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亲历丨刘壮飞回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劫收”石家庄市的实况

义和江涛 2024-08-01 17:01:18

作者:刘壮飞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国民党上至重庆政府,下至各战区,出现一片混乱。因为事先估计日本至少还要挣扎一年,因而对善后的工作毫无准备,都是临时现抓,所以针对沦陷区,由重庆统帅部发表了两个命令:

一、命令日本军仍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国军未到以前,不准向八路军和其他地方游击队投降缴械,违抗不遵者,严惩不贷。

二、命令伪军在原驻地不动,仍维持地方秩序,等国军到达后,按国军待遇予以整编。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受命于国民党第一战区胡宗南,让我们率领庞炳勋的新编第五军第十二旅二个半团的兵力,打着第一战区先遣军的旗号,由河南汲县防地,沿京汉铁路北上,限于1945年8月20日,必须抢占石家庄市,如果违期,以贻误戎机论处。

当时我们估计从原驻地汲县出发,距离石家庄市尚有一千二、三百里,沿途都是解放区和游击队活动区,中间哪能不遇有零星战斗呢?完成这项任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侯子固(即侯如墉)时任新五军第十二旅旅长,孟宪馥(即孟仲芳)原是河北民军张荫梧部下纵队司令,后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我当时也任胡宗南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我明明知道这是利用我们河北人去替他卖命,既牺牲异己,又为他们抢占地盘。侯、孟二人对我说,三国中诸葛亮用草船还能借箭,何况我们有二个半团的基本部队,借着这个机会发展壮大自己,有了力量管他胡宗南、李宗南呢?因而也就强打精神,侥幸于8月20日到达元氏县城。

城内守军魏永和原是冀察战区第四纵队所属部队,是我们的老部下,因此在元氏县城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十九纵队副司令刘景秀迎接我们进入石家庄市。当时石家庄市内非常杂乱,各县伪军为了自身安全,麋集在石家庄市内。日本军队仅仅一个旅团,另外还有石家庄特务机关和宪兵队。我们到达石家庄后,立即以胜利者国军姿态,宣布停止他们的活动,只允许他们在原驻地营房附近设警戒。

原负责石家庄市防守司令是伪华北治安军刘化南,至此我们统一接管了,并正式成立先遣军指挥部和石家庄市警备司令部,由孟宪馥和我分担正、副司令,当即开始整编伪军,计有深县尹迎春伪保安联队、冀中五县联防司令李培成部,藁城赵学臣部,宁晋徐玉峰部,元氏县魏永和部,井陉县王景尧部,栾城县徐光壁部,以及原有二个半团,共编了九个旅,十八个团,每旅官兵约有二千四、五百人,共计有二万三千多人。枪支齐全,弹药充足。

石家庄的防备方面,南至元氏,西至井陉,东至藁城,北至定县。市区由警备司令部承担。开始征调民工修筑防御工事,采用日军城市防御体系。朝阳路、中山路。新兴路以及火车站周围,各街道巷口都用梅花碉堡与母子堡相配备。在外里修筑一条环城铁路,初步的城防计划,大体就是这样。

驻在石家庄这么多的部队,每天那么大的开支,怎么办呢?日本军方仓库的粮食够二万多人吃一年,光有吃的还不行,干脆,乘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带了二、三个勤务兵到伪准备银行强行提取了五亿元(银行金库共有九亿元),用来维持过渡时期的急需。

第二步即开始由我接收日伪行政机关,如市政府、道尹公署及所属各单位,软禁关押了真定道伪道尹李少微、市长管锡山、警备局长杜葆田。

第三步冻结银行现金,清查仓库,限令各伪机构人员,不准擅自离开,并责令准备点交清册。

在接管过程中,石家庄市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修械所,内有几台车床,有锻工、钳工、木工等二百六十多工人,能生产轻机枪、六〇炮、步枪等。我们在当时利用这个修械所制造了不少的枪支,补充到各旅。

当我在接收过程中,发现日伪方面所交代的移交清册,没有一份原始清册。据悉,他们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以后,立即烧毁档案文件及各种物资清册等等,特别是日本军方甚至将武器、弹药、汽油等军用物资,埋藏在地下。后来由李培成找到二个日本女人作线索,在大郭村飞机场附近挖出一部份轻机枪、汽油。因为其他方面当时找不到线索,没法进行挖掘。从挖出的部份武器证明是确有其事。

两个月后,胡宗南的大将李文率领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所属部队第十六军李正先部,第三军罗历戎部共四个师(内有22师、32师、7师、49师),从山西风陵渡过河,沿同蒲路北上到太原,11月间抵石家庄市。这些部队在八年抗战中一枪也没有向日军打过,是专门负责防共的。这次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开到华北,因为在石家庄逗留的时间不长,李文即率十六军李正先部到达北平,第三军罗历戎部留驻石家庄。罗历戎乘机抢房子、抢家俱,最后还抢了一个日本女人,过着花天酒地,腐朽糜烂的生活。

这时,石家庄市的警备工作我们已移交给三十二师,由刘英、李文定分任正副司令。

我们这二万多人的部队,胡宗南哪能容许我们存在呢?所以接二连三地下达命令,派代表传达命令,允许我们成立一个师,其他部队统归三十四集团军作为补充师。我们听了宁可不干,决不接受。

山西阎锡山和十一战区孙连仲,都不断派高参们来联系。

因为侯子固、孟宪馥都是山西军校毕业,总算是阎锡山的学生,因之对阎还有一点旧情。阎锡山派正太路局长谢宗周,以劳军为名,带来许多名贵礼品,汾阳杏花村名酒和其它东西,阎锡山还写了亲笔信,大意是倘不得意时可来太原。

孙连仲以封官许愿的办法允许编三个保安师。总的说,都是为了各自的目的,但又不敢逼得过急,恐怕逼上梁山,转向解放区。

因为我们内部意见不一致,明争暗斗,最后无结果。

由于河北省属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派了许多行政人员接管各行政单位,尹文堂接任石家庄市长,高挺秀任专员。这位高专员到任没有一个月的时间,竟然发生一件戏剧性的笑话。这位高级专员异想天开,亲自在夜间盗窃仓库白布五千匹,还有其它物资。事情就偏偏被李文定副司令碰上,当场被抓住,将一干人犯,由警备司令部看押,第三天送北平十一战区军法处。这案件发生后,实质上是专为给孙连仲脸上抹黑,以后十一战区不受理。这个案件又转送北平市地方法院,轰动一时的贪污盗窃案,竟不了了之。从高挺秀的问题上说明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高挺秀于1948年逃往台湾。

自从高树勋在河北磁县马头镇起义后,孙连仲本人几乎气成疯子。孙连仲同高树勋不但同是国民党西北系冯玉祥的部下,而且自从高树勋杀死石友三以后,高树勋处境非常孤立,汤恩伯时刻准备要解决高树勋的新八军。在这样情况下,孙连仲气急败坏,一心想瓦解新八军,因之在石家庄市成立一个前进指挥所,由一个姓何的高参担任前进指挥所主任,并设有联络部、招待站,并派出许多人专门去策反新八军。

那时新八军起义后驻武安、涉县,新八军叛逃官兵奔石家庄来的络绎不绝。内中有一位姓魏的,是新八军军需处长,携带公款逃到石家庄,当天晚上曾设宴招待他,并通过他知道八路军和解放区的一些情况。第二天即派人送到北平十一战区长官部。自此以后,新八军和乔明礼纵队即转移到山西省长子县一带,以后叛逃的就不多了。

先遣军进驻石家庄以后,指挥部设在日伪建设总督大楼内办公。在大楼院内靠正门南边一点,侯子固挖了一个大地窖,里面铺上一些谷草,整天见不到太阳,又潮湿,又阴森。经指挥部谍报队拘捕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及进步人士,即关进这个地牢内。

守卫的士兵都是侯子周的卫队士兵,非常保密,不准任何人向外泄露消息。特别是所谓重要犯人,即关在大楼上最高的一层上边仅一间大的屋子,与外人完全隔绝。对于长期关押的人定不了罪名,怎么办呢?侯子固从他的卫队里找一、二个人也关进这座牢里边,事先作好布置,叫亲信人员同关押的所谓犯人混在一起,引诱这些被难者说出一些他们所需要的话,这就马上定罪处决。凡是关进去的人,能放出来的不多,大部份都在夜间弄到大郭村飞机场附近杀害了。

侯子固原是军统特务出身,抗战开始以后才与军统脱离了关系,所以他整人害人的这一套,比其他军人残忍得多。凡是知道侯子固的人,大约谁也不会否认。

自从第三军罗历戎部控制石家庄以来,罗历戎不顾一切,利用职权竟然派兵到山西省阳泉抢运煤炭,借口军运,向上海运销。当时阳泉煤炭价格非常便宜,上海比阳泉高出多少倍,运到天津从海上运到上海,简直是一本万利。因为运煤过多,获利甚厚,激怒了阎锡山,限令正太路局军运指挥部于涉制止,必须有二战区出境运输证,方准出境。

另一方面,罗历戎因发了这么大的财,内部人员如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李文定非常不满。因此刘英、侯子固、李文定和我联合起来倒罗,虽未收效,但矛盾一天比一天激化。以后正定解放,侯子固为罗历戎所谋算,关进北平监狱,以贻误戎机论处,几乎送了性命。后来在我从沈阳返回北平时,将正定失守兵败的经过与宋肯堂联名控告到孙连仲处,侯才获无罪释放。自侯案发生后,刘英势孤力单,时时防范,恐为罗历戎所算。据后来知道,刘、罗之间的矛盾一直到清风店战役罗历戎被俘为止。

日本投降后,石家庄一个十九万人口的小城市,哪能经得起这么多人的“劫收”?又加上特务横行,据我所知,军统局派驻石家庄市特务董震,中统方面申志谦,还有伪中央日报社特派员陈志云,还有胡宗南的西北通讯社。这些人更是不择手段,专门敲诈勒索。谁家有钱谁就是勒索对象。他们用的两顶大帽子:一个是红色的(私通八路),一个是黄色的(汉奸)。

例如石家庄华北医院被警备司令部第二处(军统特务们)查封,将院长及医院负责人逮捕了不少,诬陷人家是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查封的时候任何物证都没有发现,结果搞了五万元了结此案。桥东福恒客栈,是冀中人开的店,在石家庄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来来往往的客人大多是冀中各县的人,这次也遭到查封,逮捕了五、六个人,也被扣上红帽子,说是八路军冀中交通站,类似这样的情况岂止这一家。

石家庄有一个暴发户叫平傻子,他弟弟叫平老六。他们在日伪时期贩运毒品发财,仅在石家庄市内,房产不下七八所,且都是新盖起来的一所一所的大房子,四合大院,另外还经营一些店铺。当然姓平的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肯定不是好来的,所以在石家庄的大小特务,你今天敲过来,他明天敲过去,弄得姓平的最后逃到天津。至于当时逮捕的汉奸李少微、管锡山和民愤最大的杜葆田,除杜葆田一人之外,李少微和管锡山都是运用各种手段逍遥法外。当时国民党所谓接收石家庄市,实质上是抢劫石家庄。时至今日,已有三十多年了(文章写于1984年),当时的人除逃亡台湾者外,可能幸存者不多了,因此将我亲手所做和亲眼所见的实况,整理如上。

0 阅读:46

义和江涛

简介: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