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一军团长征到达陕北旬邑县，为了团结抗战，我党希望当地一位名叫萧芝葆的前清翰林学士，能够出任边区参议员。结果几次派人邀请，都被萧芝葆果断拒绝，说共产党好是好，但都是当兵打仗的，没文化，谈不来。

毛主席听说此事之后，立刻让舒同以中央的名义，给萧芝葆写一封信，宣传我党统一抗日战线的主张。萧芝葆收到信之后，连声赞叹：

“这封信不仅字写得漂亮，文笔也比我好，看来共产党还是有人才的。”

1905年，舒同出生在江西抚州一户普通的农民世家，全家人靠着租种几亩薄田勉强糊口。后来舒同的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法下田劳动，无奈之下，用平时省吃俭用的钱租了三家瓦房，开了一家饭馆，由善于做饭的母亲独自打理。

当时舒同的父亲经常咒骂社会的不公，并说无论如何都要让儿子念书，替自己好好出口气。就这样在舒同5岁的时候，父亲借钱将他送到了私塾。

舒同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因此读起书来特别努力。私塾的梁翘先生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前清秀才，他发现舒同描红比其他同学更加认真，便将他收为学子，一边学习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一边练习书法。

没想到这奠定了舒同书法成就的基础，让他和书法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图丨晚年舒同

由于没有钱买笔墨纸砚，舒同就将嫩竹做成“笔杆”，黄麻做成“笔尖”，红粉石加水磨成“红墨汁”，野生黄果捣碎加水做成“黄墨汁”，以芭蕉叶为纸练习书法。

有时父亲买来一些草纸，舒同都会视为珍宝。先用清水写一遍，干了之后再用“黄墨汁”写，然后再用“红墨汁”写，直到草纸上写得密密麻麻，不能再练写为止。

靠着这种方式，舒同写字的功夫就大有长进，没过几年就成为四方八镇小有名气的“神童”。逢年过节、婚嫁喜庆，乡亲们都以请他写帖为荣，而舒同也更加刻苦练习，到了十二三岁，对一些名家的书法已经有较深的临写功夫。

邻县县长听说舒同的事情之后，很不以为然，他派人将舒同请到家中写字，名其为父亲祝寿，实则一探虚实。在众多社会名流的注视下，舒同当场写下“杖国延年”四个大字，引来众人赞不绝口，老寿星更是连声赞叹：

“好！好！真是东乡才子啊！”

1919年“五四运动”后，革命的思潮席卷全国。舒同受此影响，也逐渐萌发出民主革命思想，经常和要好的同学一起学习新知识，讨论振兴家乡的文教之策。后来他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受新思潮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图丨舒同旧照

在第三示范成立10周年之际，舒同以犀利的笔锋写下了《中华民国之真面目》，发表在校庆特刊上，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虚伪，呼吁民众铲除封建官僚统治。老师看过这篇文章后非常赞赏，批注：“此生前途未可量也！”

1926年，舒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家乡第一个共产党员，后来东乡县支部成立，舒同被推举为第一任书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舒同收到各种反动势力的打压，不得不离开家乡，到赣东北寻找党组织。

靠着自己深厚的书法功底，舒同一路辗转来到了南京，正当他走投无路之际，一张告示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张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招收录事的公告，既不要学历出身，又不要保证人，只要字写得好就行。舒同考虑这也许是个找到组织的机会，便报考了军校录事。

经过“考试”，舒同顺利进入军校，整日没完没了地抄写各项公文，下班之后就泡在图书馆读书，并多次在军校特刊上发表文章。中原大战开始后，舒同分析江西的革命斗争和红军战争有了新的发展，便找借口离开了军校。

1930年9月，舒同悄悄回到了家乡，顺利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当时红四军奉命转移阵地，政治部主任彭祜问舒同是否愿意留在部队？舒同高兴地说，自己一直在找红军，当然愿意留下。

就这样，舒同转入红军，被分配在红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图丨身着军装的舒同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毛主席为了鼓舞士气，亲自书写了一幅体现作战方针的对联，贴在主席台的两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舒同也参加了这次誓师大会，深深被毛主席的书法所吸引。会后，舒同效仿毛主席的做法，在村庄的墙上写下很多反“围剿”的标语。毛主席无意中看到之后，对舒同的书法大为夸赞，并询问朱德写这些标语的是什么人。

“我对此人略有所知，他是红四军政治部秘书，名叫舒同，是临川师范毕业生。我听叶剑英说过，北伐军攻占抚州之后，舒同为群众集会书写了‘欢迎北伐军群众大会’的横幅，曾引起他的极大兴趣。”朱德向毛主席介绍道。

毛主席听罢点了点头，心中默默记下了舒同这个名字。

1932年漳州战役结束之后，舒同奉命打扫战场，突然被拉到了毛主席面前，毛主席高兴地和他握手，说自己看过他写的字和文章，写得很不错。舒同连忙谦虚地说，和毛主席比还差得远。

“哪里哪里！完后咱们要互相学习和交流哟！咱们就是文友了。”毛主席笑着说道。

图丨舒同（左一）和毛主席

二人边走边谈，忽然毛主席俯身抓起一把焦土，露出深黄色的子弹壳，淡淡地说了一句：“战地黄花呵！”

舒同猛然想起毛主席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原来其中的黄花不是菊花，而是弹壳。舒同会心一笑，想不到毛主席的感情世界如此丰富。他告诉毛主席，自己参加革命后，书法和革命就融为一体了。毛主席笑呵呵地说：

“我几次见过你的书法，写得很好，有功底，有风度，又好看，你是红军书法家嘛！”

在长征期间，舒同的文房四宝从不离身，骑在马上总爱在腿上比比划划，因此他的裤子总是膝盖处先破。行军每到一处，舒同顾不上休息，就到处大写宣传标语，一方面为了抗战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练字。因此毛主席便又送他一个雅号：马背书法家。

除此以外，舒同在休息时总是忙着起草文稿，长征路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大力宣传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发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图丨舒同挥毫

由于战争年代红军队伍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因此在红军想请陕北当地的前清翰林出任参议员，结果被前清翰林嫌弃没文化而拒绝。

舒同的一封信彻底扭转了这位前清翰林的态度，答应帮助红军团结抗战。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高兴地称舒同是“党内一支笔”。

后来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之后，舒同被调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延安抗大开办时，筹办学校的人员想请毛主席题写校名，当时毛主席正忙于撰写《实践论》，便告诉来人：

“不要我一个人写嘛！也让舒同写一些，他的字写得也很好。”

就这样，舒同题写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

图丨舒同书写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

1937年舒同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和总政治部王宗槐科长等人赶赴山西，宣传抗日扩大武装。在群众大会上，舒同上台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王宗槐担心群众听不懂舒同的江西口音，就在一旁做“翻译”，还告诉大家：

“都说八路军是土包子，这是不对的，里头能人多着呢。就说舒同秘书长吧，不光才学渊博，字也写得好，在南方时老财们出钱买他的字还买不到呐！”

台下的青年学生们一听，立刻围上去向舒同求字，舒同当上书写了不少抗日救国的标语，别具一格的字体博得大家的称赞。不少学生拿着舒同书写的标语如获至宝，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仅定襄就有1000多人报名参加八路军。

后来舒同调任总政治部任职，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党内不少的重要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起草的文件语言凝练准确，文采飞扬，深得周恩来、朱德的赏识。有一次毛主席到总政视察工作，谈到我军干部自学成才时兴奋地说道：

“舒同是党内的才子，是党内一支笔，他的东西一半是过去的，一半是自学的。”

图丨毛主席与舒同

后来延安的农贸市场遭到敌人飞机轰炸，党中央很快带领干部群众在废墟上重建了菜市场。舒同奉毛主席的命令，题写了“延安新市场”五个大字，毛主席则撰写了一幅对联：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又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这是舒同一生中唯一和毛主席的一次合作，当时在延安被传为佳话。

1943年，舒同奉命前往山东，协助罗荣桓发展革命抗日根据地。临行前，他前往毛主席的窑洞辞行，毛主席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不久局势开始紧张，先是对日大反攻，接着是三年解放战争。

仅仅1946年一年，毛主席给舒同的电文就有13次，不过他们已经不能谈诗论书了，电文内容全都是关于华东战局的。

1949年上海刚解放之际，中央曾研究制定过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考虑到舒同在解放战争中，曾多次策反国民党多支部队起义，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威望较高，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曾设想由舒同担任“特殊情况下的台湾省委书记”。

不过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因此搁浅。

图丨舒同与聂荣臻等人合影

华东局撤销之后，毛主席点名舒同进京，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或者文化部党组书记，结果却被陈毅中途拉到了济南处理事情，在陈毅等人的要求下，中央决定将舒同留在山东。

但在毛主席的心目中，还是更希望能将舒同放在宣传战线上，充分发挥“党内一支笔”的作用。

1955年，毛主席在视察济南时，重提让舒同赴京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的事情，谭启龙当即表示山东需要舒同留下，打开工作局面，没想到毛主席挥手打断了他们的话：

“舒同当《人民日报》的社长，还可以兼山东的省委书记嘛！在中央工作能通览全局，掌握政策，必要时可以到济南来，指导山东的工作；兼省委书记又便于搞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对办好《人民日报》也有好处。”

毛主席的一番话，让舒同不知该如何应答，好在杨尚昆及时出来打了个圆场，建议此事回京之后再议。

虽然后来舒同没有如毛主席的愿，回京担任《人民日报》社长，但在中央创办《红旗》杂志时，毛主席亲笔在拟定的编委名单上，加上了三位京外工作的第一书记，其中一位就有舒同。

图丨舒同在火车上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青岛开会期间，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试了几种方法均不奏效，心急如焚的舒同和谭启龙商量之后，决定将卫生厅副厅长、老中医刘惠民请来。

刘惠民从小学医，精通医术，用药方面比较大胆，经常用一些一般医生不敢用，而且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表示很担心，不同意毛主席吃。其实刘惠民心里何尝不担心，他一再声明：

“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石澜（舒同的夫人）亲自跟我去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毛主席喝下去。”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坚定地说，自己吃过刘大夫治感冒的药，的确很灵，自己同意刘惠民的要求，万一有问题，由他们夫妻来负责。

最后大家征求毛主席的意见，虽然毛主席还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石澜承担起为毛主席抓药、煎药和喂药的重要任务，仅仅三天的时间，毛主席的感冒就完全痊愈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很多。

图丨舒同与妻子石澜

1959年，毛主席六下济南，他不住在宾馆，而是选择和舒同住在同一幢房子中，除了谈工作，二人就是谈书法、谈诗词。一次，舒同和毛主席坐船在大明湖荡游时，请毛主席评论一下古人的书法作品。毛主席笑着说：

“我收存了600多种拓本和石刻影印件，看过400余种碑帖。我特别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帖及怀素的草书帖。对于乾隆的字，虽则到处都有，但有筋无骨，我不喜欢。”

毛主席的一番话，让舒同豁然开朗，为之后舒体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61年，舒同在千佛山疗养，两个月书写了1000多张宣纸，对自己的书法作品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后来舒同在千佛山的消息不胫而走，短短数月就有不少人找上门来求字，弄得他应接不暇。

一天早上，舒同正准备为人写字时，发现砚台不见了，旁边的人急忙高喊谁拿了舒同的砚台，只见一位小伙子举着砚台说在他那里。原来这个小伙子为了让舒同能多写一些，为舒同磨了一晚上的墨。

受到这位小伙子的启发，求字的人争着抢着为舒同磨墨，以求墨宝，而舒同也大为感动，尽可能地满足大家的要求。

图丨舒同挥毫

那一段时间，千佛山附近的宣纸被抢购一空，人们只好到外地购买宣纸。而舒同的心灵也得到了安慰，书法技艺也日趋成熟。

“千佛抢砚”后来被书法界传为佳话，舒同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是被人们所推崇。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在京成绩，时年76岁的舒同被推举为第一届书协主席，从此，别具一格的“舒体”广泛出现在全国额滴，不少报纸、刊物都由他题写报头刊名。

但舒同一生清廉，淡泊明志，除了革命时期从事地下斗争时，出售过自己的作品外，一生不曾卖字。后来中央领导曾颂扬他是“长征过来人，书坛谱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