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实子 遗稿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有所谓“上海淞沪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之设，韩德勤任主任委员，我的父执辈殷汝耕任副主任委员，我任该会特派员，办理接收闸北、宝山等地区。

1933年1月长城之役，又有“塘沽协定”之签订,设有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任委员长。又在冀东成立“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孔庙)。深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殷派我为视察委员，叫我代他出去巡视管辖下的各县。殷以我初出茅庐，对于官场中的那一套一无所知，遂叫主任秘书钱宗起(号履周)为我拟好了一份出巡视察任务表，叫我到各县视察时把视察的情况填在表上，以便回来时凭表向殷汇报。殷又派了他多年雇用过的汽车司机叫春根的青年做我的听差，以便在途中照料我的生活。

我自从到华北办理对日外交事宜后，遂将“霍实子”之名改为“霍实”,主要是“子”字在日本人均属女性，为了怕日本方面误会我是日本籍女性，遂改名。

当我巡视到河北省密云县古北口时，见古北口长城外边万山重叠、荒山秃岭，没有房子，所有日本侵略军和日侨都住在古北口长城里边的民房中，同我国的老百姓杂处，情况极为复杂。当我巡视完毕，回来向殷汇报时，殷认为要在古北口设一个办事处,处理古北口和附近各县的涉外事宜。殷遂呈请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派我为蓟密区驻古北口办事处主任。

当我接到委任状后，殷带了我去天津向于主席谢委之后，我即去古北口上任。殷以我不大懂中文,又不会批公事,特在专员公署调了一位姓徐的做我的秘书。殷又以我过惯城市生活，一旦派驻边陲，当会感到生活枯燥，遂又派了他的妻舅井上乔之(殷妻是日本人,原叫井上惠民，嫁殷后改殷惠民)做我的顾问来陪我。记得早年我在日本读书时，我父委托殷做我的监护人，殷对我照料是十分周到的。今番对我如此妥善安排，可算是无微不至。所以当1945年日本投降后，殷虽以叛国罪被关押在南京候审，我仍托他的“忠仆”春根送些零用钱给他，藉以报答他昔日对我的恩情。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塘沽协定”把河北省长城南边、在长城之役曾被日军占领过的二十二县,划为非武装区城,亦称“战区”,分为蓟密和滦榆两区，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要另外组织所谓战区保安队，由张学良的旧东北军的魏永和任蓟密区的保安总队长，徐士英任大队长，驻密云、怀柔等各县。后来魏永和因病去世，由张庆余(也是旧东北军)继任。徐士英也因事调离“战区”。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逼迫我国政府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驻热河省承德的日军川岸旅团进驻古北口。川岸和该旅团的参谋长酒井隆(抗战期间，酒井已调任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参谋长，日本投降后在南京雨花台被处决)到了古北口，旅团部设在日本人所开设的古北口饭店，距我办事处不远。酒井经常到我办事处借阅天津《大公报》，我也常去拜访川岸和酒井。

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撤换后由商震继任。川岸旅团自古北口撤回承德的前一天晚上，川岸请我到他的旅团部吃晚饭，算是“告别宴”。席上只有川岸、酒井和我三人。

席上吃的是日本菜，饮的是日本酒，食具当然也是日本的。坐，也是照日本人的习惯盘腿坐在土炕上(古北口饭店是由北方式的民房改建的，故有土炕)。我在日本十多年，自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都是在日本读书，日本的上，中、下各阶层人士我都交往过。尤其是我在东京读书时，曾在久松子爵邸住过三年多，所以日本的风俗习惯以及贵族家庭的一般礼仪、词令我都懂得。这次川岸请我吃的是日本饭，因此我对一饮、一食、一坐都按照日本人的那一套礼仪、词令行事。酒过数巡，川岸首先赞扬殷汝耕和日本方面的关系搞得“甚好”,托我回北平带个口信给殷汝耕说:“今后仍请按照处理马永德的事那样办理。”我当时不知道马永德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只好唯唯诺诺答应。

川岸接着就说:“霍主任(指我)的风度象是'满洲国’的外务大臣张燕卿，张是名门之子呀!”(按;张燕卿是满清王朝的大官僚张之洞的后裔，也在日本读过书。)

川岸说这番话，大概是想捧我，而我对川岸的这番恭维话却非常恼火。真是岂有此理，竟把我比作大汉奸，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当时我已是满肚子不高兴了。哪晓得川岸又说:“日本要扶植一个华北国，要以关内的四省三市脱离中央，以黄河为界成立一个华北国。所谓四省就是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三市就是北平、天津、青岛。在内蒙已有李守信正在待命，关内有宋哲元、石友三、刘桂棠，还有山东的韩复榘,都已和日本有了默契。将来华北国成立时，要请霍主任担任华北国的外交部长。”我当即体会到川岸说出这个大阴谋来，是想拉我下水当汉奸。

那时我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年少气盛，是胆敢在老虎头上捉虱子的。听了川岸这番话，就压不住心头怒火，忍无可忍，马上回答川岸说:“旅团长阁下，我是中国政府的一名官员，派到古北口来是和贵方办理交涉事宜的。将来如果华北国成立时以黄河为界，那么我的办事处也可以迁到黄河南岸，仍然和贵方折中樽俎。我自问不敏,也不能接受贵方一手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外交部长。”

川岸顿感愕然。酒井见我冲撞了川岸，急忙插嘴说:“旅团长醉了，酒后失言，请霍主任不要介意。旅团长刚才说的这番话不过是闲谈罢了，请不要向外间讲出去呀!”

酒井接着说:“呵!霍主任是广东人，十九路军也是广东人，广东人是抗日的。"我说:“不管是不是广东人，我们中国人是有气节的，是爱国的。压力愈大，抵抗力也愈大，这是物理学的定律。”

于是这顿饭就吃得不欢而散。

我以为川岸暴露了日本的一个大阴谋，是个极重要的情报，我准备俟明天川岸离开古北口后，立即返回北平向殷汝耕报告。当我回到办事处时已是深夜，我即刻写了一张条子给古北口的大昌长途汽车公司，上面写道:“明天早上开往北平的班车，要等我上了车，才好开出。”同时我又打了个长途电话到北平给殷汝耕，告之川岸旅团定于明日撤回承德，等他们走后我即返平述职。

第二天一早，我仍然按照我一向在古北口办理对日方交涉的方针即“无事以礼相待,有事据理力争”来办事。所以当川岸和酒井乘飞机离开古北口时，我仍是到古北口潮河的沙滩上送行。他的部队是乘卡车撤退的。

川岸离开古北口后，我即乘了长途汽车直返北平。抵北平时已是万家灯火。当我到了殷公馆(殷公馆是租的东城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严复的旧宅)时，殷已派了他的汽车在等我，把我接到八大胡同美雯家(妓院)。

我是用日语向殷报告的，因怕被美雯听见。我先把昨晚川岸在席上托我带给他的口信转告殷后，随又把我和川岸、酒井的对话，一五一十地说了一番。我满以为殷会夸奖我一两句，如“应对有方”之类。

岂料殷听了我的报告后，竟以教训的口吻对我说:“川岸所说的，我还要比他知道得多些。你年纪轻不会应对，以后要学乖些。”又说:“古北口是个重要的地方，你快回去坐镇吧。"殷对于马永德事件一字不提。

真是一盆冷水泼得我凉了半截。我说:“我每次回来都要在北平住上几天的，我要休息几天才走。”

我就在殷公馆住了下来，那时主任秘书钱宗起早已应陈仪(陈公侠)之邀去了南方，做了陈的幕僚长。殷的主任秘书已由原苏州某纱厂经理池宗墨继任，池是毕业于日本某师范学校的。当时我见到殷家多了两个食客，一个叫王筱霞，原是苏州图书馆馆长，是由池宗墨介绍来的。另一个叫张仁蠡，是张之洞的后裔。

马永德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一定要打听清楚。好在有一位公署的署员告诉我说:“马永德是河北省遵化县人，原是关外义勇军孙永勤的参谋长。孙部曾一度转移到了遵化县境，日方以遵化县长何孝怡协助孙部运军火，要逮捕何县长，何逃到南方，投靠了陈仪，做了陈的幕僚。而孙永勤和所属义勇军的大部却被日军围歼于遵化县的茅山山顶上，马永德则逃回遵化乡间暂避,结果被'战区’保安队一伙人抓住,殷遂命令引渡给驻马兰峪的日本宪兵队，马永德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届从容就义于长城之 下”

后来，我才知道“围剿”孙部的日军轰炸机是由承德起飞的，地面部队是驻古北口的日军三十五联队永见后德的部队。当他的部队出发前，日军扬言是他们照例每年一次的秋季行军，以掩我方耳目。

蓟密区专员公署，虽然设在通县，但殷和池宗墨经常是呆在北平办公的，与通县公署的联系就用电话，公文是派人专送的。自从那天在美雯家殷对我“教训”了顿后，殷和池当我面前对话时就用起他们家乡的温州方言来，但当他们讲到“土肥原”的名字虽然也用温州话，而我仍是听得出来的。(按:土肥原贤二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为了加强侵略我华北，特意把他从东北调到平、津两地，收买地方军队、失意政客、流窜股匪，搞各种阴谋活动。)

就在我住在北平的那几天，某日我的老友潘仲鲁(是中央通讯社驻北平分社社长，早就经由我介绍与殷汝耕相识)来访殷，先由我在外客厅接待。潘问我:“外间传说殷去过关外，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潘就直接去问殷，殷矢口否认。我心里就想，殷可能已和日本人勾搭上了。

从此我对殷就有了警惕。而殷对我也多方掩饰、隐瞒。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离开北平返回古北口住所。此后不久，殷叫我回北平，遂带了我和殷体新(殷的侄子，是蓟密区驻马兰峪办事处主任)、张庆余以及井上乔之等到了天津(池宗墨守北平)住在日本租界的熙来饭店。

一日，殷宴请日本的细川特务机关长于某酒家。细川带有从关外来的一大批日本浪人(流氓)，说是来当蓟密区各县政府及保安队的“顾问”云云。

酒席共有两桌，一桌是由殷本人做主人，细川做主客，陪客是殷体新、张庆余和几个所谓“日本顾问”。另一桌是殷要我做主人,所谓“日本顾问”的日本浪人头头做主客,陪客是井上乔之和几个“日本顾问”。这些日本浪人大都是另有一种特殊打扮的。通常都是满脸胡子，手拿粗粗的手杖，据说必要时作为武器的，走起路老左右摇摆，神气十足。

我当时看到他们的那副怪模样是很不舒服的。席间，那个所谓“日本顾问”的头头，竟敢大言不地对我说:我是来拯救你们中国人的。"我听了这句话，以他欺人太其，”不禁激起了心头怒火。我当即激昂地说:“我是要拯救全人类的。"那个浪人头头也大声喝道:“蠢才!你说什么?"我说:“怎么啦，你听不见吗?我再说一遍。”我遂大声地说:“我是要拯救全人类的。”(当然，包括日本人在内)那个浪人头头一向在关外欺侮惯了我们中国人，满以为中国人都是些顺民，是首贴耳的。他一定从没有受到过中国人的冲撞，于是暴跳如雷，离开了座位，气势汹汹地想要走过来打我。

细川见势不妙，急忙过来制止、调解，我当时气愤极了，细川说了些什么，我都不予理睬。但经过调解，总算平静了下来。我即过去向殷汝耕说:“看来所谓日本顾问，就是伪满的参事官呀!"(按：在伪满的各机关都设有日本的参事官，机关的实权都掌握在参事官手里，架空机关首长，这是众所周知的。)

殷体新插嘴说:“那就要看我们怎么做法。”张庆余在旁默不作声。当时殷汝耕即和细川交头接耳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随即由细川向全体“日本顾问”讲了话，说:“各位顾问到差后，不准干预机关的行政事务。”

这顿饭也是吃得不欢而散。可是这次我和“日本顾问”争吵，殷并没有责备我。

当殷带了我们乘火车由天津返北平途中，张庆余在车上私下对我说:“老霍，我同意你的看法，所谓日本顾问，就是伪满的参事官呀!”

在返回古北口后不久，张庆余首先打长途电话对我说:“日本顾问到差后，干涉保安队的队务。”之后，密云、怀柔、平谷、玉田、顺义、蓟县等各县县长也先后打电话来诉苦说:“日本顾问不仅要调阅档案，而且要干预县政。”我只好照样向殷转告，殷说:“叫各县长和保安队长不要管他(指的是“日本顾问’）。"

实际上此时殷汝耕和日本人已暗中勾结，酝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了。

1935年11月23日，我在古北口接到殷汝耕电话，叫我一定要在25日一早赶到通县。我遂于24日早带了随身行李，乘了平、古长途汽车返回北平去。在北平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到了通县。当我乘人力车抵达公署门前时，殷汝耕、池宗墨人正好在大门口站立着摆好架势在拍照。

我尚未把行李由车上卸下，池宗墨即拉了我过去一同拍照。我看苗头不对，正要躲开时已被摄入镜头了。原来是日本记者在拍照，那张照片后来在上海的《良友画报》上转登了出来。照片里的我，正是要躲开的一刹那，所以我和池宗墨是有一段距离的。

大约是在当天上午九时，殷汝耕粉罍登场了，“日本顾问”坐在殷的周围。

会议一开始，殷讲了一大套汉奸理论，主要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几度亡于外族，亡国的时间最长的从没有超过二、三百年，例如元朝、清朝。但今天科学发达，武器变了，一发炮弹就能杀伤几百个人，一旦亡国，将永世不能翻身，而且依靠外力以夺取政权的也有先例(殷没有举出例子)。鉴于局势的发展，我们把蓟密、滦榆两区合并，共二十二个县，即日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宋哲元,韩复榘也将不日相继脱离中央，我们共同成立一个华北政权，我冀东只是先走一步罢了。”

接着殷就宣读委员会的名单:

委员长兼行政长官:殷汝耕。

委员兼秘书长:池宗墨。

委员兼民政厅长:张仁蠡。

委员兼教育厅长:王筱霞。

委员兼财政厅长:殷体新。

委员兼保安第一处处长:张庆余。

委员兼保安第二处处长:张砚田(原是滦榆保安总长，也是旧东北军)。

委员兼外交处长，霍实。

殷汝耕讲话和宣读名单后，我说:“五叔（殷排行第五，是我的父执辈，我一向叫他为五叔)，日本人的压力这么大，我们应该请示中央，不要自作主张。”

殷说:“你是从古北口来的，难道没有在古北口看到大军压境吗?蒋介石远在南京，还能管得了这里吧?”

我和殷的对话，引起了“日本顾问”的注意，但是他不懂中国语，就在会上问殷:“刚才霍讲了些什么?"

殷答:“霍年纪轻，不懂事，我们不要管他。”

当时我很气愤地对殷说:“五叔，我不是很年轻，不懂事吗?你的名单上要我做委员兼外交处长，我不能干。”

池宗墨坐在我的右边，用左脚踢踢我的右脚，向我耳语说:“不要再讲话了，我们都是汽车阶级呀!"

池对我说出这样无耻的话来，真使我痛心。当时我的思想是:不能跟他们去当卖国贼做汉奸，只有逃出虎穴的一途，遂不再发言了。会上也无人发言，一片静寂，殷遂宣布散会。当时我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感。

散会后，殷将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在他对面坐下，郑重地嘱咐我说:“你马上去北平，通知北平各国大使馆。”殷随即拿起笔来在纸上，写道:

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即日成立，将蓟密、滦榆两区共二十二县合并，宣布脱离中央政府。

二、本委员会对于外侨的生命财产绝对保护。

三、本委员会在不久的将来进驻北平，那时当与各使馆进一步联络。

殷说:“凡是新政府成立，都要对外国人声明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这一套的,你不懂英、法语言,可在北平就地聘请外交秘书。殷最后说:“我已派定汽车给你专用。"说着，随手在桌上取了一张硬纸卡交给我，上面写有汽车号数及外交处长专用车字样，接着又说:“你到了北平，去日本大使馆时，要和五婶(殷妻)齐去。”

当我接过殷给我的那张声明和硬纸卡时，正巧门房的传达持了一张名片进来说:“有位宋哲元将军的代表来访，据说是来向长官道喜的。”

当时我已走到房门口，我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名片上印有“宋抱一”三字，什么官衔我尚未看清楚时,殷已把名片接了过去”忙于接待客人了。

“阿弥陀佛!”我有逃出虎穴的机会了。我即去取了随身行李登上汽车直奔北平。我在车上一摸身边只有七块钱，但我已打定了主意，到北平找老友潘仲鲁帮我逃走。

汽车抵西城潘家，经传达通报后，潘出来接我。

我们边走边谈，我说:“殷汝耕造反了，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要我当委员兼外交处长，这是当汉奸卖国贼呀!我不能跟他们干，我要逃走。"

潘说:“殷扛大旗，你跟尾，有什么要紧呢。”

我知道潘说出这句话来是进行试探，我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呜咽地说:“老友，你不相信我吗?我的随身行李已带来了，放在门口的汽车里。”

潘即叫听差出去提取行李，那时我们已走过了前院进入客堂。我继续说:“我不能跟殷汝耕去做汉奸，我一定要逃走，但是我身边只有七块钱。没有旅费，怎能走得?"

潘妻查荷生在内室听见出来说:“要旅费，我有!要多少?"

我说:“够买张车票到南京便可。”说到这里，传达进来报告:“张剑秋先生来访。”我即住口。

潘说:“不要紧，张是自己人。”

张走进客堂时，潘为张介绍说:“这位就是霍实，殷汝耕要他当汉奸，他不肯做，反正了，要逃走。"

张说:“好极了，今天下午两点钟有班火车到南京，可乘这班车走。我去代买车票。”随后又说:“不要坐头等、二等，恐怕遇到熟人不好办，要坐三等。”

张又打量打量我的穿着说:“要扮成像个三等客的样子。"

说到这里潘忽有所思，问我说:“阿实，你是坐什么汽车出来的?”我说:“是殷派给我专用的。”潘说:“糟糕!你走了，殷会找到我这里来的。"我说:“不要紧，我还要出去打长途电话到古北口，叫古北口的公安局长阮文英马上离开古北口。阮是我的妹夫，我走后殷会迫害他的。当我再来时,换坐人力车来就是。"

潘说:“就这样办吧。”我遂乘了汽车到前门，打长途电话到古北口给阮文英，告诉他:“五叔造反了，我马上逃走，你也要离开古北口即日南下。我存在古北口的行李不要了。"这番话我当然是用广东话讲的，避免人听懂。阮文英接到电话后，也立即弃职逃走，即日南下了。

当我打了电话后即乘原汽车到大阮府胡同股公馆，见了殷妻，我对她说:“五婶，当我由通县临行时，五叔交代我去日本大使馆时要同五婶一齐去。”五婶说:“我刚才也接到你五叔由通县来电话，叫我和你一同去日本大使馆。可是这是国家大事，我是个女流之辈,怎能同你去得?你自己去吧。”

这正中我下怀。我说:“好吧，既然五婶不便去，就由我自己去吧。”我遂乘了汽车直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日本大使馆是我经常为办理对日交涉常来的地方。门房认得我，不用通报就昂首直入。那时正值十一月，气候寒冷，使馆里网球场杳无一人，我就在球场转了几个圈子，我的用意是使汽车司机知道我是到过日本大使馆的。

当我乘汽车到了西单商场时，我对司机说:“我要吃顿饭、洗个澡，你也去吃个饭，然后把车开到殷公馆去等着，我要用车时，会打电话叫你来接我的。”我当即给他一些零钱让他去吃饭。

汽车开走后，我即乘了人力车到潘家。那时，潘已为我备好午饭，车票也由张剑秋买来了。饭后，潘对我说:“一个人来去要光明，殷是你的世交，现在他干出这种事来，只有他走他的路，你走你的路。你要写份启事，登报声明一下为好。"

我遂写了“霍实启事”一式数份交潘。

潘说:“我估计你所乘的火车过了天津后，再把启事投交报馆及通讯社。因为要提防天津的日本驻屯军把你截获。”又说:“你到了南京后，即到中央通讯社找社长萧同兹，他会交代你怎样行事，我会打电(话)告诉他你的一切的。”

我说:“老友为我布置得这样周到，真使我感激难忘呀!”

现在根据我的回忆，记得“霍实启事”是这样写的:

“实幼承庭训,长受教育，爱国之心不敢后人。在古北口办事三年，办理对日交涉事宜，竭尽心力，委曲求全，有负国人。此次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余拒绝任职，即日洁身南下，以谢国人。所有该会之一切措施，与余无涉，特此郑重声明。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霍实启”

后来我在南京时，曾看到天津《大公报》于该月二十六日的报上，登有我这则启事。

当我由北平逃走后，殷以我失踪，追到潘仲鲁家，说是潘挟持我走的，要迫害潘，潘氏夫妇被逼得也逃到南京来暂避。

我上了火车的三等车厢，心情十分紧张，及至过了天津，才得宁静下来。翌晨我去餐车吃饭，当我经过卧铺车厢时，遇见殷的侄子殷体扬夫妇(体扬是前北平市长袁良的女婿，当时是北平市政府的秘书),体扬见了我愕然。

我说:“你五叔干出这样的事来，我不能跟他走，所以我逃了。”体扬也说:“五叔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在北平市政府里没有面孔见人，所以离开到上海去。你本是五叔的亲信，一向忠于五叔的。五叔这次蛮干，你要离开他，是公私分明呀!"

我说:“我到了南京，不知道会不会得到谅解。”

体扬说:“如果有了事情，可通知我的岳丈代你讲清楚。”当即把他的岳丈袁良的上海地址写给我。体

扬又问:“你在火车上见到舅老爷吗?(指井上乔之)他是坐二等车在天津下车的。”

我说:“我没有看见井上，我坐的是三等车，否则遇见了井上，会被日军截获。”

我到南京后，住在安乐饭店，当即遵照潘嘱去中央通讯社访萧同兹。

萧说:“昨天已接到仲鲁来的电报，知道你反正了，你要去行政院报到，汪院长(汪精卫)因病进了医院，你可见政务处长彭学沛。我即打电话告诉他，你马上就到。”

我说:“我要立即去上海乘船返香港省视父母。”

“那么你要把上海、香港的通讯地址留给行政院，才好离开南京。"我都遵照做了。

当我由行政院回到安乐饭店时，新闻记者云集，单等我回来采访新闻，我当时真是应接不暇。

之后，我即打了一封急电给广州的西南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沛泉伯伯，告诉我已脱难抵京，请在该公司任营业部主任的我哥哥霍实郎即电汇旅费来接济我。

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我哥哥的电汇款三百元，我便乘火车到了上海，住在南京路的东亚旅馆候船准备返港省亲。

有一天，我在东亚旅馆的电梯里，遇见了闸北五区公安分局的老友梁君。他见了我吃了一惊，对我耳语说:“你这样大胆呀!住在这个热闹地方，日本领事馆已派出了大批便衣警察到处搜捕你，你要马上躲起来。"我遂迁到外国人所开的旅馆里。

那时，沪宁各报(包括全国和港澳各报)早已登载了“霍实反正脱难南归”的报道。

当我在上海候船时,蒋介石派人赶来上海，叫我先回南京，要我去见他。

到了南京，见到蒋,蒋问:“你和殷汝耕是什么关系?"

我答“殷是我的世交。”

蒋说:“你公私分明，反正归来，国家不会辜负你的。”又问我的学历，

我答:“我自幼就在日本，所以自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都在日本读书。"

蒋说:“那么，你是个日本通呀!”又问:“你父母都好吗?”

我答:“父母都好，住在香港。”

蒋随即详细询问华北情况。我都尽我所知一一作了回答。

蒋当即赠我旅费，我接过支票一看是一千元。我说:“'委员长’馈赠太多了。”

蒋说:“你可寄些给你父母。"

蒋最后问 我:“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答:“安乐饭店。”蒋说:“那个地方不够安全，你要住进励志社，等候我的命令。”

1936年春，蒋要我研究日本密码电报，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我都是一直从事研究和破译日本的密码电报。

1982年9月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