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司徒王允为匡扶汉室，以义女貂蝉为诱饵，设下美人计，离间董卓与吕布，成功促使后者铲除董卓。

王允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一片赤诚和一身正气平定董卓之乱，赢得后世赞颂。

然而演义终归是文学作品，七分真又有三分假，真实的历史远比文学作品复杂残酷得多，下面让我们拨开这段诸侯割据的三国风云，一探其中究竟。

公元137年，王允出生于山西的名门望族，王家世代在州郡为官。

王允年少时素有报国之志，平日刻苦诵读经传，闲暇时驰马射箭习武，在他十九岁时被推举为晋阳郡吏。

恰逢东汉晚期，宦官专政，政治腐败，士大夫阶级素以忠君报国，匡扶社稷为己任，与宦官集团斗争日趋激烈。

王允作为士人集团一份子自然与宦官对立，初为郡吏便捕杀贪横跋扈、为害县里的宦官党羽小黄门赵津，从此名声远播。

王允为官杀伐果断，善于经营关系，逐步从地方州郡被举荐到中央，任侍御史。

王允在这之后的经历与晚清重臣曾国藩颇有几分相似，太平天国爆发时，曾国藩以儒生文臣身份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

而王允也是在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被拜为豫州刺史参与平叛，在讨伐黄巾过程中，数次大破黄巾主力，和同时期名将皇甫嵩、朱儁共同受降数十万义军。

所以历史上真实的王允并非《三国演义》影视剧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形象，而是威严肃穆的儒帅。

平定黄巾之乱后，王允与何进、太尉袁隗建立深厚关系，何进是外戚，袁隗出身于世家豪族汝南袁氏，也是袁绍的叔父。

而袁家四世三公，在士大夫阶级中影响力极高，王允能够得到后两者的赏识庇护说明他已跻身士人核心圈。

同时王允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审时度势，知危知退知进，面对朝中宦官当权，阉党横行霸道，王允蛰伏低调，离开都城洛阳避祸。

189年，灵帝驾崩，少帝刘辩继位，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势力大增，宦官集团失去朝政控制权，王允接受何进诏命出仕任河南尹。

不久戚宦火并，十常侍率先发动政变诛杀何进，袁绍、袁术等又领军团灭宦官，就在袁绍以为坐收渔翁之利时，却被董卓截了胡。

董卓率五千凉州兵来京勤王，恰逢大将军何进身死，迅速接管了无所适从的中央禁军。

然后收买执金吾丁原的亲信吕布，借后者之手除掉丁原，顺利吞并丁原的驻京部队，成功掌握洛阳所有军权。

袁绍与其相争不过，逃往冀州避难。在宫廷剧变的过程中，王允始终保持处变不惊的作风。

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被宦官挟持逃跑时，他派兵去护卫刘辩安全，董卓进京，他又配合奉迎少帝回宫，对于董卓的嚣张跋扈，他始终不露声色。

公元189年，董卓废掉少帝，立献帝刘协，王允被拜为太仆，后迁任尚书令，一年后兼任司徒。

短短两年，王允从地方大员一跃成为朝廷宰辅，这一切源自于董卓的信任。

那么问题来了，董卓倒行逆施，凶残暴虐，在当时人神共愤，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十余路诸侯联盟讨董。

王允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核心人物怎么会不顾社会舆论影响，顶着头皮做官，要知道士人是最在乎名声的。

王允可怕就可怕在他不在乎舆论，他善于伪装，能够利用时势达到自己的目的。

其实从董卓的荒唐暴虐行径看，王允已敏锐意识到他已是四面楚歌，为地方各势力所不容，日后定会倒台，但表面上仍一顺从，曲意迎合，以此让他放松戒备。

当时董卓虽然在洛阳，但朝政大小都由王允处理，王允也培植了一大批宗室、朝臣党羽。

190年四月，董卓迫使献帝迁都至长安，自己留守洛阳抵抗诸侯联军，长安的朝政由王允把持。

王允趁机把自己的亲信黄琬任命为司隶校尉，掌控长安军队，为日后诛杀董卓埋下伏笔。

汉献帝迁都长安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朝廷实际上形成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洛阳军事中心，董卓抵御关东联军，另一个是长安政治中心，王允总理朝政，稳定残存的统治秩序。

王允虽然顺从董卓，但并非其属官，反而取代袁氏家族成为士人领袖，在主政长安期间，上至汉献帝，下至朝臣，几乎都视王允为倚仗。

192年四月，孙坚攻破洛阳后，董卓重率军返回长安，极大动摇王允的辅政之权。

此时的董卓丧失民心，已成为众矢之的，但其手中的凉州精锐不可小觑，王允想独揽大权，绝非易事。

俗话说，坚固的堡垒只能从内部瓦解，王允需要强力可靠的外援以瓦解董卓势力。

他把目光投向吕布，对其百般厚待拉拢，当时，董卓与吕布结为义父子，看似两相安好，关系紧密，但实际貌合神离。

而王允之所以选择吕布，一是两人都来自并州，有老乡情谊，在洛阳时期两人就关系不错。

二是吕布原为丁原下属，是并州军团代表，并非凉州军团嫡系，董卓从来没有信任过他，曾因少许失意，直接把身边的手戟扔向吕布，幸亏吕布身手敏捷躲过。

三是吕布官场失意，真实的历史上，吕布并非如《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般勇猛无敌，所谓三英战吕布不过是虚构情形，相反，吕布整体军事技能并不高超，关东战场上连吃败仗，屡次输给孙坚。

在他跟随董卓入长安后更是逐步被边缘化，再加上与董卓的侍婢私通，担心事情暴露，心不自安。

毕竟以董卓残暴的性情，把他活剐了都有可能，所以吕布经常主动拜访王允，哭诉衷肠。

一来二去，王允在合适的时机吐露了诛杀董卓的计划，并委他作内应。

看到这里，我们要澄清两点，第一，吕布是主动拜门王允，而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王允邀请吕布，极尽卑微之能事。

要知道，王允当时是司徒，与董卓共掌朝政，而吕布不过是董卓贴身侍卫长，两人地位相差悬殊。

第二，貂蝉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至于与吕布私通的妾婢，史上未提及姓名，这可能给了作者发挥的空间。

总之，王允与吕布的联合完全出于政治需要，没有美人计，所谓的匡扶汉室不过是个幌子。

对于王允的“邀请”，吕布是什么反应呢？首先他是拒绝的，毕竟有结义父子这层关系。

接下来，王允充分展现了政治老狐狸的本色，他能把董卓哄得十分开心，吕布这样的匹夫更是不在话下。

王允第一句话就卸下他的心理顾虑:

“你姓吕，与他本来就没有骨肉亲情，如今你保全自己的性命还来不及，还说什么父子！董卓向你投掷手戟的时候，他对你还有父子之情吗？”

然后又给吕布“戴高帽”，什么再造大汉、匡扶汉室、国之柱石云云，总而言之，王允把这次夺权行动包装成大义之举，当然，这一切都是给吕布找台阶下。

最后还是要归结到利益上，只要杀了董卓，加官进爵不在话下。

实践证明，王允对吕布非常大方，董卓死后，任命其为奋武将军，与自己同掌朝政。

所以说，吕布职业生涯的高峰既不在董卓专权之时，也不在日后割据徐州，而是在除掉董卓后，一跃成为宰辅。

吕布经过王允的一顿忽悠，终于被说动了。由于王允掌控朝政，吕布控制禁军，再加上董卓早已失去人心，所以刺杀的过程非常简单。

四月二十三日，献帝大病初愈，朝廷百官在未央宫集合，恭祝天子龙体安康，王允决定趁此机会行动。

当董卓大摇大摆地进入未央宫侧门外，立即遭到潜伏在门后的吕布亲信李肃等十余人的突然袭击。

董卓急呼吕布，吕布手捧圣旨，大呼:“奉旨杀贼！”当场斩杀董卓。

同时王允派遣与董卓有仇的皇甫嵩攻打董卓封地郿坞，诛杀其三族。

董卓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欢腾，而王允历经数十年宦海沉浮，得以录尚书事，总揽朝政。

权力这个东西如同美酒，使人产生快意，但也令人沉醉。

王允自从独揽大权后态度上有了变化，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群臣集会时也很少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礼遇众人。

渐渐地，王允从德高望重的王司徒蜕变为刚愎自用的权臣。

有一次，当朝文学家蔡邕仅因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发出叹息，就被王允斥骂，押至廷尉问罪。

周围近臣觉得蔡邕冤枉，替其求情，却被王允驳斥。

王允站在儒家道义制高点压制舆论，只要谁反对他，他就以圣人道德教化为由予以打压，渐渐的，王允失去朝臣的支持。

不过最致命的还属王允对凉州军团的态度，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悍，素来忠心于董卓。

因此在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凉州兵关系到王允本人和东汉政权的生死存亡，而群龙无首的凉州军队亦是人心惶惶。

王允为巩固权力，企图削夺凉州兵将领的兵权，取缔全部凉州兵，并计划利用关东兵取而代之。

如此看，王允釜底抽薪，一劳永逸，但却忽略最重要的事实，长安及整个关中地区尚在凉州军队控制下。

王允对朝廷的控制仅局限在政务上，从未对军方施加过影响，在乱世枭雄割据的情况下，王允的权力基础十分脆弱。

曾有人提议任命皇甫嵩担任凉州兵统帅，以便安抚军心，但被王允拒绝，他暗中下决心要把凉州军阀连根拔起。

当裁撤凉州兵的消息传至驻守在关东的凉州军营时如同炸了锅一样，众人议论纷纷，还谣传说王允要杀掉所有凉州人。

董卓部将李傕等人迁怒于并州人，把军中的数百名并州人全部处死，以防止军营哗变。

紧接着，在谋士贾诩建议下反攻长安，沿途守军本是凉州兵，李傕一到全部投降。

到六月份，凉州叛军聚集十多万人抵达长安，并将长安团团围住，吕布战败出逃，招呼王允一同逃走，被其断然拒绝。

可能王允也没想到局势恶化如此之快，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关系网在一瞬间崩塌，随之一起崩塌的还有王允的精神信念。

天下之大却无自己容身之处，如今年近花甲，早已没有了当初的豪情壮志，所以他没有选择逃走，而是坦然面对。

李傕、郭汜进城后，王允及家族十余口被诛杀，没有丝毫反抗和斗争。

而董卓和王允短期内相继垮台，不仅重创了凉州军阀，给士人集团也造成了深远影响，从此中原沦为军阀混战的舞台，东汉政权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