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仁寿

1944年，我抱着抗日的决心，从西安警察局报考了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录取后，即被编入重庆中美特种训练班渝训班第二期。从此，误入歧途

(一)军统的“家法”

这所特种训练班设在距重庆2华里左右的磁器口，不远便是囚禁政治犯的白公馆、渣滓洞。从渣滓洞往南有个戴公祠，是特务头子戴笠为军统特务所修的公墓。特训班周围的环境非常荒凉阴森，一进校门就有一种恐怖感和压抑感。

蒋介石兼这所高级警官学校的校长，戴笠任特训班的主任。到校后，戴笠第一次给我们讲话，就杀气腾腾地说:“我们干军统的，要有立着进来，躺着出去的决心。我们最终有3种死法:一是忠于老头子(指蒋介石)，为党国尽忠;二是自然死亡:三是叫我处决你。希望同学们好自为之，善始善终。”这样的话他以后又讲过多次。毛人风也经常向学员们讲:凡参加军统工作的，这一生就吃这碗饭，不许脱离，否则实行“家法”。

军统的“家法”确实很厉害，在特种训练班受训，必须处处小心，稍有差错就会招来祸殃，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监视。有几件事至今想来，仍然不寒而栗。

我们这期特训班共有学生2000余名,大多是学习刑事警察,另有一部分是学保安警察。除学习军事知识和进行军事训练外，还开设有警犬训练、信鸽、法律、化装、侦察、拘捕、审讯等科目,还有刑事实验、手枪射击、机动车驾驶、爆破等课程。

教官一般为军统局聘请的特工人员，还有一部分美国人，所有技术方面的课程均由美国教官担任，训练方法也完全按照美国训练特工人员的方式进行，对此,有一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中国教官十分不满，在上课时发牢骚说:“现在是学非所用。我在德国是学警察的，回来以后不分配做警察工作。而现在做警察工作的都是军人。他们根本就不懂警察的天职……”他说了这番话后,下课不到20分钟,就被教育长“请”了去，以后便查无音信，下落不明。

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有一次和炊事员到磁器口买菜，见有报童正卖《新华日报》,便趁无人注意时偷买一张，不巧，我正装入口袋时，司务长过来了，一眼看见我手中的《新华日报》。当时他并没有表示什么，但我心里很害怕，一时不知所措，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迅速装了起来。

回校后，我对一个要好的同学说:“这回可麻烦了,我买了张《新华日报》被司务长看见了，这可怎么办?”这个同学也为我捏着一把汗，他出主意说:“你不是与教育长李翰廷关系不错吗？(李曾是我在西安警察局时的上司。)你可来个先发制人，马上把报纸给他送去。"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找到李处，对李翰廷说:“今天我到磁器口买菜,见到一个卖《新华日报》的，咱们学校没有这种报，就给您买了张。说着把报纸递给他，他严肃地说:“放在桌上吧,以后不要再买这类报纸了。这是违犯纪律的。然后他就让我离开了。

我前脚刚走，后脚司务长就到，向李翰廷报告这件事。幸亏我已向李翰廷说明，司务长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

这次化险为夷，多亏我和李翰廷有旧交情，要不然还不知怎么了结。军统的纪律很严，若有差错，轻者进拘留室，我们称之为上“小学”；稍重者关禁闭室，我们称为上“中学”；再重者则要送渣滓洞，我们称为住“大学”。这次买报纸的的事如果犯在别人的手里，很可能就去住“大学”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特训班人心浮动，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学校更为混乱，学员们都在考虑个人出路问题，有一次，毛人凤在“总理纪念周”上讲:“现在谁愿意退学，我批准”当时就有两个不知深浅的学员(一个叫周正，一个叫王通，都是河北通县人)提出退学返乡的要求。他们这一带头,又有三四名学员提出。就在此后一个星期之内，这些学生全部失踪了，据说是去渣滓洞住“大学”去了，

有一个和我同时从西安考入特训班的同学郭汤武，他的爱人是西安美术学校的学生。一天,他爱人来信说:“我们上学是求知识，求自由。听说你上的学校永远没有自由，你还是回来吧。”郭汤武拿信给我看，问怎么办，并说:“我想离开,否则今后会很痛苦的。”我说:“你什么时间离开别对我说,我就装不知道这回事。尔后，又帮他借了50元路费，并为他如何将被褥带出出主意说:“你去找指导员开个条子，就说拿出去找人拆洗。就这样，他带着被褥走了。

我是班长，白天担心他走不远被抓回来，没敢报告。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去找指导员说:“指导员，你不是给郭汤武开了条子叫他把被子带出学校?”指导员说:“是啊。”我说:“他现在还没有回来。”就这样，我算推卸了责任。但是，没有料到郭汤武终究没有逃出魔掌。

学校知道郭汤武私自出逃的情况后，立即往西安发了急电，郭汤武一到家门，就被军统局的人抓走了，一关就是3年。后来为了严明校纪，军统局还将郭被捕的消息向学员们进行传达。1949年，我曾在西安和刚释放出来的郭汤武见面,他向我进述了他被捕的经过。

(二)三次见到蒋介石

我在特训班学习时，曾3次见到蒋介台。

第一次是1945年4月1日，军统局举行“四一”纪念大会上。这次大会是纪念1932年4月1日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的前身。我以新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记得当时与会者有3000人左右，前排就座的是军统的“烈属”，多是中老年妇女和孩子们、后面是全体军统局成员和特训班的师生代表们、自始至终站立着，不得随便走动出入。

等了很长时间，蒋介石小缓步从后台走出，边走边用手帕擦眼泪，故意做出对“烈属们”的怜悯之情。他踱着步子擦了一阵眼泪之后，便用带有奉化味儿的普通话讲了起来:“各位孤儿寡母，各位同志，各位同学，我蒋某……”他讲得很随便，也没有拿讲稿，无非是对“烈属”表示慰问，要求大家为党国效忠的一类话。有时说话急了，或骂人，便用地道的奉化话。

第二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45年8月的一次周会上，当时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刚传到学校，学员们群情振奋，欢呼雀跃。这时蒋介石出现在讲台上，大家更起劲欢呼，喊口号，满以为蒋介石也同样高兴。谁知，将介石板着面孔在台上站了很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没有任何表示。同学们一见气氛不对，吓得立刻停止了欢呼，屏着大气等待着。过了好长时间、蒋介石才张开紧闭的双唇,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的前途还是很艰难的、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如此一番话、令我们费解而扫兴、心头留下浓浓的阴影.

散会的当天晚上，我和一个年龄较大的同学悄悄议论此事。他对我说:"你太幼稚了,今天校长讲的前途是曲折艰难的，是因为还有共产党。校长最怕共产党。老头子讲话是有分寸的，他决不会随使说。”我当时对共产党不了解，听了以后疑疑惑惑，再也不敢深问了。

第三次见到蒋介石，是在军统局为戴笠举行的追掉会上。会场上有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挽联“碧血千秋”4个大字。追悼会开始后，蒋介石两手拿着手帕站在那里，足足有20分钟。台下的人们屏息敛气，整个会场静得出奇。良久，蒋介石停止抹泪，用十分沉痛的语调说:“自成立黄埔学校到现在,我的学生有165000多人，能够公开忘私的，只有戴故局长。今后我们要本着戴局长的精神去做。虽然他死了,但是我希望在场的有更多的戴笠出现。戴笠精神不死。从蒋介石讲话的语气和表情，不难看出蒋戴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三)戴笠笼络人心的手段

戴笠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如此青睐，不仅因为他能够死心踏地为蒋介石卖力，而且他还有一套征服下属和击败异己的“高明”手段。从戴笠处理特训班两件小摩擦事件，可窥见一斑。

有一段时间，我们吃的大米稻壳很多，非常难吃。有个学生偷偷将一碗米饭藏了起来。戴笠来开会的时候，他捧着米饭，截住戴笠的汽车告状:“戴先生,你看我们总是吃这样的大米，许多同学吃后都闹肚子，患盲肠炎。"

戴签翻看了大米后，气愤地说，“上车跟我找他们去。”

进入会场,戴笠向师生们讲:“叫我的学生们吃这种大米，难怪生病的多，全是你们老师干部们的责任!"他对负责伙食的人说:“你也享享福,到渣滓洞住几天吧!”他停了一下又说:“给我反映情况的这个同学很好,有胆量，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你们都要向我反映各种情况，可以越级直接反映,我欢迎。但是这个同学有一点不好，就是喊我戴先生，还不如叫我戴老板。”台下的师生们都笑了起来。

后来，管伙食的人果然被带走了。不过，人们说，带走也不要紧，只要他表示绝对服从，不仅不会住渣滓洞，而且还会加官晋级。这是戴笠惯用的又打又拉的手段。所以军统局的人都愿受戴笠的训斥，只要表现得唯唯诺诺，忠心不二，今日挨了训，明日就可能提升。

我班赵xx，是河北大名人。一天他到重庆市区去办事，因军容不整，被宪兵喊住，双方发生争执。赵某自以为是军统，有恃无恐，上去就下了宪兵的枪，并冲天放了两枪，接着又趁周围人们慌乱、其余3名宪兵尚未反应之际,将那3名宪兵的枪也夺下。随后，他背着枪撒腿就往磁器口跑。后面宪兵紧追不舍。正巧有美国人开的汽车经过，他忙将车截住，美国人见他佩戴中美训练班的标记，便让他上车，回到特训班。

事情发生后，宪兵团不干了，报告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部给戴笠打电话说:“您的学生在重庆市下了我们4名宪兵的枪，并在市区鸣枪,请您给查查。”戴笠断然回答说:“我的学生没有这样的事，我不准学生到市里去。”

他将这事顶了回去以后，立即坐车来到学校，查问究竟。这时，这个学生正向教育长汇报事件的前后经过。戴笠问:“宪兵团的人抓住你没有?”赵某回答说:“没有、”戴笠听后高兴地说:“好样的，没有给军统丢脸。”

戴笠就是这样收买教育学生。他常说，你在外面闯了祸，杀了人都不要紧，只要不被对方抓住，就会得到表扬。但是如果被对方抓住把柄，就要受到加倍的惩罚。

我在军统特训班学习了两年。1946年在我的要求之下，终于提前离开了该班，到西安任职。解放前夕，我在成都向解放军投诚。

(刘华进、杨国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