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綦施政 口述，任方明 整理
我是河北省交河县人。抗战开始后，我考入黄埔军分校特训班第六期(后改称军分校十一期)。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任参谋，后复入陆军大学参谋系第六期。毕业后，仍回到孙连仲部任职。
1942年，我在池峰城部任作战科长，后又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上校团长。1948年在山西太原任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上校副参谋长，1949年底，在成都战场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
因我曾长期在孙连仲部任职，故对孙部的情况知道一些。对“中共谍案”的情况回忆如下，不实欠详之处，望知情者补正。
1947年初，国民党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在华北屡遭解放军重创。国民党当局认定孙部有潜伏的共产党在起作用，故在保定成立所谓“肃奸委员会”，对保定地下党进行大肆搜捕。军统北方区少将区长文强还秉承南京旨意,在北平市内对各种可疑人员、地点进行突袭式搜查抓捕。
10月下旬，武装特务将中共社会部设在东四附近的秘密电台侦破。紧接着，电台长李xx(李的公开身份是北平电报局局长)被捕叛变。他除了将住在东城棉花胡同的地下党员袁永熙、陈琏(蒋介石秘书长陈布雷的女儿)夫妇供出外，还出卖了十一战区内的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丁行,谢士炎，朱正国，石崞、赵连璋及余心清等十余人被军统北方区逮捕。
丁、谢等人又被秘密解往南京，于1948年9月枪决于雨花台。不久，在太原策划起义失败的原孙连仲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当时，我在该部任军副参谋长)、军部谍报队长王正中、解放军派驻该军部策动起义的宣传部长晋夫等人，也被军统北方区抓捕，不久也惨遭杀害。现将此案中牺牲的几位老友的情况简介如下:
一、丁行
丁行，字行之，山西人。性情温和，为人坦诚，自幼勤奋好学。他高小毕业后即参加西北军。抗战期间，他在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担任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三十军(军长池峰城)多年秘书工作。原有的知识加上他从军后勤学苦练，使他成为军中一位知识渊博的人。
除了行军打仗外，他常练习写八行书信及字贴，抽空还给河南南阳日报社写有关抗日的社论，曾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装抵抗日寇的入侵大作文章，颇得同事们的赞扬。
1942年，丁在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任孙连仲的秘书。我当时是总部参谋处一科作战参谋，因兴趣爱好与丁情投意合，故我俩经常来往,关系密切。
1943年，丁调第三十军任军长池峰城的秘书，恰好我也调三十军任军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我俩又几乎天天见面。晚上闲时，经常在一起交谈。
记得一天晚饭后，部队驻地演戏，我俩都没心思去看，就在他的卧室内聊起天来。
丁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对中国的抗日前途不能持乐观态度，主要在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趁抗战之机大发国难财。他们不诚心抗战，怕打仗，主要怕把自己侵吞的财富都打没了。再者，他们在官场上毫不顾百姓死活而大肆挥霍，如孙连仲母亲病故时，孔祥熙为了拉拢孙，竟一次赠大洋五千元作为丧礼。而当时正值河南水灾，老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吃树叶煮树皮，饿殍遍地，惨不忍睹，却没有一位达官显贵出来救济。
他又悄声对我说:国民党内部最近颁布了一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弄的人人自危，谁还有心思卖命打仗?对他的话我极表赞成。但考虑到我俩刚调到三十军工作，上下左右人事关系陌生，若牢骚太盛难免引起意外，我婉言规劝他千万莫随意对外人讲上述内容。
半年后，丁调湖北恩施“集中营”受训(据他后来对我讲，凡去受训者大都涉共党之嫌)，他不服，去后不久即上书孙连仲提出申诉。孙不忘旧情，指示政训处:丁为人忠厚直爽，在二集团军供职多年无大差错，且参加过台儿庄对日大战;日常发牢骚得罪一些人难免，未发现有异党活动，故对其不必苛求。这样，他又不明不白的恢复了原来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调保定绥署任少将秘书。此间，与谢士炎、余心清等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丁利用合法身份，用地下党电台将十一战区所有重大军事机密及时转报解放军，使华北国民党部队随时处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在南京就义之前，他曾写下了悲壮的诗篇:
人生自古谁无死，不想男儿失意时。
几多头颅几多血，换来解放改新天。
二、谢士炎
谢士炎，湖南人，黄埔军校毕业(第几期记不清了)，后复入陆军大学上学。1937年前曾在国民党军委会侍从室工作，担任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侍卫官。
谢在湖北恩施任第六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时，于1944年夏偕少校参谋刘华先(湖北人，黄埔军分校十三期毕业，后复入西安陆军大学参谋系第六期，与我是同学)随同孙连仲到三斗坪三十军防地观察;因我当时任三十军参谋处一科科长并代理军副参谋长职，故陪同军长池峰城迎接孙连仲一行。这样，经刘华先介绍结识了谢士炎。在几次接触中，谢以他博采多学的参谋业务知识对我多方指教。经几次热诚交谈，使我对他肃然起敬。
后来，我俩又因工作关系多次接触，他借机向我介绍了同盟国准备对日军大举反击的动向，并精辟的分析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战的胜利前景。他的简洁明了的言词使我茅塞顿开，大长见识。
有一次，我俩单独闲谈，他要我经常关心政治形势和多看报纸，不要埋头军内而不管军外事。他曾明确抨击蒋家王朝的腐败无能，尤其对国民党军队普遍存在的抓壮丁和军官吃空额不满。
后据刘华先亲口对我说，谢因工作关系经常与战区陆空联络参谋陈融生(中共地下党员)接触，是陈对他的思想认识和立场之转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抗战胜利后，谢被指派到湖南芷江作为接受日军投降的国军首席代表，圆满地完成了受降任务。不久，又被郭忏调到汉口担任前进指挥所办事处主任。不料，他的正常的升迁调职引起了武汉军统特务们的忌恨，他们凭空捏造，硬诬他在任受降代表时乘机发国难财(此事系后来在我俩的通信中所知)。这种栽赃陷害的伎俩竟然一直捅到军事法庭，未经正常程序便将谢投入陆军监狱。几次军法会审，谢均据理抗争。后因查无实据，不得不将他释放。
这时候，从谢的来信中我发现他心情非常郁闷。谢自恃为国效劳别无他图，作官多年一贫如洗，但却屡遭官场上尔虞我诈的人事关系的缠搅，而身陷囹圄，虽已无罪释放，但已是心灰意冷。
谢感到在湖北作事不如在过去的旧长官手下任职时顺心，于是，他留下一纸辞职书毅然北上来到保定。
孙连仲对谢的到来非常欢迎，先任命他为少将参议，不久又调他任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参加孙连仲召集的各种高级军事会议。这样，他渐渐地接触了战区几乎所有的重大核心机密。
这时，谢反对内战的思想更加深化，对国民党当局的厌恶日益加深，故从思想上开始倾向共产党。恰在这时，陈融生调任保定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除曾对我说，他来保定是经谢士炎介绍而投奔老长官孙连仲来了)。谢通过陈与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敢得了联系。以后，谢以合法身份将战区重大军事机密(如重要官佐更迭、部队调防、保定城垣设防、兵员兵器配置及野外工事行动等)及时报告北平地下党组织，使解放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得以顺利进行。
不久，由于谢对革命事业的特殊贡献，经陈融生等请示北平党组织批准，谢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使战区内部的地下党组织得以发展和壮大。
谢的被捕，使蒋介石大吃一惊。蒋无论如何不明白追随自己多年，而且当过贴身待卫官，军衔已升至少将的谢士炎竟是共产党。他对孙连仲大发雷霆，斥责孙徇情懦弱，好坏不分，以奸细为亲信，贻误“党国”大业。
谢在南京牺牲前，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精神，任凭严刑拷打，始终未出卖其他同志，至今仍为人们所深切怀念。
三、余心清
余心清，安徽合肥人，基督教徒。青年时赴美国留学，回国后长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工作。他与宋哲元、孙连仲等同为冯的部下。抗战胜利后，冯玉祥被逼到国外考察水利，临行前，他嘱咐余到孙连仲的部队中任职:一是老同事互相有所关照;二是可以对孙施加某些影响而促其增加对共产党的认识，少打内战。余到保定之后，就任绥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
在保期间，余心清同另一位老西北军将领鹿钟麟互相配合，私下向孙连仲作策反工作。当时恰逢石家庄被我军解放，罗历戎的第三军全军覆灭。余劝孙明了内战打下去于国于民于己均无益的客观现实，劝其早一点觉悟，停止内战，归向人民。
但是，孙连仲一向谨小慎微，胆小怕事，遇事优柔寡断，加上当时国民党军在华北尚有近百万兵力，担心起义不成走漏风声而招致深灾大难，对余和鹿的衷心劝告似听非听。由于余和鹿不厌其烦地找孙进言，有时孙的思想也处于举棋不定、徘徊犹豫之中。
一天晚上，余来到北平航空署到孙的私宅拜访，孙估计要谈大事，示意夫人罗毓凤在客厅外挡驾一切来访者。余孙两人在卧室内密谈了一阵后，余在香烟纸上草拟了给周恩来的一封绝密电稿，内容是请其迅速安排洽商孙部起义问题。余将电稿送给孙过目，孙看后点了点头，然后伸手将电稿烧掉了。
1947年9月末，余心清将孙连仲同意停止内战，准备战场起义的密电稿转交给北平地下党电台，要求发给周恩来，以便取得进一步指示。不料，发生了北平“中共谍案”，蒋介石鉴于华北战场的不利形势，早已对孙连仲不满，此次谍案更使他激怒不已，下令撤销了十一战区，遂将孙调往南京。
余心清以共党嫌疑犯被捕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确保孙连仲和鹿钟麟的生命安全。在北平监狱期间，军统北方区武装特务对他多次用刑审讯，他咬紧牙关坚不吐口，自己忍受极大的身心痛苦和非人的折磨,对策动孙部起义一事始终矢口否认。当他感到身体不支的时候，曾对狱中被捕的其他同志表示，准备以一死来了却这桩案子。
后来的多次刑讯，他干脆一言不发。因策动起义的密电稿是经他人之手抄写的,又是别人转交的,故叛徒李xx未直接供出余来。这样，北平的军法审判就无法定案。余掌握这一情况后，即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上层的人事关系，争取友人为自己申辩。
这时，蒋介石几次电催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令其速将余等人解往南京处置，而李与余早年相交，对军统北方区滥捕人尤为不满，便寻多种借口拖延押解时间。
在美国考察的冯玉祥将军得知余被捕后，也在多种场合向美国公众抨击蒋介石践踏和平民主的劣迹。并将挂念余的心情写进自己的遗嘱中。
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冯处得知余被捕(余与司徒雷登是美国上大学时的同学)的消息，对军统的作法十分不满，他在公开的社交场合说只知余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一位爱国者，不相信是共产党，呼吁当局应予释放。
余被解往南京后，先关押在国民党中央军法局，1948年初又转押到陆军监狱。由于抓不到孙连仲图谋不轨的充实证据，使蒋介石一时无法对余、孙下最后的毒手。另外冯玉祥、李宗仁、司徒雷登等人的一些言论也遏制了军统的手脚，迫使军统对余既不定案也不释放，改为长期监禁，直到南京解放才获得自由。
解放后，党中央十分关怀和信任余心清，除了邀请他参加全国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外，还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
在“北平谍案”发生时，我在太原参与黄樵松的三十军起义筹划工作，因我们同属孙连仲部并接受十一战区及北平地下党组织的统筹领导，对保定和北平发生的事件还是清楚的,案发后，国民党军内部的绝密文件上也披露了丁、谢等人的情况。
我们三十军因李xx叛变而被迫中止了起义，黄军长等牺牲后，蒋急调三十军脱离华北而赴四川。我军到成都后，我们一些未暴露的同志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经短期准备，毅然举行了战场起义，把三十军拉回到人民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