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广仁
我于1939年考入伪华北治安军所办的军需训练班第二期学生班，毕业后分配在该军所属部队，当过上尉军需官，直至日本投降为止。我在该伪军工作了六年，对其情况亦很了解，但至今事隔四十余年之久，尤其是解放后深知我这一段历史是罪恶耻辱的，无颜再谈再想，所以遗忘很多。现经我反复回忆，就尚能想起的一些事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记述。不周不确之处，请知情人补充。
一、芦沟桥事变后的华北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突然响起隆隆的炮声，日本侵略军点燃战火，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妄图夺取华北，进而占领我华东华南各地，灭我中华。前耻未雪，失地未还，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又深入华北，全国各族人民和爱国侨胞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誓死抗敌卫国之声遍及全国。北平驻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队官兵奋勇浴血抗战,日军伤亡惨重。数日后，日军增援部队源源到来而我方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既不增派援军，军器物品也接济不力。
在全国人民愤怒要求抗敌力请增援的正义呼声下，蒋介石才迫不得已派来万福麟的五十三军等杂牌部队来应付。但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是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日军武器精良人数众多,而我方守军孤军力单,武器落后,故遇此强敌难以取胜。不久,二十九军便奉蒋介石命令放弃了平津两地,使之陷于敌手从此两地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二十九军撤退后，北平即由当地所谓知名人士出面组织起北平市维持会，公举清末民初曾任过九门提督的江朝宗为会长，以维持过渡时期的局面。日军进驻北平市郊后，随之日本特务机关成立，北平市维持会只能听从日本人发号施令，成为地道的傀儡。日本宪兵、特务机关和伪北平市警察局特务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坏事做尽干绝，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日军占领平津后，分别向晋冀鲁豫等省进军，蒋军闻讯而逃,各地相继沦陷。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维持会已不适应日本方面的需要。为强化统治，在日本军方主持下，于1937年12月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后又改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该会委员长由亲日派老手王克敏担任，所属机关负责人多是亲日派的下野政客和军阀来充当，如王揖唐、齐燮元、朱深等人。接着又成立了伪治安部(后改治安总署)，督办一职由北洋军阀、曾任过苏皖赣巡阅使的齐燮元担任。
日军主力向各地开去，留在华北的部分日军不能保证后方安全。八路军挺进敌后，坚决抗战，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敌人。日本军方鉴于在华北各地特别是河北冀东一带的八路军非常活跃，难以应付，更恐受其牵制而影响侵略军事计划的实现，于是指使伪政府建立了日伪治安军，总司令由齐燮元担任，配合华北日军的“讨伐”行动，消灭抗日力量，解除后顾之忧。
二、伪治安军的建立
伪华北治安军共有三次建军:第一次于1939年10月;第二次于 1940年11月;第三次是在1941年11月。之所以分三次建军，原因在于日本军方为维持其在沦陷区的统治，光靠自己是力所不及的，于是利用齐燮元等汉奸建立伪军，以达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罪恶目的。但齐等汉奸一旦军权在握，便野心膨胀，极欲发展个人势力，使日军十分不放心。于是日本方面便对齐燮元等汉奸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办法，规定一次只许建立为数不多的伪军，这样日方便于控制掌握。再有，因人员物资经费等一时难以筹措齐全，也不可能一下建立庞大规模的部队。故伪军有三次建军。
伪治安军建军的准备工作从1938年开始，先成立了伪清河军官学校、伪陆军医院、伪陆军监狱及修械所、军需仓库等，并招商投标制作大批被服、枪炮和马厩等用具和设施;还培养一批专业人才，招收初高中毕业生和粗通医学知识者经考试录取，进入军需训练班(后改为伪陆军军需学校)和军医训练班(后改为陆军军医学校)学习。
伪治安军高、中级军官佐的来源，多是过去追随齐燮元的老同学、老部下和同乡。其中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或国内各讲武堂的人，多被委任为伪清河军官学校教官或参谋副官等职。有的经日本军方推荐而来的曾在伪满洲国任军职的人，多委以副职，充任幕僚。齐对于同乡求职者最为照顾，大小必安排个职务。故那时在治安军中流传有顺口溜:“会说宁河话，就能把刀挎。”另一军官佐来源是伪清河军官学校毕业生。
1939年10月，开始第一次建军,成立三个集团司令部和两个独立团。第一集团司令是刘凤池，参谋长田申，司令部设在北京北苑,下属一个通讯队和两个步兵团，第二集团司令黄南鹏,参谋长徐贯一,司令部设在河北保定;第三集团司令刘祖笙，参谋长是何人已忘记，司令部设在河北冀东开平;二、三两集团所属部队与第一集团相同。独立第七团团长姓孙(名字已忘记)，驻北京通县;独立第八团团长马文起,驻山东省济南市。所有各部队的新兵均由冀鲁两省招募而来。另外，当时北平北方有土匪武装一支，人数约有数千人，经收编改名警防队，驻密云等县，司令是王铁相。
第二次建军任务较大，准备工作因之繁巨。第二期伪河陆军军官学校增招学生一千人，军医、军需训练班各为一百人。另又成立译务训练班，均继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于1939年11月入学。我是第二期军需训练班学生，入学后先到伪清河军校入伍两个月后回本校学习本科九个月。所学课程均是有关军需补给等专科知识。
1940年11月第二次建军开始，又建立三个集团司令部和三个独立团。第四集团司令是姜恩溥,司令部设在北平北苑;第五集团司令刘化南，司令部设在北京通县;第六集团司令李瑛，司令部设在河北省保定。独立第十三团驻河北省涿县，独立第十五团团长卢风策，驻河北省定县;独立第十七团驻天津南韩家墅。
第一次所建的伪治安军经过一年训练，先后移防执行战斗任务。第一集团第一团驻河北省固安县，第二团驻河北省涿县。第二集团全部移防河北省冀东滦县、昌黎等地。第三集团原在冀东未动。第七、八两个独立团也移防冀东。原收编警防队改为伪治安军一〇一集团，司令是王铁相，仍驻防北京密云等县，所属约是三个团。收编在河北省顺德(现邢台)一带的高德林部，改为伪治安军一〇二集团，司令是高德林。
第二次建军完毕后，继续招考伪清河军校和各训练班学生，人数和上次相同。这是三期招生，为了给第三次建军培训各科初级军官佐。
1941年11月第三次建军基本与第二次建军相同，但增建了唐山行营、教导集团司令部、炮兵队以及两个独立团，并改换一〇一和一〇二集团名称。这是伪治安军的最后一次建军。
第三次建立了第七集团，司令马文起，驻河北省开平;第八集团司令田文炳，驻北京北苑;第九集团司令康慕飞(驻地忘记)。每个集团所属团队与前两次建军同。一〇一集团改为第十集团,司令仍是王铁相,后也移防冀东。一〇二集团改为第十一集团，司令与驻地不变。独立二十一团情况记不清了，独立二十七团团长杨琦，驻山东济南。
伪治安军主要负责河北省冀东的绥靖任务，新军建成后多数开赴冀东各县。为了就近指挥便利，成立了唐山行营，主任是美凤飞，继任者有刘祖笙和黄南鹏等。
在第三次建军中，因伪治安军各团的炮兵连仅配备的是迫击炮，威力不大，经日本顾问同意又成立炮兵队，队长姓范，配备中型野炮数门，根据战斗需要临时派往各部队协同作战。
为了加强集中管理各训练单位，成立了伪治安军教导团集团司令部，专门主持训练教育工作。司令由齐燮元自行兼任，副司令田申主持日常工作。这个机构是参照伪满洲国军事教导队建立的，其编制与普通集团司令部不同，副司令下仅有上校部附一人协助全部工作。再下设教育处、副官处、军需处、医务室。军官队没有军需官编制，由司令部军需处抽调一人在该队主持军需工作。那时我在该部任上尉军需代理少校军需课长职务。
教育训练集团司令部所辖有军官队、军士教导团、军官候补生队、译务训练班、汽车驾驶训练队以及一个步兵团。军官队是抽调各部队连级以上军官轮训，每期半年左右。军士教导团是由各部队士兵中挑选而来的，主要是培训军士级班长。军官候补生队系在各部队准尉司务长中选送参加训练培养，学习一年方可升任排长。译务训练班招收粗通日语者培训一年，分配各部队担任翻译官。汽车驾驶训练队由各部队抽调有文化士兵学习驾驶汽车和简易修理技术，受训六个月后回原部。另有一汽车修理班，有十余人，因设备不全，只能进行汽车小修。步兵团是专供演习战斗之用的。
齐燮元对军官队很重视，每期毕业时必亲来训话，训话内容无非是那些陈词滥调而已。其他单位学兵学员毕业时，只由副司令讲话。
教导集团司令部设在通县西门内，门卫和警戒任务由步兵团轮派一排官兵担任。副司令上下班时，还要举行仿照日本将官上下班的迎送仪式;排长率领卫兵在营房门口列队，副司令乘坐的汽车徐徐行驶，号兵吹迎官号，士兵举枪致礼。
1943年初，曾发生卫兵叛逃事件。一日早晨，有人忽然发现营房门口无卫兵站岗，副官处负责人到卫兵宿舍一看，人枪皆无，经询问通县西门值班警察说，天明之前，有一军官亲率全副武装士兵数十人整队来到城门，说有紧急任务，出城门向北而去。至此才知是哗变，派兵沿路追赶未见踪影。后据闻那一排人投往八路军去了。
“七·七”事变后,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为保护其列祖列宗东西两陵墓，曾派来伪满洲军一个营在河北易县专司护陵任务，名为护陵队，队长是载涛之子溥侒。因华北驻此一部分伪满洲国军队以及补给粮饷均多不便，经日本军方同意，遂将该部官兵拨归伪治安总署管辖，改名为西陵守备队。队长溥侒调伪治安总署工作，改由恒铎任少校队长。
此时，根据伪治安军建军的规模，扩大了修械所，又成立了被服厂，自行承做军服等物，不再由私商承包。
1941年以后，伪治安军大规模建军终止。在三次建军中，共建战斗部队九个集团司令部，每个集团下属两个步兵团，共十八个团。另有七个独立团和一个重炮队。外有收编的王铁相第十集团，高德林的第十一集团。因这两支部队属于收编而来的，并非齐燮元一手所建立，故这两个部队人马数多，所有军官佐均是自行委派调升的。改编伪军后，伪治安总署派去的伪清河军校毕业生担任排级军官极受排斥，从不委以重任。
1943年，又成立了伪陆军军需厂，专司各部队的粮秣、被服等统筹计划以及发放、保管事宜，该厂设在北京东城禄米仓胡同，厂长为乔世临。我那时调任该厂上尉筹备股长。每月计划粮秣供应补给，规定各部队和直属各单位在月中后报表四份，分送顾问部、军务局、军需局和军需厂。送顾问部的表格由各部队日本教官报送，送军务局的由各部副官处主管人事的填报，送军需局和军需厂的由各部军需填报。可是这几份有关人马数目表从未相对符合，军需厂的日本教官上岛中佐曾感叹说:“我在日本军担任军器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样几份表的人马实有数一贯不相同的事，真是没法子的事啊!”由此可见伪治安军人马数目严重混乱不清。
三、伪治安军建制
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部设在北京西安门内大街(现北大医院)，与伪治安总署同在一处办公，齐燮元任伪治安总长(后改称督办)兼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伪治安总长下有次长(后改称署长)一人，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亲日派的王永泉担任。伪治安部下设总务局、军务局、军学局、军需局，另设有军法、军医两处。局长系少将，两名处长系上校。外有原华北遗留下的宪兵司令部及官兵，司令邵文凯在二十九军撤走时自行留下。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部下辖各伪治安军集团司令部，有少(中)将司令一人，上校参谋长一人，下设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法处、军械处、医务处，处长均系中校级。另有直属通讯队(包括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及一个传令班。
步兵团是三三制，每个团下属三个营，每营下属三个连,每连下属三个排。团部有直属四个特种连队——炮兵连、机枪连、通讯队、骑兵队。每团官兵约一千五百人。团长为上校级，还有中、少校团附各一人。团部设有副官室，有书记官二人，军械官一人；还设有军需室、医务室，各室主任均系少校级。营长均为少校级，营部并有上尉营附一人，中、少尉副官二人。营里军需业务平时由一名军需上士办理，若外出“讨伐”时，由团部临时派出一名军需官前往主持。连长系上尉级，每连有少(中)尉排长三人，准尉司务长一人，文书上士、军需上士各一人。团直属炮兵。机枪连与步兵连相同，通讯队和骑兵队除上尉队长各一人外，还有中、少尉队副一至二人,也有文书、军需上士各一人。
伪治安军官佐军阶有三等九级制，即将校尉三等，每等又分上中少各三级。另有准尉级，系部队中司务长，参照日本军阶规定，准尉必须在军官候补生队学习一年，成绩优良者方准晋升少尉排长等职。另有军属之称，即部队中的文职人员，如秘书、翻译等。原伪军中晋升官佐，不论服务年限和工作成绩好坏，只是部队主官认为某人在各方面都好就上报提升。
1941年参照日本军队规定停年制度加以改革，即不论任何级别军官佐均规定有停年停年到期凡工作有明显成绩者，经具实上报审核批准后才能晋军阶。其具体规定是:尉官以少、中尉级停年每级二年，上尉晋升少校停年三年;少、中校级停年每级三年，上校晋升少将级停年四年;将官停年五年。但立有战功或成绩突出者不受此限。部队中的军士必须是由军士教导团学兵毕业后充任。军、军医必须由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担任。
官兵所用武器均购自国外。步兵使用的是捷克式步枪，每个连还配有九挺捷克式轻机枪;连、排长发给德国造驳壳手枪，营长以上发的是毛瑟手枪。炮兵连配备四门迫击炮，机枪连配备四挺水压重机枪，通讯队配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收发报机，骑兵有马数十匹，并装备有马枪及马刀。
士兵被服冬夏皆备，每人发给棉被褥、军毯、枕头及必需日用品等应有尽有。给养主食以面粉为主，搭配少量杂粮，每人每月平均发给面粉一袋(约44斤)。饷项较低，一个二等兵每月饷金三元余，虽另发有补贴，但因物价屡涨不止，士兵每月所得也就寥寥无几了。
伪军官兵服装系草绿色，中高级军官佐多着浅黄色或哔叽军服，士兵所着服装式样与过去相同。官佐服装式样是齐燮元之长子齐洪迈设计的，他仿照美式军服式样，上衣设计为四个口袋敞领西服式，内着衬衣系领带，外扎武装带，佩日本式战刀，下身多着马裤穿马靴。官兵一律头戴大沿帽，帽徽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文职人员服装与军官佐相同，但领章是圆形的。
四、伪清河军校
伪治安总署为了建军，首先要培养训练军官，于1938年成立伪清河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由齐燮元自兼，学生大队队长是姜恩溥。校内设有教育、总务、军需课，招收学生数百人，都是普通中学毕业生。齐燮元对军官学校非常重视，事必亲自过问，所派各科军事教员多是自行选定的。齐燮元善于笼络人心，对学生颇为关心，以密切师生关系，使青年人感恩效忠，达到培植个人势力的目的。
不论寒暑雨雪，齐始终坚持每周星期五一定亲莅军校，召集师生训话，日本教官也都参加。他的讲话除鼓吹愚忠思孝等陈词滥调外，还经常引经据典，语言陈旧难为一般青年人听懂接受。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麻痹青年思想，齐还大肆宣扬“中日同种同洲”、“共为东亚共荣协助建军”、“重整中华”等无耻滥调，宣传其反动的汉奸“理论”。
齐變元每次到军校讲话时，学生的午餐便每人增加燉肉二两，作为拉拢的一种手段。军校学生待遇优厚,伙食标准也较高,每人除发给平日训练穿的布军服一套外，还专发呢料军服一套，皮鞋一双，为假日外出穿用。学生有事找总司令，齐即见面，违犯纪律的事多是大化小，小化了。一至三期军校学生毕业时，组织赴日本士官学校等地参观一个月后再分配各部任职。军校学生成了齐燮元的宠儿，个个盛气凌人，心目中只有总司令齐變元一人。军校学生分派到部队多与非军校出身的军官不甚融洽，高居于士兵之上，遇有战斗不是装病逃避，就是一闻枪声便畏缩不前。那时在伪军中流传着顺口溜讽刺他们:“成不成，有文凭;会不会，学生队，好不好，总司令的保”
军校招生限普通中学毕业生，原定学期二年，但一至三期因建军急于用人，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第四期开始为二年，但毕业后赴日本见习参观停止。
齐燮元对伪清河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格外重用，有的毕业后仅二、三年，就被提拔晋升为营长或营级参谋、教官之职。在日本投降前，有的擢升为团长或集团司令部参谋长之职，升官之快令人瞠目。这些无非是齐燮元为培植发展个人势力，笼络人心的手段而已。
五、伪治安军与日军的关系
日本军方为掌握伪治安军的一切，专设有军事顾问部，伪治安总署一切事宜，不问事之巨细均须先向顾问部商请，经同意许可后方能办理。该顾问部先设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一号华北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院内，后才移到治安总署后院内。
首任的顾问部长永津少将表面上比较温和，对商请建立治安军筹备等事不太刁难，人事方面除团级以上军官佐派任调动须经审定同意后方可发表命令外，营级以下官佐不太过问，齐燮元可以有权作主。
次任顾问部长由济南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桥少将按替。大桥接任后不同以往，作风生硬，态度凶恶傲慢，事事过问干预，常大发雷霆，横加刁难。治安军人事安排调动，不论官职大小均先造册送顾问部审定核准方可发表，更换排级官佐齐燮元也无权自主。因而齐和大桥逐渐产生矛盾，日趋严重，最后被日方所不容，齐燮元终被赶下台。
第三任顾问部长(名字忘记)依然与大桥相同。这说明，所谓“中日亲善”、“协助建军”的精神,事事采取温和商讨态度，给以适当的自主权，承认伪治安军属于华北正式军队，人事大部自主等等，纯系表面文章。而后逐渐变为日本军事顾问部人员态度强硬，事事横加干涉，从而充分暴露了日本侵华的既定政策。
原伪治安总署各局处并无日本教官，后来军需局派来日本军需中佐上岛任教官，在局内办公监督军需一切业务。有关军饷支付、粮秣供给、被服发放等，均先经上岛同意后才能办理。齐燮元筹建伪清河陆军军官学校时，有关招收学生人数、学习期限乃至服装、生活待遇等具体事宜，由次长王永泉和日本军事顾问部多次协商才定局。齐燮元并无自主权，只能言听计从。这主要是日本军方对伪治安军的建立早有计划安排，岂能听任他们任意发展自己的势力。
伪治安军各部队顾问部均派有日本教官，多系日本预备役军官充任。集团司令部有中佐或大佐一人，大尉或中尉一人;每个团部有大尉或中尉一人，另有中尉或少尉三人为三个营的教官，平时都住在团部办公，如部队外出讨伐时每营有一日本教官同行。团属四个特科连队没有日本教官,由团部日本教官主持一切。这些各级日本教官的作风态度均与上述顾问部部长相同。
日军官兵对伪治安军官兵是轻视傲慢的，本来规定中日官兵相遇时要按照军阶高低相互敬礼还礼。但在城市中，日本驻军多，根本不把伪治安军放在眼里，甚至寻衅打骂伪治安军士兵，因此彼此相遇互不理睬。但在乡镇中，伪治安军驻军居多，有时有一团之多，而日军则人数少多了，故不敢歧视和欺凌伪军。
六、伪治安军的失败与结局
每次治安军建军，新兵经过一年的训练，就要担当所谓“讨伐”任务。第一次建军完成训练后，第一集团所属第一团先移防河北省固安县，第二团移防河北省涿县，虽有时配合日军下乡“讨伐”,但未有较大的遭遇战斗。第二集团全部移防冀东滦县等地。1942年，第一集团也全部移防冀东，司令部驻迁安县。当时我任第一团少尉军需，部队驻迁安罗家屯，和八路军未发生过大的战斗。但每逢伪司令刘凤池来到罗家屯时，入夜后时而东面，时而北面响起枪声，伪军便循枪声轮奔各处盲目还击。遇此情况伪司令及伪军整夜不敢入睡。天亮后派人四处侦察，才知八路军只有二、三十人夜间轮换方向鸣枪骚扰，实则是利用“敌驻我扰的战术，以消耗伪军弹药，并使伪军不得安宁。
据闻伪治安军绝大部分相继开赴冀东参加“讨伐”主要是齐燮元自不量力，低估人民军队强大威力，献媚敌人。他向日本军方保证把冀东各县的八路军在短期内肃清，故把第一次建成的伪军全部调往冀东。齐认为调去三个集团所属六个团，外有两个独立团，共八个团的兵力，武器比八路军优越充足，一举便可以把八路军迅速击溃，使冀东各县“安静”、“正常”，既可取得日本军方信任，更可借此扩充和发展个人势力。但未料八路军越战越多，把伪军打得落花流水。
有一次伪治安军第二集团第二团外出“讨伐”,在蓟县盘山脚下与八路军相遇，经过一场激战，伪军全部被歼灭，伪团长翁廷灏只身逃走。齐燮元闻讯大怒，立即将翁枪决。日本军方亦对齐严加斥责，因而齐多日不快，经常大发雷霆，这一时期所有部下避而远之。齐为挽回败局，把第二、三次新建成的伪军倾巢调往冀东。但是八路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以多种战术给予伪军致命打击。伪治安军第五集团司令刘化南有一次在返防途中，乘坐的大卡车遭到八路军的埋伏袭击，一声巨响，地雷爆炸，车毁人伤亡，随之是八路军猛烈炮火，刘等人侥幸未丧命逃跑，但一只眼被炸瞎。刘化南曾有绰号“小白龙”,从此人们讥笑“小白龙”变成“独眼龙”了。
伪治安军虽把大军云集冀东，但难挽回注定失败的命运，到处被动挨打，补给困难，寸步难行。有时在公路上遥望一老农拾粪，或二、三儿童在戏要，运输车队途经该地即有中地雷人物俱亡之虞。到后来，伪军只能困守在一城池之内不敢出动，数里之外尽是八路军活动之地，入夜尤甚，处境如同困兽，谈何战斗。日本军方原对伪治安军寄予莫大希望，至此变为失望，因此对齐變元极为不满。齐燮元后来的下台，冀东惨败是重要原因之一。
齐燮元为人一向专横跋扈，曾为建立伪治安军以及军费庞大开支等问题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发生争执，矛盾甚深。此时，大汉奸王克敏勾结与齐燮元不睦的日本军事顾问部部长大桥少将，向日本军方提出更换齐燮元，以署长杜锡钧接替，得到日方同意。于是1943年下半年，华北伪军最高头目齐元被免去一切职务，灰溜溜地回到天津英租界作了寓公。
杜锡钧曾在军阀时期作过湖北镇守使，学识较差,懦弱无能但能唯命是从，是甘心认贼作父之辈。杜继任后，署长由该部军务局长陈达君升任。伪治安总署改名绥靖总署，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部改名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军官佐服装上衣改为立领服式，官兵帽徽均改换为青天白日，但在上衣左上口袋兜盖上戴一枚红黄蓝白黑五色徽章，以示华北绥靖军，免与汪精卫伪军相混。
伪绥靖总署和所属单位以及伪绥靖军各部队依然如故。伪清河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也易人，学生学习时间因建军停止而延长。伪治安军教导集团司令由唐山行营主任刘祖笙接任。冀东情况如故，没有较大变动。后来第四集团全部调到山东聊城一带，第十集团全部调到山东高密一带，独立二十七团调山东益都，独立二十三团于1942年在山东掖县全部被歼，团长唐大石被击毙。其他各地伪治安军不敢再战，只有据城自保苟全一时而已。
日本军方见杜锡钧无所作为，约于1944年突以原西北军将领门致中接替伪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之职。此事发表后伪军中议论纷纭，因门致中是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在汉奸中是众所未闻之人，在日军已临穷途末路之际，突而出任伪军要职，颇令人难解。门致中接任后人事无大易动，只调任王斌为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过去在齐、杜二人先后兼任总司令时并没有设参谋长，这是门接任后新增设的。王斌是东北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原担任伪清河军校和军需训练班上校战术教官，以及伪治安总署军学局少将局长和集团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在门致中任职期间仍是维持原来局面，没有新的动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伪政权告终，伪军也随之告一段落。在山东省境内的伪绥靖军第十集团王铁相所部伪军全部被歼，王铁相被俘枪决;在聊城的伪绥靖军第四集团也全部被歼灭;其他在山东境内的伪军不是投降便是被歼灭。冀东伪军尚在残存，等待对他们的处理。不久，接到蒋介石的电令，所有残存伪绥靖军改为新编第九路军，门致中为中将司令，下属三个军——第二十四军、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北平治安由门致中负责维持，并听候接收。
一时间,伪绥靖军官兵忙于换军帽改装扮,门致中原配带上将领章立即改换中将领章，官佐换戴国民党军帽，上衣改着中山服下穿西服军裤，配带小佩剑。那时改装扮是按照抗战前国民党官佐模样，后来国民党接收军队到来才知已不带佩剑，均去掉。日伪绥靖军摇身一变又成了所谓“国军”了。
门致中主持北平一段时间后，国民党一些接收大员相继到达，也就没门致中的事了。新编第九路军第二十四军军长是刘祖笙，第二十五军军长记不清了，第二十六军军长是陈达君。二十六军司令部驻保定。我那时被派为二十六军司令部上尉军需代少校课长职务。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前进指挥所由池峰城负责，驻保定主持改编等事宜。第二十六军只有原伪军一个集团改编为一个师，师长李瑛，驻保定城外旧营房中。保定城防和火车站仍由投降后日本军队防守，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我觉得有被歧视之感，听说又要改编，我即称病回北平闲住。
后来据闻新编第九路军又经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改编，刘祖笙改编为第十一战区第一纵队，刘任纵队司令，康慕飞任参谋长，驻防北平远郊顺义、密云等县，后又调到平汉铁路北段定兴一带。定兴县被解放，康慕飞被俘，经过教育，康弃暗投明参加了革命，后在党的城工部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前，康秘密进入北平城内，住在刘祖笙家中，对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些工作。
定兴战役被俘官兵经过教育释放，有些被国民党一〇一军收容，军长李士林，所属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栾乐山、第二师师长刘化南、第三师师长陈志平，均受傅作义将军指挥。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将军所指挥各部队按照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协商的规定，集中到黄村等地接受改编。
七、汉奸齐燮元的丑恶历史
齐燮元，字抚万，河北省宁河县人,清末科举乡试中过秀才，幼读诗书，能文善写。民国初年弃文习武，投身于北洋军阀，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二期，曾任团、旅、师长，追随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后李纯自杀，齐即继任江苏督军，不久擢升为苏皖赣巡阅使，执掌三省军政大权，成了颇有实力的军阀之一。
江浙相邻，上海为皖系军阀卢永祥所占据。浙江较为富足，上海工业发达，系全国最繁华商埠，齐欲得之。1924年，直系吴佩孚指使齐发动江浙之战，军阀相争，人民遭殃。北伐军兴,各地军阀相继溃败，齐燮元未能例外，一败涂地，逃至天津英租界蛰居。但齐的东山再起之心未泯，借帝国主义在华租界之庇护，暗中仍在秘密活动，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华北日伪组织机构宣告成立，汉奸王克敏粉墨登场充当主要角色。齐与王是一丘之貉，同是亲日分子，又系金兰之好，故齐出任了伪治安总署督办兼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之职。
齐蛰居天津英租界时，其元配妻子病故，续娶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之女为妻，后生一子。齐前妻之子齐洪迈，留学比利时，毕业于该国军事学校，芦沟桥事变后归国。齐洪迈患有严重肺病，休养于北平西山，约于1940年因病夭亡。
齐燮元在原籍宁河县置田网，大兴士木,有房屋二百间左右,其奢华首屈一指。提起宁河的“齐三爷”,尽人皆知。他蛰居天津时，所搜刮而来的钱财虽多，终因豪华享受挥霍无度,在“七·七事变前行将馨尽，已有捉襟见肘之势。齐的同乡李在中，曾任过于学忠的军需处长，那时也住在天津。由于他久任军需，营私舞弊，手中颇有积蓄，见齐手头拮据，时有接济，以图齐东山再起时有所依附。后果然李在中被任为伪治安总署军需局少将局长，后竟晋升为军需中最高级中将军衔。
“七·七”事变后,穷途潦倒的齐燮元任伪职后如鱼得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时齐燮元身兼十三个伪要职，即汪精卫伪南京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伪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伪内务总署督办、伪华北防疫委员会委员长、伪清河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伪治安军教导集团司令部司令等等。
1943年下半年，由于齐燮元“讨伐”冀东八路军不力，以及伪政权内部矛盾，日本军方将其撤职，齐立即成为无职无权之人，又返天津英租界做寓公去了。抵津后，其住宅附近有日本宪兵巡视，名为保护实系监视，过一时期才撤去。故齐在天津居住时很少外出。
齐的老婆那时都称“华夫人”,鸦片烟瘾很大,夜不寐昼不起。齐在卸职前曾以重金纳一妾，是个年方十九岁的少女，同住北平大取灯胡同，后又同往天津居住。
齐燮元既反对国民党，又仇视共产党，甘心认贼作父。他曾自编军歌，号召所有伪军官兵学唱。其歌词如下:
一、我军人,须知今后壁垒要一心，个人地方党派分，国事不可问，沉沉若相因……(这句记忆不全)，建军主义军属于国才成新国军。
二、试凝眸，赤祸弥漫洪水正横流，亚洲本是亚人洲，亚人应自谋，同种本同洲，切莫相煎成箕豆，亚洲今后中日携手风雨共同舟。
“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后,我曾与伪第四集团司令田申相晤。据田说，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齐燮元在天津家中曾召伪治安军高级将领数人前往密商，齐拟与华北日军、各地方皇协军、土匪及伪军联合起来宣布华北独立，但与会人员多未表态，也未和华北日军司令部进行协商，遂作罢。随后，国民党军队相继来到平津，建立军政机构，同时逮捕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齐也被捕。
据闻国民党宪兵前往抓捕他时，他态度凶顽，并扬言:“我不是汉奸!”宪兵当场打了他两个耳光捆绑带走。齐燮元与汉奸王克敏、王荫泰、汪时璟等人同押在北京炮局监狱，不久，又押解南京。到达南京后，将齐押禁于昔日齐任江苏督军时所建的督军署内。经审判处齐以死刑，齐在遗书中仍不认罪，记得最后所写“死作厉鬼也要与蒋(蒋介石)周旋到底”。一弹毙命于南京雨花台刑场，齐只落得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