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是指东汉末期，汉桓帝、汉灵帝执政时期，士大夫对宦官专政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历史事件。

党争前后发生过两次，均以士大夫集团的失败而告终，宦官则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党锢之祸由此而来。

表面上看，党争是宦官和士大夫集团之间的斗争，但从深层次看，宦官的背后是皇权在幕后推波助澜，在皇帝的默许下，宦官才得以轻松扳倒士人集团。

斗争本质是皇帝认为权力受到士大夫威胁，故而通过宦官打击之，以此巩固自身权力。

由于当时的舆论同情士大夫，再加上士人以匡扶天下，恪守气节为己任，导致党锢之祸伤及国家政治根本，致使朝政日益腐败，为黄巾之乱和东汉灭亡埋下伏笔。

说到党锢之祸就不得不提及萦绕东汉上百年的戚宦之争。

公元37年，刘秀平定中原，建立东汉，与他的老祖宗刘邦白手起家不同，刘秀取得天下主要得益于地方州郡地主豪强势力的支持和整合。

当然，刘秀自己也是南阳郡的宗室豪族，从阶级属性看，东汉政权是豪强地主大族的联合政权，所以东汉皇权相对弱势，更多的是与豪族联合行政。

因此东汉自开国以来便诞生很多垄断政治资源以及享有尊贵地位的世家大族。

他们通过与刘姓宗室联姻，以及彼此之间联姻，将东汉江山与自己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光武帝刘秀尚能凭借威权和高超的政治手腕驾驭朝政，但在其之后的历代皇帝远不具有刘秀的资质禀赋，再加上普遍短命，在与豪族外戚的角力中愈加力不从心。

东汉中后期，继位之君大多是儿皇帝，不具备执政能力，完全依靠太后等外戚势力。

窦氏、邓氏、阎氏、梁氏以及汉桓帝、灵帝时期的窦氏、何氏等轮番控制朝政，史称六后临朝。

同时，儿皇帝长大后不甘于被太后外戚控制，或扶植另一外戚家族或利用宦官集团予以打压，代代如此循环下去。

另外，东汉儒学文化盛行，官僚士大夫集团逐渐崛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形成外戚、宦官和士人三股政治势力，其中前两股是政权坐庄的主角。

公元146年汉桓帝以旁支入继大统，当时梁氏外戚家族控制朝政，大将军梁冀独掌权柄，行为跋扈，在此之前曾毒杀汉质帝，并试图架空汉桓帝。

汉桓帝为不使大权旁落，于公元159年借助宦官势力发动政变，一举消灭梁氏集团，外戚势力暂时退出政治中心。

而以侯览为首的宦官们占据中常侍职务，利用传达诏令和掌理文书之便利，擅权专政，不仅大肆贪污受贿，还危害社会乡里，臭名远扬。

外戚一党的窦武，以及士大夫领袖陈蕃、李膺等人以清明闻名于朝野，他们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

双方互相攻击，矛盾与日俱增，公元166年发生的一场凶杀案成为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

宦官党羽张成教唆儿子赶在天下大赦前杀害仇家，结果被时任河南尹李膺捕获。

李膺早就对宦官专政厌恶，对张成钻政策空子这种行为更是嗤之以鼻，顶住大赦诏书，将其子按律处死。

李膺作为士大夫领袖，这一做法极具示范效应，其他官员如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亦不畏宦官权贵，在大赦后仍处置犯法之宦官同党。

这等于直接向宦官集团宣战，宦官们恼羞成怒，他们向桓帝进言要求严惩官员。

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在中央遥相呼应士人官员，要求桓帝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

很多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舆论大也站在士人一边，指责宦官乱政，排斥忠良。

这下球踢到汉桓帝这边，针对士人官员不顾大赦诏令，让汉桓帝感觉被冒犯，已对涉事官员进行惩罚。

但这件事闹大了，已演变为两大政治势力的公开对垒，尤其是太尉陈蕃更是让汉桓帝顾虑重重。

因为陈蕃是士大夫集团的标杆，他的一言一行代表一个社会阶层的动向，稍有不慎就会朝堂撕裂。

但宦官们很狡猾，他们没有直接与陈蕃对抗，而是让张成弟子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要知道，结党和诽谤朝廷是最犯皇帝忌讳的，这等于直接触犯汉桓帝的“逆鳞”。

对于汉桓帝来说，宦官专权事小，反正中常侍换了谁都是干，都是他一句话的事。

但士大夫不一样，外廷朝堂有着复杂庞大的体系，一旦失去控制将直接威胁皇权，于是，汉桓帝果断出手，宣布逮捕并审理党人。

依照东汉制度，诏书要三公署名才能生效，陈蕃敏锐察觉到祸事来临，以“罪名不章”为由拒绝平署诏书。

汉桓帝则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将违反大赦的官员纷纷免官下狱，成瑨、刘质等主要成员在狱中被害。

既然李膺“结党”，那就顺藤摸瓜继续查其同党，抓捕大量名士，宦官们想趁此机会将士大夫一网打尽。

陈蕃这边也不甘示弱，他屡次上书劝谏，言辞激切，桓帝正好愁着没法动他，借此以他用人失察为名免去其太尉一职。

宦官的专权跋扈彻底激怒了所有人，很多重臣贵戚为士人说好话，汉桓帝的皇后窦妙的父亲窦武也上书求情。

同时李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

汉桓帝也不想将士大夫赶尽杀绝，毕竟宦官也需要被牵制，于是将士人释放，但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67年冬，汉桓帝病逝，年仅三十六岁，由于没有子嗣，皇后窦妙临朝听政，和其父窦武商议后，命奉车都尉、宦官曹节等人前往河间国迎接年仅十一岁的刘宏登基，是为汉灵帝。

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以太后父亲的身份被任命为大将军，窦氏家族掌权意味着外戚重新回归权力中心，窦妙也成为东汉第五位临朝听政的太后。

与之前那些专横跋扈、擅权朝政的外戚集团相比，窦妙父女要温和的多，尤其是窦武称得上是一股清流。

他向来有匡扶汉室的信念，与士大夫阶层交往甚密。

他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陈蕃恢复太尉原职，并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录尚书事，其余名士如李膺、杜密等人得以重新被重用。

社会舆论焕然一新，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即将到来。

但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现实给了所有人重重一击。

窦武、陈蕃等人辅政后，第一件事就是筹划铲除宦官，东汉向来有“天象”政治传统，他们趁日食发生上书窦氏，要求革除宦官参政，彻底解决问题。

为此他们讲了一大套道理，但是窦氏不这么看，首先宦官用着确实顺手，不像外廷大臣有那么多拘束和制度约束。

其次，宦官参政是汉朝的老传统了，自西汉汉元帝时就开始了，再正常不过了，再者，有罪的该罚，可哪能全干掉？

从此事可以看出，陈蕃、窦武虽然历经宦海沉浮多年，但未免过于理想化，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影响，以为窦妙年轻便可受其摆布。

第一次碰了钉子后，窦武不得不软化立场，要求严惩负责宫廷事务的宦官管霸、苏康等。

一是因为他们侵占大量民田，社会名声极差，二是管霸曾利用汉桓帝的信任打击士人。最终窦妙向士人妥协，处死管霸、苏康。

此后窦武又开始劝窦妙杀掉另一个大宦官曹节。要知道，曹节可是把汉灵帝安全接进洛阳的迎立之功，窦妙对此很犹豫，为此窦武等人与窦妙扯皮好几个月。

到了八月份，窦武不想再等了，准备亲自动手除去曹节、王甫等宦官。

不过窦武还是晚了一步，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宦官偷拿窦武奏折，得知其计划，连夜歃血共盟，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

东汉最血腥的宫廷屠戮开始了，宦官们抢夺玉玺，胁迫尚书假传诏令，诬陷窦武谋反，调集禁军，追捕窦武、陈蕃，并将窦妙劫持走。

此时的陈蕃虽年过八旬，但却表现出士大夫的不屈气节，他不顾老迈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尚书门，结果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慌忙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

正当双方对峙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军出征归来，尚未了解局势，宦官假传诏令，让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王甫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进攻窦武。

战局形势瞬间逆转，区区步兵营岂是野战军对手，流血拼杀后，窦武落入下风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

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等士大夫骨干成员皆被灭族，其余士大夫或窦氏同党纷纷被免官，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而失去外戚势力支持的窦妙对于宦官来说再无利用价值，被软禁在南宫。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很多官员为窦武、陈蕃等人说好话，但都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陈蕃的友人朱震收葬陈蕃的尸体被人告发，以至于全家被捕，受酷刑虐待而死，张奂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结果被宦官免职禁锢终生。

至此在这场血腥政治斗争中，外戚集团自梁氏被诛除后再次被宦官集团完败，士大夫阶层元气大伤。

以前的三驾马车局面只剩下宦官一驾，而东汉这辆大车在无休止的内耗中逐渐失去重心，很快坠毁。

辛亥政变标志宦官在朝廷上对士人的全面压制，悲剧的是，宦官集团并未因陈蕃、窦武的失败而罢手，反而诬陷士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

很快在汉灵帝的支持下，宦官大兴牢狱，开始第二次党锢之祸。

对于这场党锢之祸，人们归结于汉灵帝的昏庸和宦官的恶行，但如果代入到当时，事情就远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早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宦官就已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任命，士人插手政务的机会越来越少。

原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转过头发现，士人群体流行起了清议。

简单来说就是一帮士人聚在一起评议朝政和官员人品，能被他们夸奖的就有声望，被他们批评的就遭到唾骂。

可不要小瞧了清议，当时的儒家文化已占据社会主流，士人就是意识形态的主宰，他们的好恶成为评价是非的标准，与士人价值观相悖就是和社会过不去。

当时的官员特别惧怕士人的批评，每次有士人来访就立刻到门口迎接，而士人依靠清议制约宦官的行为，维持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随着窦武、陈蕃被杀，宦官对清议的士人更加痛恨，欲除之而后快，汉灵帝年仅十四岁，被宦官一吓唬自然会支持宦官。

再者，任何一个皇帝都希望自己掌控一切，而且很在乎舆论。

很显然，朝夕相处的宦官要比那些板着脸，居高临下好为人师的士人们可靠的多。

当皇权和宦官合流扫除专权障碍时，士人的灭顶之灾也就来了。

在这次空前的政治灾害中，李膺、杜密等百余名士首当其冲，均被下狱处死，各地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人，被牵连的宗族大户数十家。

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是禁止出仕，而这一次则是从肉体上消灭，无论是规模还是激烈程度，都要比第一次大的多。

172年，窦妙去世，有人指出太后是被曹节、王甫幽杀，如此指名道姓让曹节大为恼火，再一次抓捕党人，株连一千多人。

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请求解除禁锢，这次没等宦官表态，灵帝先出手，先是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

灵帝和宦官似乎下定决心，非要把士人彻底封杀，谁敢为士人说话就灭了谁。

至此整个朝政大权完全落在宦官手里，他们卖官敛财，兼并土地，无恶不作。

不过在灵帝看来，阉宦无论如何擅权恣为，究竟是自己豢养的“死忠”恶犬，士大夫虽然是清流，但他们声望日隆，一呼万应，绝对是皇权的巨大威胁。

然而灵帝对宦官无节制的宠信致使朝政日益败坏，阶级矛盾愈加尖锐，导致民间强烈反弹，最终184年黄巾之乱爆发，敲响了东汉灭亡的丧钟。

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大赦天下，免除党锢之禁，这次党锢之祸以失败告终。

本质来看，党锢之祸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表现，士人阶级虽然遭到两次清洗，但社会影响依然巨大。

不排除他们渴望话语权和权力，但面对宦官专权和政治黑暗，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既是对统治阶级的自我挽救，也带有一定正义性，应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