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三
绥远抗战顺应历史的潮流出现了，它也必然给当时的中国社会留下自己的影响:
一、它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国军每战必败，无一不是以签订丧权割地的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则是从那时起，唯一的一次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卖国条约的抗战。
战争之初，敌人骄横无比，以为杀鸡焉用宰牛刀，田中隆吉就曾狂妄地宣称:“'九·一八’时，东北军一打就跑，这回绥远军可能一吓唬就跑。”因此，日本有田外相当时发表声明:“此次纠纷与日本无关。”
谁知奴才不争气，在傅军凌厉的攻势下，德王嫡系伪七师的千余人马全部就歼，王英军的五个旅长有四个反正，总共有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从伪军的花名册上永远地抹掉了。其中，前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精选的十名精通蒙、俄文的日本高级特务被打死了七个，气得冈村和坂征四郎大骂田中隆吉。两个光杆司令王英、穆克登宝和战争的直接策划者田中隆吉先后被撤职和遣送。
乘战争进行之机，南京政府提出要求，日军不得不撤走了青、绥、宁地区的日本侨民。日军自己又被迫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关东军至此再也不敢相信伪兵，决定缩编伪军为一万一千人。遣散的伪军或当土匪，或投奔傅作义，这又给日军添了新的麻烦。可以说，在一场军事赌博后，日军将它在绥远的老本几乎输了个精光。
二、绥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忱。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蒋介石虽然自己对抗日抱有两面态度，但却仍坚持严厉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公然下毒手，把救国会的七君子下狱，并禁止了十四种主张抗日最积极的刊物。可恰恰就在第二天，百灵庙大捷犹如晴天霹雳，傅作义用枪杆子在万马齐喑中打出了一个抗日局面。因为这是“在中央领导下的抗战”,所以可以名正言顺地大写特写，全国人民以舆论为先声，以募捐为主要形式，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涉及阶层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可以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反日斗争相媲美。
中国共产党是绥远抗战最坚定的支持者。十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两次致书蒋介石，指责他坐视傅作义抗战而不救的卑鄙行为，要求把红军和剿共大军都开往绥远前线。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业年着的英勇将士。”并再次表示:“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一定的抗日战线。”
百灵庙大捷后，毛主席拍电报给傅作义表示祝贺,并派南汉宸同志携慰问款和锦旗参加百灵庙祝捷大会。在中共地方组织和救国会的发动下，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各阶层人士及海外侨胞，上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至乞丐妓女、监狱中的犯人都纷纷参加“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南京有一东北军官的遗孀，自恨非为男子不能赴绥报国难家仇，遂愤而自杀，嘱以儿几十万遗产捐作援绥款。到十二月底，全国人民捐款已逾三百万元-——相当于绥远一年的军费。各地赴绥慰问团、医疗队已达近百个。吕骥等知名音乐家来绥教唱抗战歌曲。名演员陈波儿、崔嵬等也来绥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向傅军士兵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抗日的歌声回漾在绥远，震荡着全国。
进一步发展的运动马上冲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将矛头指向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许多人大声疾呼，要求扩大绥战为全国规模的抗战，要求政府派遣飞机前去应战。天津《大公报》的社论直接抨击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宋哲元，要求他从侧翼出击，收复察哈尔失地，甚至连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气得宋哲元恼羞成怒，马上封闭了这家刊物。
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工人阶级又一次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从十一月起，上海日商纱厂的四万五千工人因抗议日本侵略绥远等原因而举行罢工，有人认为，“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在日商纱厂集中的另一城市——青岛，坚持罢工的工人面对镇压不屈不挠，敌人在十二月三日竟悍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占领全市，全国人民更加愤怒，抗议声浪突兀迭起，连日本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
三、绥战增强了傅作义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抗战信心，并且成了诱发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
傅作义原在日军的屈辱下生活。《秦土协定》签字后,他屈从于国民党中央的压力，同意日本飞机在绥远飞行和在各地进驻日本特务机关，连傅作义手书的阵亡将士碑上的“抗日”两字也被迫改成了“长城”。
等到绥军获胜后，素来骄横、不断向傅作义挑衅的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中佐找到傅作义，要求归还小滨等人的尸骨。傅作义口气强硬，挖苦他:“金、石等人是你们日本人训练出来的，打死小滨大佐是反正归来以前的事情，你应找你们日本指挥者要人，与我无干。”气得两眼发黑的羽山又看到:日本已修好的包头飞机库也被傅作义收回，房子空荡荡，正好做了包头仓库货栈。急转直下的战局和傅作义的强硬态度激怒了关东军，该军以“满洲国接壤地区受到战乱影响”为理由，发出战争叫器:“不能不行使武力了”。
羽山气势汹汹，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作义递上关东军的最后通牒，“命令傅作义撤出绥远，开往山西，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傅作义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现在就可答复，我是绥远主席，边防将领，守土有责，不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惧。”关东军接到羽山的回报后，拟由日军驻热河第七师团带领伪军再度反攻，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日本军部和关东军激烈争吵后，才暂时中止了这一行动。傅作义则加紧扩充民团自卫队为国民军，修建国防工事，举行防空演习，迎接中日全面战争。
各省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都为傅作义的胜利所鼓舞，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照父亲遗命，将八十七万元的遗产捐做了援绥款。他还声称要学习绥远的办法训练壮丁，准备抗日。广东的余汉谋则支持部下王庆贞组织了“出察援绥军”,为每人提供一百元钱购买必需品,准备北上援绥。早在十一月八日归绥军事会议后，傅作义派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前往北平会见宋哲元，应傅作义之请，朱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商讨援绥事项。谁知，蒋介石在十一月十七日在太原会见阎锡山、傅作义之后，便于次日飞往济南接见韩复榘,由于蒋介石的破坏，宋、韩援绥一事终未兑现。
握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这一向着抗日方向的转化，不能不使蒋介石集团有所顾忌。特别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乘中央军北上之时，公然致电国民党政府，抗议因七君子参加“中华民族抗敌后援会”援助绥东将士而横遭监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殊不知,李、白等人的行动最使蒋介石寒心——在中央军已调离南线的情况下，若在处理援绥问题上有所不当，势必使两广地区战衅重启。
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在洛阳会议上仍顽固坚持剿共第一的方针，年轻气盛的少帅曾一度打算放弃政事，出洋考察。正在此时，绥东打响了抗敌的炮声，西安人民以空前的热忱投入到了援绥运动之中，连杨虎城夫人谢葆真也亲任募捐分团主任，上街三天就募到七千元。
绥远、陕西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正如杨虎城所说，“自从日帝实际武装攻夺我绥远以来，于是西北也就随着而变为抗日前线了”。广大东北、西北军将士面对此时此景，无不义愤填膺，普遍喊出“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找到张学良痛哭，呼吁:“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性的变化。”这是中共中央对时局中肯的分析。
此时的张学良冷静地一考虑，觉得走，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实不甘心;遂下了不走的决心。但是，他仍感到苦闷至极——原来曾一度是自己部下的傅作义一时成了全国人人敬仰的英雄，而自己却替他人背着不抵抗的黑锅,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当上海代表团赴绥经过西安时，张学良见到黄炎培劈头第一句就是，“怎么我们剿共剿了两年多也没人来慰问呢?"
在这种情况下,十一月二十七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书中说，“请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委员长之热诚，更当加百倍。”
十二月三日、七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以陈诚报告为理由，诡称日本无意将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张杨迫于无奈，在十二月八日定计兵谏。恰逢次日西安学生召开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一万多学生高喊着“欢迎武装同志援绥!”前去临潼请愿，更坚定了张杨兵谏陈言的决心。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后，翌日，张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了兵谏的原因:“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接着，张杨提出了著名的八项救国主张。
事变过去十年后，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人民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对事变之原因做了科学总结，“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反而激起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历史上多因一果的事件;援助绥远抗战是张杨向蒋介石进言名正言顺的理由，蒋介石一再拒绝张杨援绥之请，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四、绥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政府的内外政策。
绥战的胜利使亲英美集团中的许多人精神为之一振。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在救国会等组织的推动下，国民党元老张继、孙科、居正等人就在南京参加了援绥抗日运动，张继还主持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在一些立法、监察委员的带动下，援绥宣传和募捐一直深入到工厂商店。孔祥熙也致电傅作义，称绥战“敌忾同仇，当为天下共见”。一些国民党大员就绥战而疾呼，孔祥熙把持下的财政部也就此顺水推舟，一再追加绥战军费。
蒋介石本人此时怒喜交加:
他怒于傅作义为他制造的麻烦:绥战的进行滞缓了新的剿共战争的发动。一九三六年九月底，俟两广事变一结束，蒋介石便匆匆调中央军北上，到十二月初，到达前线的军队共有二百六十个团，兵力应在三十万上下。
其中十三万人的东北军、四万人的西北军已在暗地和红军达成了停战协定，蒋介石自己也不信任这两支军队，到十月底，中央军已换下了两军除洛川一带以外所有的防线。
在宁夏、甘肃、马鸿逵部在与红军西路军二万人的作战过程中，双方都伤亡惨重。因此，真正能和红军拼死作战的只有中央军的十余万人。而蒋介石被迫派往绥远的汤恩伯第十三军(两师长为王万龄、王仲廉)、门炳岳的骑七师，外加独立七旅，这些部队人数应在二万上下，占能战部队的五分之一左右。同时因绥远军东调抗日，伊盟、河套一带门户洞开，蒋介石不得不派嫡系关麟徵部前往接防，以备红军北出蒙、苏，这无形中又分散了兵力。果然，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军在山城堡围住胡宗南一个旅，近在咫尺的东北军却遥作壁上观，致使该旅被红军全歼。远望在平地泉的汤、门军，蒋介石追悔莫及，却徒唤奈何。
绥战对剿共战争的影响不仅仅是单纯蒋军人数上的削减，更重要的是，在绥军与日伪拼死血战之时，硬要其他部队剿共，使整个剿共大军人心涣散。骑七师原暂属张学良管辖，在剿共中一向畏缩不前，一朝赴绥，士气陡然高涨，在冰天雪地中日夜兼程，提前从杀虎口入关。绥战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行动计划，等他于十二月上旬在西安再度召开剿共会议，重新部署兵力时，张杨已开始动作，剿共战争竟成了泡影。
为此，蒋介石一再给傅作义冷脸看:赏钱仅为一万元(相比之下，小军阀余汉谋拿出了五万元。上次参加长城抗战，蒋介石给傅作义的赏钱也是五万元)，并有一再削弱傅作义军权之举。
但是，在另一方面，蒋介石却喜于傅作义为他在中日谈判中赢得了大筹码。他公开声称，绥战“实为吾民族复兴之起点”，并表示，“华北问题决不迁就”。他还和阎锡山联名发表了《告匪伪军兵士书》，书中说，“你们为什么要侵犯绥东?同是中国人，你们甘心让自己祖宗的坟墓受他人蹂躏，你们甘心让自己的儿孙去做他人的奴隶……是多么痛心的事。”书中还号召:“中国人不应亡中国，醒悟的同胞们，快快回到中国军队里边来。”蒋介石还规定了匪伪军投诚的赏格，从军师长赏洋五万到徒手士兵赏洋十元，不等。
蒋介石集团的态度向着抗日方向的这一转化，促成了中日谈判的全面破裂。
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以来，中日双方代表断断续续举行了多次会谈。一九三六年九月，因成都事件，日本政府提出由张群和川樾举行正式会谈，一揽子全面解决双方在过去遗留下来的全部问题。日本方面在谈判中始终坚持“中日共同防共”等六项条件。而在最初的谈判中，张群也提出了“取消塘沽、何梅协定”在内的六项反要求。
由于日方态度强硬，并暗中唆使日伪军在绥东、丰台等地不断闹事，更因为红军三大主为会师陕北，蒋介石急于抽身剿共，因此，国民党政府开始表现得奴颜婢膝。十月八日，从庐山回到南京的蒋介石接见了川樾，川樾要求蒋介石，“承认日本提案为调整邦交的根本大纲，再和张群就细节进行协商”。蒋介石当下表示，“要以十分的诚意和日本方面对话”。从此后，双方谈判开始取得进展。到十一月十日的第七轮会谈时，日本方面称，“中国的妥协案大致明确了”。
张群做出了哪些让步呢?关于防共合作问题，“全部的虽末能成立协议，然关于某一点，亦有意见一致者。"在华北特殊化问题上，“中日双方协力速谋开发经济之原则，已有头绪。"其他悬案事项，“除中日航空联络问题，尚有多少问题外，其它如招聘日本顾问，取缔不法朝鲜人，低减关税等，不仅意见一致，关于事件之解决，南京政府大体容纳日本之要求。”由此可见，这是一次甚于接受二十一条的大出卖，它默认了日本武装侵占我国领士的合法化(在华北、政治合作尚待商谈)，加上承认其他条件，中国领土将被割出六分之一(虽然事实上已经被日军占领)，国家主权将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不仅在谈判中，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做出了姿态:它打算重开成都事件所牵扯的成都总领事馆。十一月十七日，在蒋介石政府派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中日合办”的航空机关惠通公司举行了开幕典礼。
历史上，历来以战争的胜负来定谈判桌上要价的多寡。当时，有识之士就认为，“目前的中日交涉，一面要看我们态度，一面要看绥远的战果。”在这投降的逆流中，傅作义力挽狂澜，以绥战的辉煌胜利为蒋介石集团敲响了警钟：
一方面，它使南京的衮衮诸公认识到，用日式装备武装的日伪军未必战无不胜;抗日救国的军心民心未必可侮，继续卖国可能会被民众要求抗日的浪潮所吞没。更主要的一方面是，日本在绥远新的侵略行动惊破了蒋介石想用多出卖些领土主权，来换取较长时间苟安的迷梦，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在谈判中已承诺的条件，终于毅然停止了张川一级的谈判，坚持在绥远战事结束前，不愿再进行外交谈判。
时逢百灵庙大捷消息传到，国民党政府当即派出外交部秘书段茂澜前往绥远实地收集日本卷入绥战之证据，十一月三十日，段茂澜回到南京，对所获材料经过几天整理后，应中方之邀，十二月三日，中日双方举行了第八轮会谈。
在会谈中，张群矢口否认过去谈判中达成的协议，称:“备忘录有说而未录者，有未说而录者。”并以外交部声明的方式再次抗议日本侵绥和在青岛登陆。双方遂不欢而散。
事后，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书，在陈述了中日谈判数月中已取得进展的情况后，又痛惜地说，“然南京政府，因适发生绥东问题，借为口实，谓此事如不解决，难使南京交涉成立，表示否认既往谈话之态度。对川樾大使之屡次申请，张部长且有避不晤面之意，因此川樾大使，认借与南京交涉无关系之事(指绥远抗战——作者注)使交涉迁延，徒使事态益趋纠纷而已……”
十二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也训令行政院，“无论任何原因与各省长官签订之协定，中央不能承认其发生效力”。蒋介石的态度突然地转变，激怒了日帝，十二月五日，日本政府首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支持驻华官宪，迫使中国方面就张川谈判中达成的各点协议以文书形式签字。”日本还恫吓，“倘国民政府仍不认可，应断然中止交涉，并讲求适切的自卫态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以中日政府间自“九·一八”以后唯一的一次、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完全破裂而载入了史册。蒋介石以日本人参与绥战为借口，断然地采取了导致谈判破裂的行动，并一口否认了自己已执行了数年的“塘沽”、“何梅”、“秦土”等卖国协定的合法效力，这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业是有利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就唉叹，“绥远事件给在南京的川樾、张群会谈以极坏影响”。英国政论家却兴高采烈地评论，“中国人吃耳光后不欲陪笑脸，此为一九三一年后之第一次”。
中日谈判破裂后不久，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实现了停战，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再也无法以谈判方式加以调和了。中日两国都在拼命扩军备战，终于在一九三七年演成了全面战争。所以，中共中央当时就将这三件重要事件并列，“绥远局部抗战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转机，都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尝试以严重的打击。”
与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许多次战争相比，绥远抗战实不堪称为“大”，但是，由于它爆发于中日民族矛盾、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时刻，它的影响和作用也就超出了人们的预想，绥战和它的领导者傅作义理所当然地被书上了青史，留下光闪闪的一页。三十八年后，当为傅作义盖棺时,叶剑英同志在悼词中提到，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是公允、恰当的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