厂、轻重机关枪厂，山野炮厂和手榴弹厂等，不仅能生产一般的各种枪炮和各种弹药，还能制造15公分重榴弹炮，所用钢铁也是该厂自己生产的。其次，是同蒲铁路虽系窄轨，质量亦差，但在当时利用兵工筑路，以一省经济力量，完成这一工程，亦非其他一省所能办到的。至于轻纺工业，除上海、天津两市外，其他省市大都不如山西。如毛织品，抗日战争前，山西就能生产军服呢、哔叽、礼服呢等。陶瓷工业也能生产各种细瓷，不仅自给有余，还抵制了日货。总的说，阎锡山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是只求数量，不重质量。如对军事装备和修筑同蒲路，都是如此：在山西生产的六五步枪，依靠厂方技术能力，可以制造与国外进口枪相同的质量，而阎则不要求那样好，而是要求将制造那样一支枪的成本，制造两支；在法国进口的同蒲铁路路轨、机车，也是只求省钱，不重效用，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机车很多损坏，影响军事运输至巨；又如他对山西省粮服局的被服装具等，也都是只求省钱，不顾军容，与外省各军相比，相形见绌。
阎锡山一贯是骑墙观风，投机取巧，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就干，正如他说的“为了存在，需要就是合法”。他还一向标奇立异，成立以他为中心的反动组织，以“二的作法”制造两派势力，互相牵制，互相斗争。例如，牺牲救国同盟会，民族革命同志会，主张公道团，新军和旧军等，为首的都是他，借以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对人事方面，他狭隘的地域界限分得很清。就本省说，晋南人不如晋北人，晋北人就不如五台人。当时就有“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说法。他最亲信的上层人物，都是五台人和晋北人，如赵戴文、杨爱源等是五台人，赵承绶、王靖国等，则是晋北人。傅作义是晋南临猗人，显然就不如晋北人，当日军侵入山西省时，傅作义是绥远主席，赵戴文是山西主席，而防守太原省城，阎锡山调傅作义担任指挥，守城部队训练装备战斗力较差，多系地方团队，对日军的进攻，固守是不可能的。当太原城被包围后，闻傅作义对其指挥所人员说，我们现在已装入棺材里了，只是尚未加盖。后以战斗力悬殊，不几日太原城即沦陷了。傅作义越城从乱军冲出，退到临汾，后又奉命率领所部在晋部队调回绥远防地，此时阎锡山发给他的经费，都是山西票，而山西票离开晋境，是不能使用的。傅报告西安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经程潜批准，代为调换法币一百余万元，始能开拔。至于外省人在山西工作的，则又不如晋南人，如最早是孔繁霨(山东人)，他在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是阎锡山最初四个旅的老旅长之一；继是商震(河北人)，亦是山西四个老旅长之一；最后是陈长捷(福建人)，曾任阎的军长，均先后因阎的封建狭隘关系，被迫脱离山西。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首先抢占了太原，满以为可以继续保住他的土皇帝宝座，然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打击下，仍未能逃出彻底灭亡的下场。(1981年5月17日)
内容来自《晋绥军集团秘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