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安部门成为重灾区，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数以千计的公安干部被迫停止了工作，为缓解无人可用的局面，中央决定从地方部队抽调干部到公安系统任职。
当时，南京军区推荐了一名军职干部，名叫刘传新，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刘传新的故事。
刘传新是河南永城人，生于1921年，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青年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刘传新便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变”后，我党在南方的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刘传新报名参加了新四军，经过战场上洗礼，刘传新得到锻炼与成长，抗战胜利后成为华中野战军的一员，曾在21军担任团政委的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刘传新又以27军师政委的身份带领志愿军入朝作战，于1952年回到国内，驻防于无锡，归南京军区管辖，1955年，刘传新被授予大校军衔，成为开国大校。
1967年初，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2月，刘传新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成为北京市公安局的“二号人物”。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军管会副主任的刘传新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仅一个多月就否定了北京市公安局原来的成绩，称北京市公安局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等等。
刘传新还称“北京市公安局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对此，毛主席产生了质疑：
“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
此外，刘传新还伪造编写材料，诬陷罗瑞卿等31名领导“里通外国”，冯基平、邢相生等原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也被诬陷为“特务分子”，在 刘传新的构陷下，北京市委原第二书记刘仁冤死在秦城监狱，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等人也被长期关押。
刘传新还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的儿女关入市局少管所，逼迫他们揭发父母的“罪行”。
这一系列的“业绩”下，刘传新不仅坐上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座位，还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为副省级干部。
与此同时，刘传新也获得了“四人帮”的信任，成为“四人帮”迫害老同志的马前卒。
比如说1975年，刘传新从“四人帮”口中获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息，即便当时小平同在主持中央工作，刘传新仍然在市常委会上直言不讳地攻击小平同志“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
1976年4月周总理去世后，人民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刘传新竟然派人将广场上的2000多个花圈洗劫一空，刘传新还下令逮捕了388名群众，这次“双追”行动涉及到副部长和军级以上干部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廖承志等同志。
对此，刘传新得到了江青的表扬，称其“干得好”。
“四人帮”被粉碎后，刘传新成为众矢之的，北京市公安局大楼贴出要清算刘传新的大字报，1977年1月，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职务。
面对巨大落差，刘传新长叹：“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过了……”
审查期间，刘传新的神经十分敏感脆弱，5月18日，刘传新接到通知要他第二天参加“批判刘传新大会”，第二天凌晨，刘传新在家属大院的大树上自缢身亡，终年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