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与党项的联系较早，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疆域的四至中就涉及党项，此时疆域范围为：“东方之咱米兴米、南方之洛与门、西方之香雄及突厥、北方之霍尔及回纥等。”而且松赞干布的茹雍妃洁莫尊即为弭药王之女，可见当时吐蕃和党项联系密切。

根据《新唐书》相关记载，“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是党项生活的大致地域。贞观三年，党项部落首领细封步赖率部归附唐朝，唐朝以其地为轨州，并授予细封步赖轨州刺史之职。随着细封步赖讨伐吐谷浑，吐谷浑统治下的党项部族归附，并置崌、奉、严、远四州，后又陆续置懿、嵯、麟、静边、维、恭等州。

至唐德宗时期，“党项诸部相率内附，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宁、延、河西，东至麟府之间”。吐蕃王朝崩溃后，党项逐渐崛起。而吐蕃政权崩溃，嗢末、党项、回鹘等西北民族势力趁势崛起。

松赞干布时期，由于突厥、吐谷浑向唐朝求婚皆得应允，因此于贞观八年松赞干布遣使入朝求婚，但是被唐朝拒绝。吐蕃占领了党项、白兰羌所居之地。吐蕃势力的东进，使得党项诸部不断向唐地迁徙，原居于松州都督府党项羁縻州，内迁至陇右及关内道灵、夏、银、庆、胜等州。安史之乱爆发后，陇右之地党项再次内迁灵、夏、庆等州，部分党项向河东迁徙。

随着吐蕃势力日盛，党项许多部族纷纷归附，吐蕃与党项之兵不断攻掠唐地，吐蕃与党项已经结成军政同盟，并通过婚姻的方式将党项与自己对唐军事战略捆绑在一起。广德元年，吐蕃率吐谷浑、党项兵20万攻掠武功，已降吐蕃的泾州刺史高晖引导其进入长安，甚至在吐蕃的支持下立广武王承宏为皇帝，改年号，任命官吏等。

永泰元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数十万大军入寇唐地，其中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自北道向奉天集结；党项首领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向同州集结；吐谷浑、奴剌自西道向盩厔进军，回纥继吐蕃军之后，而仆固怀恩率朔方军处于各路大军之后以进攻唐军。

是年丙午至甲寅，因大雨，吐蕃诸军不能继续行军，因此吐蕃军攻打醴泉，党项西掠白水。永泰二年，吐蕃首领曷苏率贵川部族及党项共30万余众降唐。由于吐蕃与党项的联合日益密切，唐将郭子仪上书唐代宗：“党项阴结吐蕃为变，可遣使者招慰，芟其反谋，因令进用为庆州刺史，严逻以绝吐蕃往来道。”唐代宗接受郭子仪建议，置静边、芳池、相兴王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并下诏党项部族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迁徙至绥、延二州。

通过一系列措施，唐朝以羁縻的方式试图隔绝吐蕃与党项的联系，取得一定成效。大历末年，党项野利秃罗联合吐蕃入寇，野利秃罗企图招徕其他部族，但是没有成功，这与前文提到唐朝羁縻党项之策密不可分。由于党项和吐蕃的关系，唐朝对党项也存在戒备心理，宥州党项部落至太和中期逐渐强大起来，且不断寇掠边地。唐朝严格控制军用物资进入党项部落，以削弱其军事实力。

尽管唐朝采取一系列措施避免党项依附吐蕃，但因吐蕃在中晚唐时期与唐交战之地主要处于党项生活区域，因此吐蕃与党项联合无法完全避免。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吐蕃节度论三摩等率兵15万围攻盐州，党项也派军协同作战。次年冬十月庚辰，党项又引导吐蕃寇掠泾州。长庆二年六月，盐州奏报“擒得与党项送书信吐蕃一百五十人”。

从吐蕃派出给党项送信的人数来看，吐蕃与党项部落往来甚密。大中元年五月，“吐蕃论恐热乘唐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当然，吐蕃在联合党项的同时，对于归附唐朝的党项部族给予军事上的打击，贞元四年五月，“虏三万骑，略泾、邠、宁、庆、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阎，系执数万”。而泾、邠、宁、庆、鄜五州恰好为党项所居地域，“闻党项分隶诸镇，绥、银、灵、盐、夏、邠、宁、延、麟、胜、庆等州皆有党项，诸镇分领之”。

贞元十七年，吐蕃寇灵州，并攻陷麟州，杀麟州刺史郭锋，劫掠麟州所居党项诸部。长庆二年，尚绮心儿率兵攻打回鹘、党项。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死后，国内陷入赞普之位的争夺，边将亦混战不已。敦煌人张议潮趁机率领敦煌军民驱逐了吐蕃统治，建立归义军政权。在河西之地，虽然有了归义军政权的统辖，但是河西民族众多，而且民族关系十分复杂。

北宋建立后，夏州党项势力继续西进，危及河湟陇右吐蕃。宋朝重开秦州路，希冀联合青唐部、陇右吐蕃以确保西域入贡中原的道路，同时亦可与吐蕃联合对党项形成掎角之势。学界对河湟吐蕃关注，尤其是关于唃厮啰的研究较多。秦州作为出入中原之门户，加之其附近蕃部众多，其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

夏州党项为保证马资源的最大经济利益获得，对未依附于党项的诸蕃部朝贡进行抄掠，“先是，诸蕃每贡马京师，为继迁邀击”，这意味着吐蕃贡马已经影响到党项从北宋获得的经济利益，因此遭到党项李继迁的抄掠。党项李氏占领灵州后，李继迁占据夏、绥、银、宥故地，确定“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战略方针。

北宋开始大量购买河湟吐蕃部的马匹，“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即秦、泾、仪、渭之西北诸戎是也”，“贡马五千匹。诏厚给马价，别赐彩百段、茶百斤”，之后西凉府频繁向宋朝贡马。西凉、吐蕃为抗击党项势力的西进，更希望得到北宋方面的支持。八月，裕勒凌族首领药令合苏击败李继迁所率寇永宁寨之敌，遏制党项西进之势。

从景祐元年元昊与宋朝对立开始，宋朝完全失去了来自夏州党项控制区域的马源，因此，北宋不断强化与青唐吐蕃的关系，而青唐族亦以和市方式积极向北宋供应良马，致使宋朝“买马岁二万匹，而青唐十居七八”。这也为后来元昊征服青唐部埋下了伏笔。

随着党项对河西的进攻，潘罗支死后，其部下折逋游龙钵率余部归附赵德明；元昊占领河西后，表明河西吐蕃已经完全被党项统治，西夏一共在统治区域设置12个军司，其中河西就设置3个，分别为甘州甘肃军司、瓜州西平军司、黑水镇燕军司，足以显示对河西地区的重视。

由于地理原因，吐蕃和党项接触较早。吐蕃和党项长期交往、相互融合，其中吐蕃王朝时期松赞干布与洁莫尊的联姻就表明了当时吐蕃与党项的交流往来，吐蕃与党项的联姻对双方的交往必定会起到促进作用。后唐明宗年间，“回鹘西界吐蕃发使野利延孙等入贡蕃僧四人，持蕃书两封，文字未详”。这则史料中，“野利延孙”作为吐蕃的使者入贡，或许就是党项融入吐蕃之明证。在唐蕃战争中，党项与吐蕃多有联合。

社会习俗。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载：“黑头石城漠水边，赭面父冢白高河，居此长弥药之国。”表明了党项的祖先原居住于青藏高原地区，而弥药又是藏文中对党项的称谓，无疑透露出党项与吐蕃的关系。由于吐蕃和党项往来密切，因此党项深受吐蕃文化习俗的影响，并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宋史》载元昊衣着特征为“始衣白窄衫，毡冠红裹，冠顶后垂红结绶”，而敦煌莫高窟第159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中赞普所穿之衣为白色。由此可见，元昊的着装具有典型的吐蕃赞普衣着特征。

景祐五年，元昊建国，自号“大夏”“大白上国”“白上大夏国”。而“白上”即为“尚白”之意，从五行上而言首先指出了自己的族源来自何方。五行与五方、“五色”相对应则得出“金西白”，而史载党项乃汉西羌别种，则说明党项最早来自西方。张云认为西夏国名中的“白”字不仅与党项人早期活动的地域即白水有关，而且和党项族称与白色的特殊关系有关。

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流行尚白习俗，而张承奉亦号称“白衣天子”。尽管《白雀歌》之末言“自从汤帝升霞后，白雀无因宿帝廷。今来降瑞报成康，果见河西再册王”，将张承奉称帝与商汤作为一脉相承的凭借，附会祥瑞以示正朔，为其称帝提供舆论支持，但是吐蕃统治河西长达70余年，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这种尚白传统与吐蕃密切相关。

党项自唐朝初期陆续内迁以来，遍布西域、河西之地，吐蕃亦与党项部族联姻并封赐官职，如庆州的破丑氏、野利氏、把利氏，二者的彼此融合更加深了党项的尚白之风。前揭提及《白雀歌》中大量带有白色含义之物品、人名的出现，表明五代时期河西地区尚白之风更加强烈，白色可以成为正朔的象征。

元昊衣着为白色亦蕴含着希望将辽、金、宋归于治下的野心，宝元二年元昊在《上宋称帝表》中即言：“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新唐书·吐蕃传》载长庆元年，唐使刘元鼎出使吐蕃见吐蕃赞普可黎可足，装束为“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其中“结朝霞冒首”即为红色帽子，而元昊则“毡冠红裹顶”，亦为红色。元昊着装描述和壁画图示中赞普装束基本一致，因此元昊的装束也暗示其期望建立一个像吐蕃那样庞大的西夏政权。

西夏僧人娶妻风俗源于吐蕃藏传佛教，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就有僧人娶妻之先河。这种风气曾影响到吐蕃统治的河西地区，如敦煌藏经洞洪辩像背后会有近事女，为其拿随身携带之物品。洪辩经历了吐蕃统治河西时期以及归义军时期，这种现象应该就是来自吐蕃本土，吐蕃统治敦煌后将这种社会现象传入河西地区。

宗教艺术。吐蕃与党项长期生活接触，社会生活风俗上多有相同之处。西夏诗歌《颂师典》载：“羌藏弥人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羌地高高遥西陲，边陲羌区有羌字。”这是西夏人对其与羌、吐蕃同一族源的描述，他们认为他们源于同一个民族，地域相隔使得语言变得不同。

众所周知，党项在西夏建国前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有关元昊的记载中言其晓浮屠学，通蕃汉文字。元昊通晓的蕃文应该是藏文，不是后来野利所创制的西夏文，这意味着一部分党项人通晓藏文。

长庆二年六月，盐州擒得与党项送书信吐蕃150人，这些书信必定是用藏文书写而成，而党项部族内部要么有通晓藏文者，要么存在吐蕃人，吐蕃与党项交往的通用文字应该就是藏文。后唐明宗时期，吐蕃使者野利延孙等蕃僧持蕃书，即可说明党项中存在通晓藏文者。佛教是西夏时期尊崇的最主要的宗教，在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下，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尤其是藏传佛教更是占有重要地位，而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方面，到处都有吐蕃僧人的身影。

党项人还将藏传佛教传入了元朝，成为藏传佛教向东传播的基地与桥梁。西夏的帝师制度很大程度上源于吐蕃僧相制度，罗炤通过对汉藏合璧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考察，最先提出西夏存在帝师制度，推翻了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的帝师制度最先出现于蒙元时期。吐蕃王朝时期，钵阐布乃僧相，地位仅次于赞普，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墀德松赞兴建噶迥寺后颁布兴佛诏书，其中载有当时所有宣誓兴佛人员名单，沙门贝吉云丹位列所有官员之首。史书记载了长庆二年宰相钵阐布参与唐蕃会盟的整个过程：“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钵掣逋立于右，宰相列台下。”钵阐布立于赞普的右边，而众宰相却完全在台下站着，这意味着钵阐布的地位高于众宰相。西夏帝师则和钵阐布十分相像，不仅是宗教的最高领袖，同时政治上也赋予很高的地位。

西夏的吐蕃僧人还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一定角色。庆历五年闰五月，元昊派遣使者入宋谢封，“又遣蕃僧吉外吉法正等报谢景祐中所赐佛经”。元昊通过吐蕃僧人吉外吉法正等作为谢封使者，更有利于缓和宋夏的紧张关系。吐蕃僧人还参与译经工作，甘州的禅定寺设有翻译藏文经籍的地点，史金波根据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西夏文残经指出，由于该经文中使用了藏文佛经的专门术语，因此该经应该以藏文经为底本。

由于吐蕃佛教对西夏的影响，西夏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也具吐蕃风格特征。西夏文化杂糅中原甚至中亚的艺术要素，最后形成了新的西夏文化特点。艺术方面主要是藏传佛教艺术对西夏的影响。

自唐初吐蕃和党项两个民族已经彼此交往、水乳交融，先后建立自己的政权，对西北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吐蕃政权势力的东侵，大量的党项民族成为吐蕃的属民，与吐蕃及其统治下的其他民族杂居相处。基于自身军事实力以及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晚唐五代中原政权在西北进行战略部署的目的，并不是彻底消除吐蕃余势对西北地区的侵扰，更多是应对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社会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只求安定，没有彻底消除吐蕃余势的打算。

吐蕃政权崩溃后，随着党项势力崛起，晚唐政府更无力应对吐蕃，而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经略党项部族方面，这一举措也成为五代宋初中原政权西北战略部署的延续。散居在河陇之地的吐蕃余部与内迁的党项杂居融合，二者在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促进了双方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合，乃至西夏建立后，西夏政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中深深地打上吐蕃的烙印。

1、罗炤：《汉藏合璧〈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

2、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3、吴广成：《西夏书事校正》卷一八，龚世俊等校正，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4、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李西宁点校，齐鲁书社2000年版。

5、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6、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史》，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