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里，黄马褂频繁出现。于公众认知而言，获赐黄马褂者，常被视为蒙受圣上殊恩之人。身着此褂，其身份地位仿若瞬间擢升，仿佛圣上亲临身旁，尽显尊崇与荣耀。
事实上，于清代服饰体系而言，黄马褂并非位阶甚高之服制。从其赏赐情况来看，黄马褂的赐予颇为常见，数量极有可能轻易逾万。由此可见，大臣承蒙皇恩获赐黄马褂，并非罕有之殊荣，至多可视为一种带有装饰性质的褒奖。
相较于黄马褂，以下几类服饰在等级方面处于较高层次。其赐予对象与黄马褂存在显著差异，并非仅面向建有卓著功勋且官至一品的大员，在身份门槛的设定上更为多元。
### 一、四团龙补服四团龙补服在服饰历史中占据独特地位。此类补服以其特定规制与鲜明特征，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服饰文化内涵。它通常于前胸、后背及两肩部位，绣缀以龙纹图案，这些龙纹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彰显着精湛的绣工技艺与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四团龙补服是特定阶层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被严格限定于特定人群穿着，具有鲜明的等级标识性。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织造工艺水平，更是研究古代服饰制度与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于深入探究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四团龙补服，在清代服饰体系中，实则指亲王所着补服。于乾隆朝之前，亲王补服制式呈现为四正龙图案，与之相对，郡王补服则以二正龙与二行龙图案为特征。鉴于清代服饰规制繁杂，若缺乏对其深入且细致的探究，极易在区分亲王与郡王补服时出现混淆状况。
乾隆朝中期，大学士傅恒留意到亲王与郡王的补服在形制上辨识度欠佳，难以清晰区分。基于此，傅恒向朝廷上奏，提议对亲王与郡王的补服样式进行调整。经朝廷审议并批准后，亲王的补服样式确定为绣有二行龙，其中包含二正龙；郡王的补服则规定为绣四行龙。自此次调整之后，这一补服规制便成为定制，沿用下来。
清初，四团龙补服严禁赐予异姓。至雍正朝，局面始有转变。年羹尧于青海之役立下卓越战功，成功平定青海。鉴于其显著功绩，雍正帝特晋封年羹尧为一等公，并赐予四团龙补服。由此，年羹尧成为清代首位获赐此殊荣的异姓贵族。
在乾隆一朝，四团龙补服的赏赐频次有所增加，然而其数量仍极为稀缺。获此殊荣者仅傅恒、阿桂、福康安及孙士毅四人而已，且孙士毅所得的四团龙补服，后因其获罪而被朝廷收回。
在定制规制下，获赐四团龙补服的大臣，依例有权于正式场合着此服饰。然而，傅恒行事风格内敛谦逊，无论是朝堂议政之朝会，还是盛大庄重之庆典，皆摒弃四团龙补服，始终身着公爵补服。据传，乾隆帝对傅恒这一行为极为赞许。
由此可见，四团龙补服具有极高的等级规格。依照定制，若无卓越军功，通常不予赏赐。一旦赐予大臣，便表明该大臣在服饰穿戴方面，获享等同于亲王的尊崇礼遇。
### 二、红绒结顶冠红绒结顶冠，于特定历史时期颇具代表性。此冠在形制方面独具特色，以红色绒线结成顶饰，这一设计彰显出当时独特的服饰文化风格。从历史角度审视，它承载着特定阶层或群体的身份标识功能。在诸多历史文献及图像资料中，均能发现其踪迹，为后人研究彼时的社会风貌、服饰制度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
在封建等级服饰制度体系中，红绒结顶冠处于较高层级，其穿戴资格有着严格限定。唯有皇帝、皇子及皇孙具备佩戴此冠的权力，即便是与皇室血脉关系较近的宗室诸王，若无皇帝的特旨恩准，一概不得僭越使用。
在乾隆统治时期，朝廷屡有降恩之举，将特定冠饰赐予亲王、贝勒等，并明文规定其于日常亦可佩戴。追溯红绒结顶冠赐予异姓大臣之先例，最早可至康熙年间。彼时，图海、费扬古等大臣因卓著军功获此赏赐。然而，即便异姓贵族获此殊荣，鉴于礼制规范，亦不敢于日常生活中随意佩戴。
雍正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承蒙圣恩，获赐红绒结顶冠。为彰显殊宠，雍正帝特颁旨意，恩准其佩戴。然而，此冠并非随意可戴，仅限定于每年元旦大朝之时，方能启用。尽管一年仅得佩戴一次，但其独特的荣耀意味，仍令同僚们视为至高殊荣。
据史料详实记载，于清代服饰规制体系中，相较于四团龙补服，红绒结顶冠的获赐难度显著更高。整个清代，有幸蒙此恩荣、获赐红绒结顶冠者，屈指可数，人数未逾十位。
三、关于赏戴双眼花翎与三眼花翎之事宜在清朝的冠服制度体系中，花翎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标识，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与赏赐规则。其中，双眼花翎与三眼花翎尤为引人注目。双眼花翎通常赏赐给朝廷中具有较高功勋或地位者，例如在军事行动中屡立战功的高级将领，或是于政务处理上卓有成效、深得帝王信赖的重臣。而三眼花翎的赏赐条件更为严苛，获得者寥寥无几，一般仅授予对国家有卓越贡献、功绩卓著且在朝野上下备受尊崇的极少数人物，像傅恒、福康安父子等。这种赏赐不仅象征着极高的个人荣耀，更体现了朝廷对受赏者的高度认可与倚重，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及激励臣子效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对于深入研究清朝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关键价值，此内容可从诸多清史典籍及相关研究资料中得以印证。
清朝初期，依据既定规制，宗室诸王按惯例不得佩戴花翎。而贝子享有佩戴三眼花翎之特权，公爵则以佩戴双眼花翎为固定配置，此乃人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规格礼遇。
乾隆朝中叶，顺承郡王彼时执掌前锋统领一职。其向乾隆帝奏请，欲获花翎赏赐。对此，乾隆帝批复指出，花翎乃对应贝子之服饰规制，若诸王佩戴，恐致朝服体制紊乱，有失定制。
傅恒旋即奏陈，彼时郡王尚处青年之际，若佩戴三眼花翎，于仪容之上更添几分庄雅。乾隆帝闻此奏言，经审慎思忖，认可其合理性，遂恩赐予郡王三眼花翎。自兹而后，宗室诸王获赏佩戴三眼花翎之举，正式确立为定制。
在封建王朝的赏赐体系中，对于异姓大臣而言，获赐双眼花翎已然殊为不易，整个历史进程中获此殊荣者仅数十人。至于更为稀有的三眼花翎，获赐者更是凤毛麟角，仅有七人。以备受恩宠的阿桂与和珅为例，其所得亦仅为双眼花翎。
由此可见，在清代官制服饰体系中，双眼花翎与三眼花翎占据着极为尊崇的位置。此二者授受条件严苛，唯有建立卓越功勋且官居高位的朝廷重臣，方有资格获授。
在清代，官定服饰所涉色彩范畴主要为蓝色与青色谱系。与明代相比，清代并未如明代那般对服饰色系的区分予以过度苛责。此外，彼时所谓“大臣赐紫”，实则并非是向大臣赏赐紫色的官服。
据《啸亭杂录》所载，赐紫乃帝王赐予功勋卓著之臣的舆服。于古代，“舆服”涵盖车舆冠服及各类仪仗，与寻常日常穿着服饰存在显著差异。
然而，在相关文献记载里，大臣赐紫这一行为被归类于服饰礼仪范畴。鉴于此，御史特意将其单独列出。就大臣赐紫而言，朝廷制定了明确的书面规定，即唯有对国家建有重大功勋者，方可获此殊荣。
在清朝乾隆统治时期，获赐紫这一殊荣的异姓大臣数量颇为可观。诸如傅恒、福康安、福长安、福隆安、阿桂、和珅以及海兰察等，皆在其列。然而，时光流转至嘉庆一朝，获赐紫者仅为庆桂、得愣泰与额尔登保等人。自道光年间起，获此赏赐的大臣便极为罕见。
另有一类奖赏，专为武职官员而设，名曰“赐紫缰”。该奖赏多用于马匹装饰，在当时象征着极高的荣誉。
在对上述四类高级服饰有所洞悉后，黄马褂所蕴含的价值便可明晰。就赏赐对象而言，黄马褂的赐予范围颇为宽泛，涵盖从大学士、部院大臣等高级官员，到侍卫、知县等中低级官吏，乃至普通民众。
这种群体间呈现出的差异，极具阐释价值。从历史规律角度审视，存在这样一种定律：通常情况下，若某事物为社会阶层较低者所能获取，往往意味着该事物在价值层面相对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