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政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末之际，建国后与辽、金、北宋、南宋政权对峙长达一百九十年之久。若从唐僖宗中和元年，拓跋思恭因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镇压黄巢起义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绥节度使”并赐姓为李，建立割据政权算起，则将近350年。

西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同宋、辽既紧密联系，又个性鲜明，为璀璨的中华文化再添光彩。为西北地区的开发、各民族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尤其重要的是加强了西北各民族对中原的向心力，为后来的元代大一统打下了基础，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西夏缘何可以与周边政权长期对峙?

分析各种原因，经济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而在诸多经济因素中，西夏所占据的丰富盐业资源尤为重要。可以说，盐业在维系西夏政权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已有的研究中，都是针对西夏盐池及其地理分布、盐政、盐业贸易展开的，而对西夏食盐在对宋、辽、金的朝贡中所发挥作用却未有涉及。

西夏奋数世之余烈，“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自李继迁始大，据夏、绥、银、宥、静五州，缘境七镇，其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余驿”。经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扩张，极盛时其疆域占地两万余里，大概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陕西北部、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以及内蒙古西部的广大区域。

西北地区由于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地质构造，蕴藏了丰富的盐业资源，开发历史悠久。西夏境内盐池星罗棋布，西夏时期修订的《天盛律令·库局分转派门》所记载的“盐池、口池、文池、萨罗池、红池、贺兰池、特克池、杂金池、大井集苇灰岬池、丑堡池、中由角、西家池、鹿口池、啰皆池、坎奴池、乙姑池等盐池”。

可以肯定，这里所罗列的16处盐池既不是西夏盐池的全部，也不是西夏正在生产的盐池的全部，但无一例外都是西夏时期最为重要的盐池。有的盐池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发利用，历经千年而不衰，有的至今仍在开发。

“诸羌部落树艺殊少，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西夏建国后，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食盐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还将大量余盐用于对外朝贡、贸易牟利。唐宪宗元和五年正月，“度支奏：鄜州、邠州、泾原诸将士请同当地百姓例，食乌、白两地盐”。尤其青白盐，以质优味美价廉而久负盛名，为群众所喜食，也是向宋、辽、金等国进奉的重要贡品。

朝贡，是地方臣服于中央统治者，或者属国臣服于宗主国的表示。据《禹贡疏》中记载，贡赋之物为地方“所生异物”，也就是特产之物。这些礼物称为贡品，多为一方之特产。中华朝贡体系是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朝贡体系，始于公元前3世纪，直到19世纪末期，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普遍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

历代中原王朝无一例外地以“天朝上国”自居，透过册封，辅之儒家思想体系，层层往外推拓，建立起了以中国为主要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唐末党项先民离开饱受战乱和压迫的青藏高原东北地带，向内地更加适宜于农业耕种的黄土高原迁徙，通过与周边民族，尤其是与掌握着高度农业文明的汉民族的接触，潜移默化地为党项社会游牧经济注入了农业经济的成分。

同时也得益于唐政府实施的民族政策，凡请内属之酋长，均厚加抚慰，列地为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加之每次朝贡期间，朝廷本着“怀柔远人”的精神或政治目的，通常都“厚赉之”，给予相当丰厚的回赐。因此，赏赐就是一种变相的经济扶持，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包括党项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五代时期中原政权势力衰弱，对党项的控制不如唐时强硬，使党项有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此时党项社会内部私有制有所发展，但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其社会经济较之唐末又有了很大发展。

他们居住的渭北地区水草丰美，党项羊、马、牛、骆驼数量大增，其向内地政权进贡、贸易的物品以马匹、骆驼、羊、牛等牲畜为主。但可以判断，盐业作为西夏主要的典型的地方特产和手工业产品，必然在贡品之列。后唐庄宗同光以后，党项大族往往利用进贡的机会在内地销售地方特产，同中原进行经济交流。

五代时党项的繁荣富足，得益于银、灵、夏、绥等州优越的自然环境，当然也与党项民族的勤劳智慧密不可分。党项通过朝贡这种特殊的邦交方式，与中原王朝及周边的吐蕃、吐谷浑、室韦、回鹘等民族政权保持了平衡和稳定，为自身经济发展营造了安定的内外环境，为日后建立西夏国争取了有利条件。

有宋一朝，虽无汉唐气魄，但却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上承汉唐，下启明清”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真实写照。无论是从作为“大国”“正朔”的国际形象考虑，还是出于维系现实安全的思考，北宋都保持了体现“中华帝国”地位的朝贡体系。北宋前期因统治者注重朝贡的政治功能和象征意义，导致了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和朝贡贸易的发展。

北宋政府还专设鸿胪寺、礼部主客司、客省、四方馆等机构主管朝贡事务。其中鸿胪寺负责“四夷朝贡、宴劳、给赐、迎送之事”。从职责上可以看出，鸿胪寺相当于清代的理番院和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部。依各族君长的等级地位、贡品多寡，皇帝召见的时间、规格都有所差异。北宋政府一味地薄来厚往、怀德远人，以至于时人有“先王柔远之制岂复有加于是哉”的感慨。在厚往薄来的指导思想下，周边政权也就趋之若鹜。

西夏建国后，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民族习惯及对外关系等原因，经济问题一直是西夏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或者说，终西夏一朝，都没有能摆脱经济上依附于人的困境。

“银、夏之北，千里不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依附性决定了西夏在对外关系上也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西夏历史上先后依附于宋、辽和金，四时八节，通过贡献“所生异物”，换取超额的“岁赐之物”，实现经济上的发展和政治上的稳定。

朝贡只是形式上的，利用朝贡的机会进行贸易才是主要目的。正是通过朝贡加贸易，使西夏“公私无乏”“资用饶足”，在面对强宋时，表现出了“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的自信与傲慢。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犹念孤童幼弱，部族携贰，若非本朝赐之策命，假以宠灵，则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金钱币帛，相属于道。边人父老，观者太息，以为仁义之厚，古所未有。”

贡使一到，便获利无算，不难看出，西夏对宋朝贡是假，通过朝贡获取发展的经济支持才是真实目的。

当时西夏“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乃移书刘昌祚曰：‘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若乃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为外邦之羞。’”正是看准了宋政府好大喜功的特点，西夏对宋频频发难。

“国主自见伐之后，夙夜思念，为自祖宗之世，事中国之礼无或亏，贡聘不敢怠，而边吏幸功，上聪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机，发不旋踵，朝廷岂不恤哉。”元丰五年宋神宗发五路大军征讨西夏时，西夏又连忙上书求和，承诺贡聘不废，“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西夏与宋的关系虽不同于辽、金，受宋的册封并频繁遣使朝贡，正如司马光所说：

“谅祚所以依旧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

在夏夷关系紧张、长期对峙的十二、十三世纪，宋朝国力一直“积弱”的现实情况下，北宋统治者置朝贡的经济利益于不顾，却只看重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

“继捧立，以太平兴国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来，未尝亲觐者，继捧至，太宗甚嘉之，赐白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祖母独孤氏亦献玉盘一、金盘三，皆厚赉之。”

长期地对朝贡国国王封官授爵，对贡物“估价酬值”，还回赐国王、王室成员及贡使以大量的、价值远超贡物的贵重物品。西夏“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了人民生活的苦难。

在西夏政权延续的近190年间，其前期与北宋和辽并立，金灭辽后，西夏又与南宋和金鼎足而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后三国时代”。三国之中，西夏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国小势单，又与强国为邻，夹缝中求生存实属不易。

西夏建国后，夏宋之间战争频繁，结果是西夏一方多处优势，因此北宋从未真正征服过西夏。但西夏却故作诚惶诚恐状，主动称臣，频频地“奉献方物”，在官方和民间贸易之外，四时八节，西夏都派出使臣，在朝贡的名义之下，贡献青白盐等“所生异物”，获得高额回赐的同时，又可沿途贩卖贡使所带物品。

从而使西夏境内丰富的盐业资源转化为经济实力，解决了群众的生计，增加了财政收入，提高了党项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为西夏政权的建立、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因此，抛开政治和军事考量，单从经济收益上讲，夏宋间的朝贡关系，本质上不是西夏向北宋朝贡，而是北宋一直在向西夏朝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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