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九年（1814年）冬，北京城飘着鹅毛大雪，午门外却挤满了伸长脖子的官吏。一纸皇榜揭晓，安徽桐城寒士龙汝言被钦点为状元。然而这位“天子门生”的仕途，却成了清代科举史上一道狰狞的裂痕——十年后他因一字之误革职流放，死后朝廷拒绝赐谥，正史亦吝于留名。从云端到泥沼，龙汝言为何沦为“最臭状元”？
龙汝言的发迹始于一场精心的政治表演。嘉庆帝为标榜“以孝治国”，下令编纂《高宗实录》。时任国子监学录的龙汝言抓住机遇，将乾隆帝的十万余言诗作逐首批注，每篇必附“仁孝感天”“圣德巍巍”等颂词。当装裱成册的注疏呈至御前，嘉庆抚卷长叹：“此人方知先帝苦心！”
帝王需要一尊“忠孝图腾”，寒门出身的龙汝言成了完美载体。嘉庆十六年（1811年）万寿节，他进献的百韵祝寿诗令皇帝泪湿衣襟。三日后，翰林院传出密旨：“龙汝言可直入南书房行走。”按清制，未中进士者不得入值机要，这道破格提拔在朝堂投下惊雷。
1814年殿试揭榜更显荒诞。主考官呈递的十份卷子均被嘉庆驳回，直至发现落选的龙汝言试卷，帝王朱笔一挥：“此真状元才也！”史载当科探花戴兰芬文采远胜龙汝言，但皇帝需要的不是治世能臣，而是“忠孝样板”。
登上权力快车道的龙汝言，很快陷入致命困境。他既无派系根基，又缺乏政斗手腕。清流斥其“谄媚幸进”，权臣视作“御用摆设”。某日朝会后，工部尚书私下讥讽：“诸公可知？龙学士前日奏对，连漕运改道三策都背不全！”更致命的是，他始终未读懂嘉庆的帝王心术——皇帝要的是“忠孝符号”，而非“干练官僚”。
这种错位在《仁宗实录》编纂中彻底爆发。1820年，刚即位的道光帝命龙汝言任总纂官。某日校稿中，“颙琰”（嘉庆帝名）被误作“禺页琰”，虽系刻工失误，但触及清朝最敏感的“避讳”铁律。消息传开，御史连夜弹劾：“此非疏忽，实为大不敬！”
紫禁城冬夜的梆子敲过三更，乾清宫仍亮着烛火。龙汝言跪在冰冷的金砖上，听着道光帝摔碎茶盏的脆响：“先帝待你恩同再造，竟敢如此悖逆！”新君需要立威，旧宠注定祭旗。次日诏书明发：“龙汝言革职，永不叙用。”
这道谕旨撕碎了清代科举的神话。民间茶馆里，秀才们拍桌哄笑：“什么状元？分明是纸糊的灯笼，皇帝一口气就吹灭了！”但市井百姓却流传着不同版本：有人说龙汝言离京那日，包袱里除却几件旧衣，只剩嘉庆赏赐的御墨；更有人目睹他在通州酒肆醉后痛哭：“我本寒窗苦读人，奈何错登天子船？”
官场反应更显炎凉。昔日巴结的官员连夜烧毁往来信件，国子监迅速抹去其题名碑文。最讽刺的是，当龙汝言贫病交加死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礼部竟以“无特功”为由拒赐谥号。一位亲历者笔记记载：“送葬者仅老仆一人，纸钱飘落护城河，与流民尸骸共浮沉。”
龙汝言死后64年，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刘春霖在国子监碑林驻足良久。那些被风雨侵蚀的名字里，始终寻不见“龙汝言”三字。历史学者黄恽评价：“他的存在证明，清代皇权能凭空造神，亦可瞬息毁神。”当我们在《清史稿》检索这位传奇状元，唯见冰冷的空白——或许这正是封建皇权最真实的墓志铭：用完即弃的棋子，连当反面教材的资格都不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