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官场，“正途出身”备受重视，而于诸多正途类别里，“科甲出身”荣居首位。所谓“科甲”，实则指代科举考试这一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举人作为科举考试体系中的一个层级，亦涵盖其中。
在世人的认知体系中，举人这一功名，似乎难称具有崇高显耀的地位。部分受众秉持这样的观点：那些出身举人的人士，仅相当于勉强获取了踏入仕途的准入凭证，并不意味着必定能够谋得官职。
持有此观点实则谬矣。尽管相较于进士、翰林，举人在科举体系中的地位稍逊一筹，然而二者差距并非悬殊。据清代史料记载，举人获得入仕资格进而步入仕途的概率，保守估计可达80%以上。
【举人数量总体不算多】
在不同历史文献中，有关清代举人数量的记载存在细微差异。经综合考量并取整，其数量约为15万。与之相比，清代进士数量的记载则较为确切，学界普遍认定为26849人。举人数量与进士数量之间的比例，大致维持在六比一的水平。
从直观层面审视，15万人的数量看似颇为可观。然而，若以清代自顺治入关始长达267年的统治时期为时间维度进行精确核算，该数据却并非如表象那般庞大。在清代共计开设112科的情况下，经统计可得每科平均录取人数仅约1300余人。若进一步将这一数值按地域维度细分至各省，平均每省仅约70余人。
在某一省份，于连续三年的科举选拔中，仅有七十余名士子获举人功名，其考取难度远超当下考取清华、北大。鉴于举人功名获取极为不易，举人们的仕途发展便具备了相应保障。
仅枚举举人数量，无法充分阐释实质问题。欲明晰举人的入仕比率，需确切厘清清代文官的具体数量。
与此同时，在职文官数量达两万之众。以二十年为一任职周期计，历经二百六十七年，文官总数理应不少于二十六万。
前文已述，经统计，进士人数约为2.7万，举人人数达15万。通过对这两组数据与官缺数量的比对分析可知，进士与举人的数量，相较于官缺数量，存在较大差距，远不及后者。
需指出，此计算方式存在不合理性。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所建政权，在官员任用制度上，旗人被赋予特权。然而，鉴于旗人数量的局限性，在实际任官情况中，满、汉官员的比例大致保持在4:1。
即便将旗人一并纳入统计范畴，其总数亦未达26万之数。由此可确切推断，在文官体系内，除进士、举人之外，尚存在其他特定群体。此群体涵盖贡生、监生、荫生，以及通过捐纳途径进入仕途者。
【举人可以当什么官？】
在入仕这一进程中，出身背景的差异会致使截然不同的仕途走向。以进士、翰林群体为例，其入仕后的起步官职，通常至少为七品知县，鲜有低于此阶者。
在清代科举体系中，举人相较于进士，其地位相对较低。于清初阶段，举人凭借自身资质，尚可获任较为理想的官职，大多被委以知县之职。然而，自清朝中期以降，随着官场形势的演变，举人在铨选官职方面，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困境。
需明确的是，此处所提及的“入仕艰难”存在特定范畴。具体而言，其主要涵盖在京各衙门的主事一职，以及外任的七品及以上正官。
新科举人通常不会即刻参与吏部铨选，其终极目标乃获取进士功名。故而，一般情况下，他们至少会参加三科会试。唯有那些科考运势极为不佳者，才会无奈放弃科举之路，转而凭借举人身份进入仕途。
自乾隆时期起，鉴于举人规模呈现持续递增态势，清廷遂推行“大挑”举措。该制度规定，每间隔六年，于全国范围内的举人之中，择优选拔，所选出的人员大多委以知县之职。
然而，大挑制度存在特定前置约束条件，限定对象为三科不中（后续调整为五科不中）的举人。此制度在当时备受非议，时人以 “选美” 之词予以讥讽，意即容貌出众的举人，入选概率相对更高。
全国举人竞相踊跃参与大挑，究其主因，乃通过此选拔途径后，举人有望获任七品知县之职。
在科举入仕体系中，就举人阶层而言，知县之职堪称其仕途发展的最优选项，同时亦为所能企及之上限。但需明确，无论是通过大挑这一选拔机制，抑或是经由吏部铨选程序，举人真正得以出任知县，其间所面临的困难程度颇高。正因如此，社会上普遍形成举人入仕颇为艰难的认知。
对于七品以下之县丞、主簿、巡检，以及各府、州、县学之教官而言，其面临的难度则显著降低。
从人员配置角度而言，此类职位规模颇为可观。以县域行政架构为例，佐贰、属官及学官等岗位设置数量众多。在官员铨选过程中，吏部针对举人出任此类岗位，通常予以优先考量。其缘由在于，进士群体基于自身身份与仕途期望，即便面临漫长的候补阶段，亦不屑于涉足此类在官场层级中相对低微、地位不高的职位。
事实上，于清代各州县，佐贰与属官群体，其出身大多为举人或贡监生。据非详尽统计数据表明，在清代知县群体里，进士出身者所占比例尚不足45%，其余部分则为其他出身类别。
由此可见，举人初入仕途时，起点虽相对较低，但在后续的官职晋升进程中，亦拥有相当可观的机会升任知县。在清代，举人出身而后官至高位者屡见不鲜。诸多人士自佐杂之职起步，凭借自身能力与机遇，逐步擢升，最终位至总督、巡抚，乃至尚书之要职。
谈及举人出身的历史人物，左宗棠必定是最先映入大众视野的典型代表。以举人身份踏入仕途的他，凭借卓越才能与不懈奋进，官至总督之位。其后，又获任大学士，进而跻身军机大臣之列，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左宗棠获任大学士这一成就，实得益于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在清代常规政治生态下，以举人身份擢升至大学士之位，对于汉族官员而言，堪称凤毛麟角。通观有清一代，此种情形亦极为罕见。
通常情况下，举人多就职于地方，其品级普遍偏低。在众多举人之中，若能晋升至知府这一职位，已然堪称出类拔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