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商鸿逵
北京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同志多次相约，希望我谈谈所知道的关于赛金花的一些活动事迹，我总是推谢。所以然者，时间过了将及半个世纪，当日接触情景已多模糊，难于追忆;兼之教研两忙，少有空暇;并且所存书籍，经乱大多散失。还是编辑同志代我借来一本《赛金花本事》，帮助寻索往迹，始得提述一二。兹分两则来谈:
一、写书的经过
一九三二年冬，一天，我的导师刘半农先生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对我说:“陈伯平(当时北平中法大学教授。其父陈璧，清末做京城御史，和赛金花相识)想写个法文本的赛金花传，我们先写个中文本的好不好?”又说:“郑颖孙(古琴专家)和赛金花熟识，可作介绍。”于是商定，每周邀赛金花出来两个半天，时间在下午，用汽车接送，并预备一顿晚餐，谈话地点就在郑家(东城隆福寺街西口外)。大概谈了八、九个半天之后,刘先生要赴西北考察方言，就暂时停下来。
刘先生临行时，曾嘱咐我要常到赛寓看望联系。没料到，刘先生在外边感染“回归热”病，回北平后经多方医治无效逝世。刘先生是我在大学读书时期最早、最亲近的老师，我的粗通翰墨，略解文艺，就是经他指导传授和熏陶影响的，骤失良师，抱痛莫已!
邀谈写书之事如何处理，就需要我来考虑了。我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学生，不但写出书来难于出版发售，而且谈话尚未完结也难于着笔。就此打住吧，书店垫付了四、五百元的车饭费及赠与赛金花的款子需要归偿。这个书店名叫“星云堂”，在琉璃厂海王村;本来因亏损无法维持，方联络刘先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使业务有所好转，刘就派我去协同经营。《半农杂文初集》、影印《初期白话诗稿》等，都是经由刘先生编辑，在这个书店印行的。因此我不能推脱责任不管。
这时颇有一些投机者，探知书未写成，就争着往访赛金花要为她写传。书店看到这个情况当然着急，我也急了，就赶快去见胡适之先生。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以前是刘半农先生)，请他给我一个指教，这事应当怎么办?因为当时听到研究所的导师中有人反对给妓女写传，说有失学者尊严，我当然害怕了。
见到胡先生，将写书动机及当前为难之处向他面诉一遍。他道:“你要写书归还欠帐，可以将赛金花的谈话照实写出，不许夸张渲染，留下一个谈话记录就是了。”于是我便遵嘱而行。《赛金花本事》就是这样写成问世的。
既然要成为一本书，总须分下章节，拟些题目。刘先生生前只讲过书名可作《赛金花本事》,并指出过几个要点,如洪钧带着他这个小妾在欧洲的生活和活动情况;她脱离洪家后的一些行动以及到北京结交了哪些显贵人物;闹义和团的时候，她都干过些什么勾当;乱后的遭遇如何等等。实际上刘先生未曾动笔一字，而我也即按照上面的指点，共拟了十七个节目，未敢再作续谈，就此草草成书。
这本书只出了一版，印数大概是两千，卖光后没有再印。原因是,我所处的环境不允许继续扩写此书,但看见书中只有不多几节，便补录了些官、私记录文字，使书的字数有所增加，就这样，也仅仅凑成了一个三万字的小本子。至于书上标题列有刘先生“初纂”二字，这是出于书店的要求，他们考虑只题我的名字怕书卖不出去。
书虽然卖出了一版，归还了欠帐，却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两、三个月后书店便关闭了。这时上海、北平等地就根据这个小本子，改头换面，添枝增叶，连出过几本类似的书，对此我均置之未问。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电影演员胡蝶给我来过一信，要我陪同赛金花去上海商治排演影片，我谢绝了。一以我和赛并无如何深久关系，她已年老之人，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再是我也没有搞电影这门艺术的爱好和兴趣。不过，我却认为，就赛金花一生活动的事迹重点，编写成剧本，表演于舞台和银幕是可行的。因为从她的周围可以充分暴露出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亲贵大吏的糜烂生活;同时可以反映出当时志士仁人的忠贞爱国、不怕牺牲的正义无畏精神。
报馆访事沈荩在刑部遭受酷刑而死（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九日，沈荩以报道了有关中俄秘密谈判，帝俄提出七条要求的消息被清廷逮捕。七月三十一日慈禧下令用竹鞭行刑，即日沈被杖死于刑部监狱。），就是在赛金花进刑部的日子里，她名为关押在监，实际上还允许她吸鸦片烟，两相对看，竟不同如此。
还有，当时京津一带义和团抵抗侵略者的勇敢拚斗的壮烈情况，也可从而表现出来。只是我的文学艺术素养很差，当然更谈不上实践经验，实在有力不从心之处。
二、其人、其时、其事
赛金花的名字，从她的谈话中察知，大概是在天津组织“金花班”妓院时开始用起的。她的名字经过了多次改换，未嫁洪钧前名“彩云”，进洪家后名“梦鸾”，后又改“梦兰”，民国初和魏斯灵结婚，便称“魏赵灵飞”。从其一生活动历史来看，要以赛金花这个名字最普及也最响亮。
赛金花其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依我看来，她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女子。但由于长时间的妓女生活，锻炼得能交际并能辨识人物。
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同我的爱人带了点礼品去看望她，恰巧碰见一个看来约摸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样子很阔气，正躺在床上吸鸦片烟。我们略谈了几句便告辞。那个人说“可等一会儿，坐我的汽车送你们回去。”我表示了一下谢意便走开了。后来再次去赛寓，她说那天你们不搭汽车很对，意思表露那个人不好。我也没有再追问他是做什么的。等赛金花死后,她所雇用的女仆顾妈告诉我，那个人姓王，是管什么“警备”的。
处在那样的时代，象赛金花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拒绝和这伙妖魔鬼怪周旋呢?
后来又有一群亲日汉奸潘毓桂之流来纠缠她。而到头来，她仍然在贫窘中死去，这年应是一九三六年冬，我因遭父丧，未在北平。
赛金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略识文字，不能执笔作书。《赛金花本事》的题签，还是我先写好，由她铺上薄纸描成的。“魏赵灵飞”四个字的署名，是我爱人模仿她的生涩的笔势代写的。
可是她颇健谈，操带南音的京语，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善饮酒，量颇不小。我见着她的时候，已是花甲之岁，望之犹如四十许人。记得刘半农先生向余上沅(戏剧家)说，看这个女子当是清末时期的标准美人。
赛金花之所以享名南北，乃是“生逢其时”。而时有三：
一、在洪钧作使臣时随其到过欧洲;
二、以“状元夫人”的称号从事社会活动;
三、参与义和团运动中的外交事件。
三者互相关联，互相影响。
不随洪钧出国，她不可能有机会学会德语，洪钩钧不死于中年而老寿,她不可能脱离洪家，以“状元夫人”之名大肆活动(洪钧于清同治七年中状元，死于光绪十九年，年五十五岁);没有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她不可能以懂德语在北京结识瓦德西。她就是在这段时期，由十四岁到二十八岁的十四个年头里(公元一八八七——一九○一)成为京、津、沪社会上一个响亮人物。应当说她是在这样巧遇的时机中出现的。
她所认识的清末当权人物确实很多，仅就其口述所及，有载勋(庄王)、奕劻(庆王)、立山、荫昌、孙家鼐、陆润庠、许景澄、陈璧以及李鸿章等。
“赛二爷”的称呼，就是立山戏弄出来的。许景澄和洪钩同科中进士，也出使过欧洲，他们关系必然很近，所以赛金花由天津逃难来北京，想要投奔许家，并说她和许景澄的太太是干姊妹，这个太太说不定也是个妾。
刘先生说赛金花和慈禧是一朝一野相对的一对，这话说得很合适。这两个女人都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人物，其所不同者，赛金花是个丢丑的，慈禧是个有罪的。这本书中所记赛金花的谈话，其劝说被戕德使克林德夫人答应立牌坊一事，是可以相信的。李鸿章曾利用她去和德国人拉拢，讨好求和，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侵略军联合统帅为德国人瓦德西，他在中国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肆意杀戮，为所欲为。赛金花为了使克林德夫人让步，曾是出过力的。我们在此节录她的一段谈话:
当开和议时，态度最蛮横，从中最作梗的要算德国了。他们总觉得死了一个公使，理直气壮，无论什么都不答应，尤其是那位克林德夫人，她一心想替丈夫报仇，说出来许多的奇苛条件,什么要西太后抵偿罢，要皇上赔罪罢，一味的不依不饶，把个全权和议大臣李鸿章弄得简直没有办法了。我看着这种情形心里实在起急，又难过;私下里便向瓦德西苦苦地劝说了有多少次,请他不必过于执拗，给中国留些地步，免得两国的嫌恨将来越结越深。
瓦德西说他倒没有什么不乐意，只是克林德夫人有些不好办。于是我便告奋勇愿作个说客去说她。
我见着了她，她对我的态度还很和蔼，让我坐下，先讲了些旁的闲话，然后我便缓缓地向她解释说:“杀贵公使的并不是太后，也不是皇上，是义和团，他们闯下祸早跑得远远的了。咱们两国邦交素笃，以后还要恢复旧好呢，请你想开些，让让步吧!只要你答应，别人便都答应了。”
她道:“我的丈夫与中国平日无仇无怨，为什么把他杀害?我总要替他报仇，不能就这么白白地死!”
我说:“仇已算是报了。我国的王爷、大臣，赐死的也有，开斩的也有，仇还不算报了吗?”
她又说:“那不行，就是不要太后抵偿，也要皇上给赔罪。”说这话时，她的态度很坚决。
我想了想，遂说:“好罢，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石碑，或铸一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树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吗?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国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
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欢喜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
当侵略者打到北京，慈禧挟持着载湉急急惶惶逃奔西安，然后连电奕劻和李鸿章，要他们“无论如何为难，总要极力磋磨”(《光绪东华录》二十六年九月己丑)，并答应侵略者们的要求，发给奕劻、李鸿章“全权大臣用宝勅书”，以便签署卖国条约使用。
几经交涉，不顾差耻，才得到各国侵略者共同提出的议和十二条款。其第一款即是树立克林德纪念牌坊。观察当时情势,慈禧是急催李鸿章等和各国“剋日开议”。
这时清驻俄使臣杨儒曾电告奕劻和李鸿章道:“德帅到华，和议更难维持”之言。这是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中的事。
到十一月提出了十二条款，在款末附言:“若非将各款允从足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紥兵队之望。”为此，奕劻、李鸿章奏报慈禧，各国“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光绪东华录》二十六年十一月甲戌)。可是第一款却解决得很顺利，可知必定有人从中斡旋，这个人应当就是赛金花。
清末民初的杂笔佚闻之作，颇有涉及赛金花事迹者，而值得抄举的却很少，阅读苏曼殊《焚剑记》，有一段有意义的记述，并节录于此：
彩云为洪状元夫人，至英国，与女王同摄小影，及状元死，彩云亦零落人间。庚子之役，与联军元帅瓦德斯(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作了一桩好事。
附:回忆赛金花答德国记者问
尹润生遗作
一九三〇年秋天，那时北平有个“世界学院”，由李煜瀛(石曾)任院长，他曾应德国记者的要求,约请赛金花开一次座谈会，地点在中南海福禄居世界学院北平分院。那时赛金花已有五十岁左右，但看来不算衰老，但因染有鸦片嗜好，面容憔悴。当时她居住在宣武门外万明路大森里一带贫民区，生活非常贫困。
为了出席这次座谈，世界学院临时救济她六千元，作为添补衣履之资。她名片上印的是“魏赵灵飞”四个字。是日由世界学院用车接送。赛金花身穿青色服装，态度大方，由她临时约请的一位保姆搀扶着缓步走入世界学院。
那时笔者是世界学院北平分院的一个小职员，受《孽海花》小说影响，出自好奇心理，一心要看一看赛金花的庐山真面目，因此也旁听了这次座谈。
赛金花从容入座，略进了一些茶点。
德国记者寒暄一番后开始问:“你怎样与瓦德西将军相识的?”
赛金花:“我跟洪文卿先生出使德国，不仅学习了一些德国话;在公开宴会场合也结识了不少德国执政文武官员，瓦德西将军就是其中之一。
德国记者问:“你能不能将你与瓦德西将军的爱情经过谈谈?”
赛金花:“一般人对于我和瓦德西将军的相识当一个笑话来传说，越传就越失去真实性，要讲几天也讲不完。我准备用文字写出来公诸于世，让大家明白真相，今天在这个短会上我就不再浪费时间了。”
德国记者问:“你在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时做了哪些事情?”
赛金花:“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做的事情太多了!也是一时讲不完的。不过我可以举两个实例来介绍一下。
一件事是:联军有一次把北京很多老百姓赶到一个大寺院里，准备了许多砖头瓦块，叫老百姓用砖头去打佛像。凡是打了的老百姓站在一边，不肯打的另站一边。我闻听此事后，急忙赶到现场，了解到联军想用这个办法判明谁是义和团，谁是好百姓。他们认为凡是不想打佛像的都是义和团，准备一律处死。我当时给他们解释，这个庙是关帝庙，不是佛像，关帝最讲义气，老百姓对他十分崇敬钦佩，怎能用砖头去打呢?不打又怎能就是义和团呢?经我这番质问和解释后，联军就把这一批老百姓放走了。
第二件事是:联军与清廷'议和’时，很长时间达不成协议，主要争端就在德国要求恢复和赔偿克林德名誉，条件十分苛刻。此事我曾出面与德方交涉，说明按中国传统风俗，为克林德立个纪念碑要比其他任何赔偿都要体面，后来德国也就到此为止。”
克林德纪念碑建在东单大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纪念碑被迁移到中山公园，改为“公理战胜”四字;解放后，又将“公理战胜”四字改为“保卫和平”
以上几件事是赛金花亲口所述，它的真实性如何，可供史学界参考。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