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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完太平洋铁路后的华工，不得不开启了流浪岁月，为了求生，尽管远洋渔业的危险性相当于、甚至可能超越三角洲垦地的苦差事，但对华人来说也是个工作机会。
1、“杀鱼的机器”某些华人承包商帮华工找到了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海岸地区的工作：鲑鱼罐头工厂根据华工的工作生产量付钱给承包商，承包商发给华工的却只有固定薪水。
可以确定的是，这种薪水给付的制度产生了一个负面影响：华人承包商变成苛刻的工头，而罐头产业的工作环境则变得极度恶劣。在前往阿拉斯加的船上，华工没有水可以梳洗，所以他们居住的船舱里虱子与跳蚤为患。
某位船长在检查华工专用的船舱时，甚至必须换上胶鞋，以免染上寄生虫。到了一八八○年代初期，美国西北部海岸区的罐头工厂雇用的华工已经超过三千人，他们的工作环境极度恶劣，所以英国小说家吉卜林在参观某罐头工厂后在信里写道：
“这种工作只有华人在做，而每当有阳光穿越裂缝、洒在地板上时，阳光下的他们看来仿佛沾满血迹的黄皮魔鬼。”
另外也有人在看到罐头工厂里的场景后表示：
“那些人在华人承包商有两种增加利润的手段：用最低的薪水压榨华工，逼他们动作快一点。某位渔业局调查员在报告中写道，承包商催促华工工作的模样，“简直像车夫用鞭子抽马”，他并且表示，“制作罐头的速度可说是前所未见，只有东部的刷子工厂可以与之比拟。”
他们的工作速度的确惊人。某位哥伦比亚河地区的华人杀鱼工一天内可以将重量高达十八吨的两千尾鱼砍头去骨。这些西北部海岸区罐头工厂的华工被当成机器来使用，但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写下其中有多少人死于意外或疾病。几十年后，有人发明了一种杀鱼的机器，工厂的劳力需求也从几十位华工减少为两个操作员。因为华工惊人的工作量，杀鱼机的制造商特别把机器命名为“铁制清狗”──在肯定之余，也带有强烈的歧视。
华人有生意头脑，但并不是非得压榨自己的同胞才行。许多华人来自广东海岸地区、珠江沿岸的渔村，或曾住渔村附近，在他们看来，加州的丰富海洋资源蕴含着无限商机。北从奥勒冈州海岸，南迄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都可以看到华人撒网捕鱼。数以百计华人迁居加州蒙特瑞湾，在海滩上搭建小木屋，将鲍鱼肉摆在屋顶、栏杆上，晒成鱼干。
在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海岸地区，许多罐头工厂都曾经聘雇华工，一直到他们的劳动力被一种名为“铁制清狗”的机器所取代。
不过，接下来他们将见识到白人渔业对于政界的强大影响力。就像白人矿工曾促使加州政府对华人矿工征收特别税，在白人渔夫的游说之下，州政府也从一八六○年开始对华人渔夫收取每个月四美元的捕鱼执照规费（但这捕鱼执照规费后来在一八六四年撤销了）。
此外，整个一八七○年代，同样靠捕鱼为生的希腊、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等其他地区移民联合起来对州议会施压，要求限制华人捕鱼网的尺寸，借此缩减他们的渔获量。
在一八八○年，加州政府曾一度决定撤销华人渔夫的捕鱼执照：表面上规定任何无法归化为美国人的外国移民都不能捕鱼，但事实上只有华人无法归化，所以等于是针对他们。
尽管后来法院宣告此一规定违宪，但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华人捕鱼业还是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华人经营的商店。华商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在美国则较高。
2、旧金山的华工群体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在美华人纷纷开始做起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意，形成一股风潮。都会区的华人愈来愈多，为了谋生，其中某些人看准加州乡间的华人矿工与农工有许多需求，所以选择在沙加缅度（当时也被华人称为“二埠”）、史塔克顿（当时被称为“三埠”）、马里斯维尔与佛雷斯诺等地方开发出小型的中国城。
也有华人前往洛杉矶发展，那里本来只是个为淘金客提供马车、装备与牛肉的驿站，附近有些牧场，后来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城镇，赌客与娼妓云集，华人在当地开设赌场与各种商店。其他华人则迁居西北部太平洋海岸区一些快速成长的城镇，像是塔科马、波特兰与西雅图，在那里开餐厅、洗衣店，或做起了各种与渔业相关的生意。不过，若以人口数来看，最重要的华人社群首推旧金山的中国城：到了一八七○年，几乎有四分之一的加州华人住在那里。
旧金山港是许多华工在一八四九年抵达美国的第一站。如果有任何华工在时隔二十年后重返旧地，肯定会有景物全非之感。淘金热期间，旧金山的市容肮脏混乱，建筑物要不是粗制滥造，就是一些棚屋、帐篷，沙滩上到处散落着行李箱、大皮箱与铲子。
但一八七○年代的旧金山已改头换面，到处高楼林立，市容变得美丽又气派。马车行走的泥泞小路已经扩建成铺设平整的道路，从港区一路延伸到城里的丘陵地。沿途一栋栋石造或砖造建筑富丽堂皇，采用哥德式、意大利式与其他各种古典建筑的设计风格。城里原本四处可见满脸胡渣、不修边幅的矿工，他们大都身穿格纹衬衫与丹宁帆布长裤，如今在银行、饭店与办公大楼林立的街头，都是一些穿西装戴礼帽、气质优雅严肃的男士。
曾有某位移民回忆道，“旧金山的街道曾是如此狭窄、脏乱不堪，各个广场上堆满了污土与动物的粪便”，可是到了一八七○年代，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认不出旧金山……它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大城市”。
不过，尽管在外地人的眼里，这奇迹似的改变仿佛于一夜之间发生，但实际上却历经了难熬的过渡期。淘金热消退后，旧金山曾历经萧条贫穷，也曾发生过好几次可怕的大火。所幸当地企业家们总能将危机转化为商机。因为屡次大火发生后，他们都充分利用那些被烧坏的铁质建材，于是一家家铸铁厂应运而生，为修船产业提供非常需要的铁材，也帮石英采矿业制作出许多装备。
横贯大陆铁路完工后，各种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透过铁路把它们的产品运往全美各地销售。有些企业家则是开设食物加工厂，把小麦磨成面粉，或腌制包装肉品。其他人则输出烟草、布料等比较不会腐坏的产品。到了一八七○年代，旧金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旧金山的华人也设法适应此一改变。尽管有华人用扁担挑着篮子在街头卖菜，数以千计的中国洗衣工也仍控制着该市的洗衣业，但其他华人却成为制造业新世界的一份子，而且大多数在这过渡期中变成工人。
到了一八七○年代，该市四大产业（包括制鞋制靴、羊毛、雪茄与烟草、缝纫）的劳工几乎有一半是华人。此外，旧金山羊毛工厂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华人，雪茄工厂的华工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
不过，如今这些华工的老板可能就是在美华人。而且对这些华人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经商环境：在中国，经商者长久以来往往饱受谩骂，甚至因为儒家有“士农工商”的说法而被列为四民之末。不过，美国是个崇尚成功生意人的国家，这种态度对于华人圈与一般社会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旧金山中国城的居民几乎都是单身汉。大部分十九世纪的华人移民都是男性。到了一八七○年代，有五千个华人在旧金山做生意，其中许多都非常成功，也是当地白人极大的竞争对手。
一八六六年时，该市的雪茄工厂有一半为华人所有，到了一八七○年，十二家拖鞋工厂里有十一家的老板为华人，而且雇用的也几乎是华工。这五千位事业有成的华人，有些是贩卖或中介农产品，也有零售商、用强力水柱来采石英矿的矿主，以及华工中介或劳务承包商。他们不怕显露自己的财富与成就，其中许多人都住在旧金山的豪宅，金碧辉煌的家中摆满了水晶、瓷器与象牙饰品，而且仆役成群。
这些华人老板的生活与华工相较可说有如天壤之别──华工的工厂开在公寓，住在里面，也在里面卷雪茄、缝衬衫或制作靴子、拖鞋。对这些按件计酬的制造业华工来说，工厂与住家并无区别。
“尽管公寓才十五平方英尺大，但却常见里面至少有十几个劳工工作，而且制作三、四种不同的产品”，有人在亲眼目睹旧金山华工的工作环境后表示，“有些挑高公寓里面设有夹层，十几个工人就在屋里忙着各种不同的制造活动，至于吃饭、睡觉等事，则全都在他们工作的板凳与桌子上面或下面搞定。”
3、“六大公司”就像数以千计的欧洲移民住在生活条件恶劣的纽约贫民区里，旧金山的华人也必须忍受昂贵而差劲的居住环境。为了节省租金，他们凑合着住在拥挤的房间里，充分利用房里的每一寸空间。一位当年在制造业黄金时代来到旧金山的卢姓华人移民回忆道：
“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能睡在地板上，因为中国城没有足够的床给当地居民。”
因为许多华人买不起家具，他们把街上捡来的木条箱做成桌子与橱柜。因为床铺很少，他们必须轮班睡觉，或者像钉层架一样，把铺位钉在墙上，分上下铺睡觉，整个公寓看起来就像陆军营舍。
最不幸的是那些住在肮脏地窖的华人，就像有人在亲眼目睹后所说的：
“他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光线，也呼吸不到任何纯净新鲜的空气。房间里上下铺交叠的景象简直像是帆船或汽船上的卧铺，借着油灯幽暗闪烁的微光，住在那里的可怜虫必须爬回自己的可悲铺位。”
他们为什么可以忍受这种生活条件？在寻求解答时我们必须牢记两个因素：首先，他们深信自己的牺牲能让老家的亲人过更好的日子。其次，其中许多人显然认定自己只需要忍受暂时的不适，不愿承认往后长期都会过这种苦日子。
随着新的经济形势发展，中国城也开始出现层级分明的财富与社会地位阶级，而且很快的有一个非正式但影响力无远弗届的权力结构创建了起来。这结构的底层是由所谓的宗族所构成，每个宗族都会照应所属华工的基本日常需求，像是帮他们找地方住。
中间那一层由同一个侨乡的不同宗族组成会馆。至于顶层，则由势力最庞大的六个会馆把持，这些会馆原来被称为“六大公司”，后来更名为中华公所。“六大公司”以中国城的最高权力机关自居，表面上以排解纷争、保护成员与捍卫整体侨社福利为宗旨。
“六大公司”的权势惊人，因此在一八七○年代第一间驻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出现以前，它们可说扮演着非正式大使的角色，是清廷在美国的代言人。
“六大公司”之所以应运而生，是因为新兴的华人商业精英阶层觉得必须有人出面维持秩序。事实证明，白人政府并不会保护华人的利益，只会加以打压。
旧金山华人商界自组会馆的历史最早或许可以回溯到一八四九年，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一八五○年有一群广东移民创立冈州会馆（冈州是珠江三角洲新会地区的古称），是全美最早问世的华人组织。但冈州会馆内部其实包含了广东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方言的各路人马，时有龃龉发生，闹翻后三邑会馆从冈州会馆独立出去，而两者就是“六大公司”里面最早的两家。后来在一八五○年代又有人和、阳和、宁阳、合和等四个会馆问世，各馆办公室都设在旧金山市闹区。
任何刚来的华工从抵达旧金山码头的那一刻起，就会受到这些会馆的影响。会馆总是派代表前往码头，把行李装上马车，将人带往中国城，表面上是帮忙安排食宿与工作，但主要是为了确保新人能够加入其中某个会馆，并且说明他所缴纳的会费绝对划算，因为“六大公司”会提供各种社会服务。
这话的确没错：它们帮旧金山华工建构出一个社会安全网络，缺钱就借钱，生病就帮忙照顾。“六大公司”也帮会员排解纷争，开设一间华语学校，固定进行华人人口普查，并且透过各会馆把会员的钱汇回乡下老家。
“六大公司”的服务也扩及信仰的领域，捐钱给佛堂、宫庙，让华工有地方寻求内心平静与祷告冥想。
“六大公司”也花大钱帮忙举办葬礼，规模极其盛大，简直就像制作一出大戏。一般而言，葬礼都是先在往生者的家里或店里举办，由身穿袈裟的和尚一边诵经，一边摇铃敲钹。葬礼后由送葬队伍将往生者送往孤独山墓园，“六大公司”在园内的各个不同角落各自拥有专区。身穿白色丧服的家人一路边哭边撒纸钱，纸钱则是象征着往生者前往西天路上所需旅费。
墓园入口通常架着一个顶篷，再进去是一座砖炉、一张桌子，坟墓顶端立着一面刻有中文字的板子。朋友们在尸体旁边焚烧符纸、纸扎的童男童女和纸钱，这些东西都是他们送给亡者的礼物，不久后就会在火焰与灰烟之中随着亡者的三魂七魄一起消失。不过他们不会把尸体埋起来，而是把肉刮掉，将骨头摆在阳光下曝晒，以白色棉布捆包起来，运回中国。
“六大公司”为这些死者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遗骨运回中国，借此履行了保护他们的承诺──就算人死了，也会把他们送回乡下老家。
“六大公司”自成一格的社会体系，也许会在无意之间强化了华人的异邦人形象，让外人认为华人终究并非大熔炉般美国社会的成员，但这负面的形象影响不大，真正对华人构成威胁的，反而是与“六大公司”截然不同的一种团体：一种被称为堂会的秘密会社。
4、堂会的服务那些会加入堂会的边缘人，要不是与各姓宗族没有沾亲带故，就是已经被他们所属的会馆驱逐除名了。
这种堂会模仿的对象，是中国广东的三合会：一个以推翻清政府为己任的地下兄弟会。三合会的宗旨是为穷人代言，帮平民申冤，招揽大量穷苦自耕农、受地主压迫的佃农，与科举始终名落孙山的读书人，成为该会各级会员──总之就是任何对体制感到愤恨不平，想打倒地主与清廷的人。堂会发明出一套精细的入会仪式、暗号切口与特殊手势，并且立下血盟，誓言永为兄弟：“今晚我等对天起誓，天下所有兄弟皆为同胞，如一父所生，一母所养，同祖同宗。”
不过，与三合会不同之处在于，堂会并未以明确的政治动机为他们的行动宗旨，而且很快地他们就为了捞油水，而把数以千计的中国女人与少女带来美国服务单身的华人男子。这些女性大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变成残花败柳。
娼妓与奴隶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每逢饥荒，总是有一些快要饿死的中国家庭为了保全其他家人，而把家中年纪最小的女儿卖掉。清廷发现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必须这么做才能存活下去，因此也准许他们这么做。
当然，许多家长并不是直接把女儿卖断给别人，而是卖给别人当丫鬟，也就是粤语中所谓的“妹仔”──但如此一来也决定了她们的悲惨命运。这些“妹仔”在其他家庭当丫鬟，理论上到了十八岁就能与人结婚，恢复自由之身。尽管有些丫鬟比较幸运，受到善待，但是被虐待、强暴，转卖到妓院的也不在少数。既然为数众多的男性华工在白人的世界里几乎不太可能找到女伴，所以就有一些“妹仔”最后被带到美国为他们服务。
这些女性通常生在中国社会的赤贫家庭中，因此不识字，所以大都未留下回忆录。
不过，还是有一些辛酸惨烈的故事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由传教士与记者记录下来。
一个叫荷台的人回忆道，尽管家人都快饿死了，“四周有很多人陆续死去”，但她的母亲说什么都不肯把她卖掉。结果，有一晚母亲不在家，父亲就以几两银子的价钱把她卖了。船开走时，母亲最后一次在她眼前短暂出现，看来快要发狂：“她的衣襟打开，露出胸口，头发凌乱飞散，眼睛因为一直哭而变得又肿又干，悲惨地呜咽，在黑暗中踉踉跄跄，想要找我，但船已经开走了。”
当过妓女的陈丁香回忆道，他们家因为父亲把所有的钱赌掉而变得一贫如洗。她六岁时父亲说要带她去找她向来很喜欢的祖母。
但等到高高兴兴地上了渡船后，她才发现不对劲：
“妈妈在哭，但我是要去找祖母啊，真不懂她干嘛要哭。于是我对她说：‘别哭了，妈妈。我只是要去找祖母啊，很快就回来了。接着我那一无是处的爸爸就在渡船上把我卖掉了。他在别人讲价时还把我锁在船舱里。’”丁香又踢又叫，但最后她被放出来时，她的父亲已不见踪影，她就这样踏上美国的航程。
有些妇女则是被骗去美国。那些皮条客用花言巧语哄骗天真的女孩和她们的家人，说了许多美国让人致富与悠哉度日的故事。有个陌生人谎称自己是有钱的洗衣工，要带她到金山去结婚，十九岁女孩王阿素就跟着去了。旅途中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即将前往一个“自由的大国，所有人都是如此富有快乐”。不过，抵达旧金山后阿素才发现自己要被迫当妓女，她不但心碎了，也感到惊骇莫名。
通商口岸的西方政府官员有责任预防与侦查这种涉及女性与儿童的人口贩运案，但那些皮条客却只要出钱贿赂就可以轻易通过安检程序。港口官员会透过盘问来确定她们来到美国是否出于自愿，所以航程中那些皮条客会教女孩们怎样应对，命令她们背下一些关键语汇。有些蛇头威胁道，如果她们答错了，就会一辈子都被关在“美国的洋鬼子监狱”。
只有机灵的女孩懂得在船上或到港时引起骚动，尖叫着哭喊求救，说自己被绑架了，哀求路过的人救她们一命，才因此逃过一劫。
所以有少数被解救了，后来被送回中国，但大多数刚到美国的女孩都没有机会争取到自由，也无法获得同情，与此尤其有关的是，旧金山早年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治安可言、由男性主宰的边境城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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