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官和佐贰官】
在封建时期的地方行政体系中，知县作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肩负着对辖区内各项事务的全面管理职责。其职权范围涵盖财政赋税、司法刑名、社会治安、文化教育以及农业生产等诸多关键领域。从职能角度类比，知县的角色类似于现代的县委书记与县长职责的集合体。在县域治理过程中，知县在辖区内拥有绝对主导权，面对重大行政决策，往往凭借个人判断直接定夺，而无需像现代行政体系那般通过集体会议商讨决议。由此可见，就决策自主性与权力集中程度而言，知县的权力在某些方面相对现代县委书记更为显著。
佐贰官，乃辅助长官处理行政事务之官员。于县级机构中，佐贰官具体涵盖县丞与主簿。然而，需明确的是，清代与明代在佐贰官设置上存在差异。明代时，各县普遍设置县丞与主簿；而清代，仅在少数政务繁重的县份，或设县丞与主簿，或仅设其一。
据《光绪会典》所载，彼时全国范围内，县丞的设置数量为345人，在整体官员配置中所占比例约为四分之一；而主簿的设置数量仅55人，占比尚不及二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多数县域并未配备佐贰官。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江苏、浙江等经济繁荣的省份，其至少半数的县份设有佐贰官。
县丞，品秩为正八品，职位层级略逊于知县。然而，切不可将其与现代行政体系中的副书记或副县长简单类比，而应基于其特定的职能属性予以区分。
在部分县域行政架构中，存在县丞衙署与知县治所同城的情况，附郭县尤为典型。附郭县知县因需频繁应对外事活动，诸多精力耗费于迎来送往、交际应酬之间，致使具体行政事务难以全身心投入。在此情形下，附郭县县丞往往承担起实际行政事务的执行职责，其角色定位类同于当今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常务副县长。
通常而言，县丞一职多负责某特定领域事务，诸如钱粮管理、赋税征收、户籍治理以及巡捕治安等工作。此类专司特定事务的县丞，与常务副县长的职能定位存在差异。
在地方行政架构中，财政局局长主司钱粮事务，税务局局长负责赋税征收，民政局局长执掌户籍管理，公安局局长统筹巡捕治安事宜。于各专项事务管理层面，常设有县丞一职，其下通常配备攒典一人辅助履职，攒典之职责类似于现代行政体系中的副局长。
主簿之秩为正九品。鉴于在多数县份，县丞与主簿并非同时设置，主簿的职责属性实则与县丞类同。其职责范畴大致相当于现今行政架构中的常务副县长，抑或某一局级单位的负责人。
在古代县级行政体系中，知县、县丞与主簿构成核心行政领导群体，类比当下，他们如同县级领导班子。然而，相较于现代，彼时这一行政领导群体的人员配置更为精简。
【二、重要类型的属官】
在县属官员体系中，典史、巡检及驿丞构成了县域治理架构里至关重要的中级领导阶层。其中，典史虽为未获正式品级的官员，但其配置却极为广泛。据相关资料统计，全国范围内典史的数量多达1307人，这意味着全国超过95%的县均设有此官职。
典史一职，其核心职责在于执掌监察狱囚等相关事务，类比现代行政架构，近似于看守所所长之职。然而，如前文所述，在诸多县域，县丞与主簿之职位常付诸阙如。在此情形下，典史实际上需兼摄佐贰之责，亦即，其实际履职范畴相当于常务副县长或某一局级单位之主管领导。
巡检一职，品秩为从九品，乃州县两级行政机构中较为常见的官职设置。于全国范围内，县属巡检的员额设定为908人。就地域分布而言，广东、四川、江苏、福建及浙江等省份所设巡检人数居多，部分县份会配备二至三名巡检。
巡检作为典型的地方特定事务官员，常由知县衙署委派，驻守于县域内的战略要冲。其主要职责涵盖缉拿盗匪、维持地方治安等事务。就江南地区而言，巡检司多设立于经济繁荣区域。
相较于当下行政架构，巡检一职在职能与地位上，可类比于现今乡镇层面的主要负责人，且同时兼掌乡镇区域警务相关领导职责，近似于乡镇派出所所长之职。由于一县之内巡检编制数量相对有限，从一定层级架构视角审视，其行政位阶较乡镇书记略高，大致等同于副处级领导干部这一行政级别。
驿丞，作为不入流的官职，肇始于明代，其职责聚焦于主管驿站相关事务。至乾隆时期，全国范围内的驿站迎来重大变革。彼时，各省驿站之管理模式发生显著转变，大多驿站改由知县委派专人予以负责。所委派之人，多为知县的侍从或家仆，此类人员并无国家正式编制。
自乾隆一朝以降，于全国范围内，县属驿丞之职仅存二十四员。该官职所司事务，在功能属性上，类同于当下邮政机构主管与交通部门负责人。
【三、不常见和非核心事务的属官】
此类属官涵盖闸官、税课司大使、县仓大使、河伯所官，同时亦涉及医学、阴阳学、僧道等领域的相关官职。
闸官隶属杂职范畴，于古代职官体系中，其品秩尚处未入流之列。此职位的核心职责，乃统筹管理特定辖区内各水闸的蓄水、泄洪以及开启关闭等事务，从职能角度类比，与现代水利局局长有几分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范围内，闸官的设置数量极为有限，仅为三十二人，且分布集中于山东、江苏两省。
税课司大使一职，于官僚体系中属未入流之杂职。据相关记载，彼时全国仅设此职四人，分别位于江苏之六合县、仪征县，以及浙江之钱塘县、仁和县。其职责主要为执掌商税征收事务，从职能性质而言，类同于现代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局长职务。
县仓大使，其品秩尚处于未入流之位，可谓极为罕有。于全国范围内，仅直隶天津县设有此职一人，主要司职一县之粮仓与银仓管理。从职能属性考量，大致类同于县财政机构之主官。然而，鉴于其在全国仅设一名，故而在相关行政职位中，并不具备广泛代表性。
在县级医学管理体系中，训科作为负责县属医学事务的特定属官，虽品秩未入流，却于全国各县均设一员。训科所司职责，在一定程度上类同于现代卫生行政管理架构中的卫生局局长，侧重于医疗事务的统筹规划与管理。同时，鉴于其直接承担具体医疗业务的组织与执行，亦可将其职能类比为现今县人民医院院长，全面负责县内医疗服务的落实。
在古代职官体系中，训术作为主管县域星象、风水事务的属官，因其所司职能与封建迷信元素关联紧密，在现代行政架构中并无完全契合的对等岗位。若勉为其难作以类比，其职责范畴与气象局局长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近似。
于古代，僧会与道会分别司职对僧人与道士的管理事务，二者均属未入流官职。此类职位，在当下的编制体系中并无与之直接对应的岗位。从职能类比角度而言，其类似于寺庙中的方丈、道观里的道长，或可等同于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主要负责人。
最后阐述的是县儒学教官这一职位。在县级教育体系中，教官分别设有教谕，官阶为正八品，以及训导，官阶为从八品。其职责主要聚焦于对官办学校学生的教导与训诫。需明确的是，此处所提及的学校，专指官方设立并管辖的教育机构，并不包括各类民间自行创办的书院。其中，教谕作为一县教育事务的首要负责人，其职能类似于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教育局局长；而训导则次之，相当于教育局副局长，辅助教谕开展相关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