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是公元184年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是继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赤眉绿林起义的第三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且规模最大的宗教形式的民变。

黄巾起义仅仅持续不到一年就在东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却对东汉统治产生巨大冲击，持续四百年的汉朝土崩瓦解，最终导致三国时代的来临。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皇帝暗弱昏聩，外戚宦官轮番专政，朝廷黑暗，吏治腐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对外与周边少数民族战争不断，尤其是对西羌战争数十年，消耗物资数百亿计，内地徭役兵役负担沉重，加上水旱灾害频繁，瘟疫肆虐，中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汉灵帝时期，已经到了”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的地步，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激烈的社会矛盾给黄巾起义提供温床。

史上对黄巾起义领袖张角的记载不多，只知他是河北巨鹿人，偶然的机会得到一部叫《太平要术》的道书。

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医术治病到辟谷修仙再到建立太平社会，无所不包。

张角作为一个不甘现状的人，得到此书如获至宝，在粗通书中文义后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

起初他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简单说就是在纸上画个符，点火烧成灰，倒进水里喝掉就能治病。而且他还告诉病人，这个药心诚则灵，心不诚就不灵。

现在来看，这种迷信的东西肯定救不了人，但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科学技术和教育匮乏，人们蒙昧无知，对宗教鬼神很是崇信，张角凭此误打误撞的治好了几个病人。

再加上高超的忽悠技巧，很多人将张角奉为神明。张角通过这种方式再加上装神弄鬼的法术广收门徒，创立太平道。

当然，张角除了治病，还宣扬治国理想，号召建立人人平等的太平社会。

可以说，张角准确的抓住社会民众的心理诉求，当时的东汉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农民挣扎在社会底层不能自拔，水旱疾病频繁，人命如同草芥。

张角描述的衣食无忧的平定社会正是他们渴望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太平道信徒扩充数十万人，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和豫等八个州。

而此时的东汉朝廷却内耗不止，宦官为控制朝政，极力迫害士大夫，掀起两次党锢之祸，大小官员明哲保身，噤若寒蝉。

在黄巾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御史刘陶曾提醒汉灵帝，张角信徒已多到数不清，对朝廷已构成威胁，建议抓捕张角，但灵帝不以为然。

随着太平道势力的壮大，张角开始谋划起事，将信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由他统一指挥。

公元184年（甲子年），张角认为时机成熟，正式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兴兵反汉。

“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指的就是太平道，由于汉为火德，火生土，所以信徒头绑黄巾为记号，是为黄巾军。

张角通令各地信徒约定三月五日起义，然而在起义前一个月，黄巾军内部叛徒告密，朝廷派各地官兵捉拿太平道信徒，株连上千人。

张角被迫提前一个月在冀州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黄巾起义正式爆发。

黄巾起义爆发伊始便如燎原之火，点燃中原大地，仅仅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陷入战乱，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京师。

沉浸在宫廷奢靡中的汉灵帝如梦初醒，紧急商议对策，在大臣皇甫嵩的建议下解除党禁，防止世人阶层与黄巾军合谋，然后征调京畿卫戍部队守卫洛阳。

同时下令地方州郡训练士兵镇压义军，在后来镇压造反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三国时期的枭雄。

有卖草鞋的、有杀猪的、有贩枣的、有躬耕于田间的、还有宁负天下人的，他们在这场黄巾之乱后走上政治舞台，并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为时代的主角，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从阶级立场分析，黄巾军代表的是底层劳苦大众和无地农民，而朝廷除了权贵阶层，还整合世人和各地豪强大小武装，代表地主阶级。

利益和目标的矛盾让战争一开始陷入胶着，黄巾军也面临地主阶级残酷镇压。

当时的黄巾主力主要分布在冀州、颍川和南阳。

五月，汉灵帝兵分三路，任命皇甫嵩及朱儁率汉军主力四万多人，阻击颍川一带的黄巾军，卢植负责冀州战线，与张角主力周旋。

由于颍川距洛阳较近，情况最紧急，黄甫嵩的四万多人已经是朝廷能拿出的全部精锐，前文说过，西羌战争极大的损耗汉朝的兵力，其惨烈程度不亚于黄巾起义。

面对十万之众的黄巾军，黄甫嵩初战失利，进驻长社防守，而黄巾军并未因朝廷军队的到来显露败退，反而愈战愈勇，里三层外三层的将黄甫嵩包围。

当然，黄甫嵩也不是庸碌之辈，他出身军功世家，其父辈长期镇守北方，与西羌作战，黄甫嵩受家庭环境熏陶，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积累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能力。

他趁傍晚时分吹起大风，命士兵偷偷出城，在黄巾军营寨周围的杂草周围放火，引起黄巾军混乱，然后率主力出城冲入敌阵，黄巾军大败，四处奔走。

恰逢骑都尉曹操率援军赶来，与皇甫嵩、朱儁三面夹击，斩杀数万人，接着，黄甫嵩乘胜追击，消灭颍川黄巾军残余主力，洛阳宣告解围。

随后，皇甫嵩北上支援河北，朱儁转战南阳，此前南阳战斗同样惨烈，黄巾军主帅张曼成率十余万义军用一百多天攻下宛城。

朱儁率先赶到这里，以西南佯攻吸引敌军，然后亲自带五千精兵猛攻城东北，攻入宛城。

孙坚在此战中表现英勇，登城先入，众人蚁附般推进，黄巾军弃城逃跑，汉军追击消灭其残余主力数万人，至此三大黄巾军主力仅剩河北一支。

相比之下，卢植在河北的作战稍有曲折，起初，他数次击败张角，斩杀万余人，正值汉灵帝派宦官左丰视察军情。

左丰贪财喜好贿赂，但卢植不肯行贿，左丰便诬告卢植作战不力，汉灵帝一怒之下，用囚车押卢植回京，以董卓取而代之，同时命黄甫嵩率兵增援。

临阵换将打破汉军作战节奏，董卓屡战失利，退缩不前，只得依靠黄甫嵩。

黄甫嵩一路北上，攻城掠地，斩杀义军近万人，不久张角病死，张梁成为义军新的领袖，河北黄巾是黄巾军主力最强的部队。

张梁死磕黄甫嵩，双方拉锯一个多月，而黄甫嵩不愧为汉末名将，他一边防御，一边搜集情报侦查黄巾军动向。

十月，趁敌方战意松懈，乘夜率兵突袭敌阵大破敌军，斩杀张梁等三万多人，被溺死的五万多人。

张梁一死，张宝独木难支，十一月，皇甫嵩成功斩杀张宝，十多万黄巾军全被歼灭，黄巾之乱被成功平定。

黄巾军从张角组织太平道到发动起义，筹划组织十余年，然而起义仅仅九个月就被镇压，其中的原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主观上看，起义后各地起义军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没有统一协调，只知固守一城一池，或久围坚城，与东汉军拼消耗，以至于被官军各个击破。

客观上看，东汉派来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如皇甫嵩、朱儁、曹操等能征善战，其统兵作战的能力，军事指挥的才能都高于黄巾军首领，因而能够以少胜多，最终击败黄巾军。

这么看上去，汉朝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虚弱不堪，后来的唐朝、明朝在王朝末年被农民起义折磨的精疲力尽，崇祯皇帝被李自成逼得吊死在煤山上。

相比之下，汉朝在这么糟糕的环境下还能组织兵力在短时间内有效的平定如此大规模叛乱，实力确实强悍。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说黄巾之乱是东汉灭亡的导火索呢？问题还是出在自身。

黄巾起义虽被朝廷镇压，但各地仍然不消停，诞生许多分散小股势力，多则两三万，小则数千。

同时黄巾余部屡次起义，此伏彼起，声势虽然没有第一次黄巾起义盛大，但却令朝廷十分头痛。

朝廷实在没有精力去平定这些小型叛乱，只能放权地方，将部分刺史改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通过加强地方实力，让其自行组织军队清剿义军。

起义军化整为零虽翻不起什么大浪，但却如手足之癣，让人痛痒不止，朝廷以同样方式对待，却变相终止自己的寿命。

汉灵帝下放权力以为可以事半功倍，但却不曾想地方官员把匕首对准了自己。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地方拥兵自重，群雄互相攻击，逐鹿中原，皇帝威权全无，如同无物。

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先被董卓欺压，后被曹操控制，直到五十年后被迫禅位于曹丕，四百年大汉基业彻底翻篇。

所以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是东汉灭亡的导火线，也是三国时代的序幕。

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地方为何能够在短时间内架空朝廷？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汉政权本就是豪强地主的联合政权，往前追根溯源就是困扰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

自西汉汉元帝以后，地主豪强通过巧取豪夺或者买卖，兼并大量土地。

他们与地方官吏互相勾结，垄断社会资源和地方权力，由于当时没有科举，选官制度为察举制，即由各地推荐贤名之人入朝为官。

西汉后期察举制被地方豪族垄断，如此恶性循环，形成一个个强大的世家大族，在各地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王莽代汉后企图将土地国有一劳永逸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但被各地豪族地主和农民联合推翻。

东汉光武帝刘秀本是南阳宗室豪族，他能够取得天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阳、河北及凉州豪族的支持。

所以说东汉时期的土地兼并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得到巩固。

光武帝对土地兼并和豪族势大问题不是没有察觉，他曾经推动丈量天下田地，以此确定赋税遏制地方豪强发展。

但各地豪强却倚仗私人武装煽动造反，武装寻衅滋事官府，王朝初期尚且如此，更别提以后了。

光武帝以后，东汉历经明帝、章帝、和帝，三任君王励精图治，虽创造盛世，但无奈寿命太短，没能使政策延续下去，豪强势力逐步壮大。

此后，东汉君主皆是暗弱短寿之人，政治上只能依靠豪强出身的外戚，到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已呈尾大不掉之势。

黄巾之乱成为地方豪强脱离中央政权控制的契机，从此各地名正言顺的掌握军政大权，他们借平定叛乱，扩张地盘，进一步轻视甚至架空中央。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

比如在公元192年，曹操击败青州黄巾，收编其中精锐，组成“青州兵”，成为他日后统一北方，奠定曹魏基础的主力，东汉王朝则名存实亡，最终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