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国庆节前，已经退休在家的孔宪权，突然接到上级通知，称北京来人点名要见他，让他做好准备。第二天中午，孔宪权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遵义宾馆西楼，一见到来人，孔宪权立刻激动起来：

“老军团长夫人来了，怎么就不直接向我说明呢？真是不容易啊！”

原来要见孔宪权的人，是时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她对孔宪权说：“老彭在世时多次交代，以后有事可以去找哪些人，其中多次提到你，并介绍如果不是负伤，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将才。”

孔宪权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老首长仍然记得自己。当听说浦安修一行人是专程来到遵义，了解彭德怀长征时期工作和战斗情景时，孔宪权详尽地介绍起了自己当年在彭老总身边工作的情景……

孔宪权原名孔权，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很早就加入了当地的农民武装。当时他看到彭德怀的兵个个吃得肚皮鼓鼓，毅然决然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中。

为了找口饭吃，成了孔宪权参加红军的初衷。

参加红军不久，孔宪权就参加了他一生中引以为傲的战斗，龙岗之战。这一仗，国民党精锐部队十八师落败，师长张辉瓒被红军活捉，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大胜利。

图丨孔宪权老人旧照

后来孔宪权在红军中的职务不断提升，后来还当过彭德怀的传令排长，长征中还担任侦察参谋和作战参谋。职务的提升带来了思想认识上的提升，孔宪权逐渐懂得了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是要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

但可惜孔宪权上学不多，因此曾经惹出了不小的麻烦。在苏区的一次战斗中，传令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将命令传到了孔宪权手中。当时命令上只有一个“撤”字，但孔宪权不认识，便想当然地认为，团长是让部队死守阵地。

杀红了眼的孔宪权，带着战士们继续和敌人搏斗，结果战斗结束之后，整个连队只剩下孔宪权和两名战士。孔宪权因此被革去了连长职务，下放到班里从普通士兵继续干起。

彭德怀对待战士很和蔼，但对于干部，尤其是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要求却十分严格，平时总是挂着一张没有笑容的脸。

在担任彭德怀传令排长期间，有一次彭德怀命令孔宪权，下午三点传令一支部队出征。午饭时候，喜欢喝酒的孔宪权喝了一点酒，喝完了就闷头大睡，结果一觉醒来的时候，早已经过了三点。

彭德怀左等右等不见队伍有动静，立刻将孔宪权叫了过去，才知道他因为喝醉酒贻误了战机。孔宪权被彭德怀骂得狗血淋头，当即撤了他的传令排长。

图丨长征中的彭德怀

红军渡过湘江，进入贵州之后，孔宪权身上的任务更重了。当时红军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地图，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靠人工来摸索前进的路线。每天孔宪权都远远走在队伍最前面，侦察地形，了解敌军部署，估量队伍翻山过河的艰难程度。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孔宪权大部分时间都穿着便装，并效仿贵州人一般，用背篓背东西。由于口音不同，孔宪权尽量不开口说话，以免“露了馅”。

就这样，孔宪权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部队进军贵州探明了通道。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抵达云南扎西进行整编。为了摆脱十多万川军的围追堵截，毛主席和中央毅然决定回师贵州，二渡赤水河，先夺取娄山关，再占遵义城。

当时孔宪权在红三军团四师担任侦察参谋，扎西改编之后，师建制被取消，孔宪权下到十二团担任作战参谋。

2月11日，孔宪权随团从扎西出发，二渡赤水击败黔军欧阳文部，接着向桐梓县城北面的楚米铺进军。这一带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只有一条老百姓背盐的羊肠小道可以通过。

部队沿着陡峭的石板路向上攀登，一边是挂着冰柱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一不小心就有掉下悬崖的危险。战士们顾不上路滑难行，日夜兼程赶路，经过近半个月的跋涉，终于抵达了楚米铺。

图丨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要图

这时部队接到彭德怀的命令，说红十三团已经在娄山关和王家烈的“双枪兵”打起来了，并且已经打下了娄山关口。彭德怀命令十二团连夜赶到娄山关口，替下苦战了一天一夜的十三团一营，配合部队打下王家烈部据守的娄山关南坡。

接到命令之后，团长、政委立刻召开军事会议，点着马灯仔细研究彭德怀的作战部署，对于夺取娄山关，围歼王家烈部，大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战士们听说红十三团在娄山关立了头功，十多天的疲劳立刻消失殆尽，纷纷开始检查装备武器，恨不得立刻就赶到娄山关，和敌人较量一番。

深夜十二点，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划破了夜空，十二团分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向娄山关飞奔而去。

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红军战士终于在拂晓前赶到了娄山关下。团长谢嵩向全团战士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号召大家坚决打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话音未落，战士们高喊起了响彻云霄的口号。

“砰砰砰”几声枪响之后，传令员报告说敌人已经向娄山关上反扑，半山腰的哨所已经丢失了。听说关上告急，谢嵩立刻命令各营沿着公路向上攀登。

图丨娄山关

登上娄山关之后，谢嵩才发现关上地形狭窄，人太多施展不开，经过和政委钟赤兵研究决定：一营接替红十三团把守关口，二营在关上山垭里伺机而动，三营留在半山腰作为预备队。

天大亮后，过足了烟瘾的“双枪兵”，仗着人多弹药多，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叫嚷着向关上冲去。红军居高临下，易守不易攻，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反扑。

为了彻底将“双枪兵”赶出娄山关南坡，孔宪权亲自带领突击队，冲下山摧毁敌人设置的障碍，为大部队突破扫清道路。

在机枪的掩护和公路两旁石头的依托下，孔宪权带领突击队员跳跃式前进，一连突破了十多道障碍，将敌人赶到了娄山关下的黑神庙。就在突击队冲到黑神庙不远的地方时，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只剩下三四十人。

图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

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又经过了一整天的战斗，战士们又累又渴，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忍饥挨饿，坚持战斗，只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把敌人赶出娄山关！

这时敌人的援军赶到，见孔宪权带领的突击队人数不多，立刻发起了猛烈的反扑。冲在前面的百十余人，犹如恶狼一般嚎叫着冲了上来，突击队只好利用敌人挖好的战壕进行抵抗。

当时突击队剩下的子弹不多，每一枪即便不击毙敌人，也要将其打伤。孔宪权命令将敌人放到二三十公尺再射击，一连打倒了十多个敌人。后面的敌人冲上来之后，战士们投出手榴弹，战死炸伤的不少敌人。

由于王家烈部没有手榴弹，一见手榴弹爆炸，敌兵吓得四散而逃。趁着敌人混乱之机，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红军战士冲入敌群一阵乱砍，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仗着人多装备足，敌人不等突击队喘息，组织了第二次进攻。眼看着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孔宪权再也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起身用手枪射击敌人。

图丨王家烈旧照

突然，孔宪权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右倾斜，一下子摔倒在地，通讯员见他右腿鲜血直冒，赶忙冲过来要给他包扎。这时敌人又喊叫着冲了上来，孔宪权赶忙命令通讯员向敌人射击，不要管他。自己则忍痛翻滚到了路边的水沟中。

趴在水沟里，孔宪权又用手枪撂倒了几个敌人后，他发现自己只剩下三发子弹。在这危急关头，钟赤兵带着队伍赶来了，一面命令战士们阻击敌人，一面安排担架队将孔宪权抬下去包扎。

当担架队将孔宪权抬到娄山关北面的战地卫生所，经过检查才发现他的右腿胯骨被打碎了，剧烈的疼痛让孔宪权浑身打颤，豆大的汗珠从头上直往外冒。卫生员见孔宪权疼得厉害，给他倒了一杯吗啡水，作为麻醉止痛。

刚给孔宪权包扎好，钟赤兵就被担架队抬了回来。见他受伤比较严重，孔宪权关切地询问怎么样，没想到钟赤兵反而安慰他说：

“不要紧，部队已经把敌人赶出黑神庙了，正在追击敌人。”

听说敌人被赶出了娄山关，孔宪权心中说不出得高兴，身上的伤痛也减轻了几分。

图丨建国后孔宪权等老红军在娄山关留影

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娄山关战斗大获全胜，残敌逃回了遵义城。随后红三军团顺利拿下遵义，实现了中央的作战部署。钟赤兵和孔宪权也被抬到了总部医院，医生从孔宪权的身体中，取出了几块被打碎的骨头。

当时孔宪权虽然只是营级军官，按照规定应该被就地安置。但由于他在部队中的名气很大，部队给予他特殊照顾，用担架抬着他又随军走了两个多星期。在部队抵达毕节，准备南渡乌江时，按照上级指示，孔宪权需要被安置在当地养伤。

就这样，孔宪权被留在当地财主宋少前家，但继续让他享受团级以上伤病员的待遇，为他留下了300多块银元，所需药品的单子，以及一位医生和一位通讯员。

在离开前，一位红军战士还拿着照相机，正面侧面拍下了宋少前家的房子，交代他要保护好孔宪权的安全，如果出了差错将拿他是问。

图丨红军在毕节与苗族同胞合影

其实那架照相机并不是真的，为了保证孔宪权的安全，红军略施小计，土财主也信以为真，不敢怠慢。其实宋少前对红军本身就有好感，红军到达毕节之后，他主动拿出粮食，还积极为红军治疗伤员。

孔宪权在床上躺了整整20个月，才勉强能拄着棍子一点点挪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合作，贵州省长呼吁隐藏的红军战士出来，并保证赦免他们。孔宪权的医生和通讯员早已不知去向，正当他也准备离开去找部队时，被宋少前拦了下来：

“三四年后假如红军回来了，你不在这里，怎么来证明我保护你不受伤害呢？”

孔宪权只好打消了去找部队的念头。伤愈之后，左腿短了10厘米的孔宪权流落乡间，为了生活，他跛着腿做起了泥瓦匠。

后来孔宪权辗转来到遵义县，很快和大家混得很熟，大家都知道做泥瓦工的“孔跛子”是长征时期留下的红军，为此还闹出了笑话。

在红军离开遵义之后，出于对红军的热爱，老百姓经常去红军坟前祭拜，结果闹出了一个“红军菩萨”。百姓们生病了没钱治，就跑到红军坟前弄一点香灰，用水吞服以达到治病的目的。

图丨遵义红军坟

自从知道孔宪权是真红军之后，老百姓就将其视为活着的“红军菩萨”，将他穿过的草鞋要去，烧成灰给生病的人用水吞服。后来孔宪权没有了草鞋，老百姓们就来讨要他穿过的布鞋，布鞋拿光了，就来要他穿过的衣服。

凡是孔宪权用过的东西，乡民们都认为可以治病。

新中国成立之后，孔宪权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杨勇和苏振华的名字，赶紧给自己的两位老首长写了一封信。在回信中，杨、苏二人惊喜地说：“没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

后来孔宪权又给黄克诚写信，表示自己虽然身体残废，但还是能够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黄克诚将他的来信转给有关部门，并出具了书面证明，为他恢复了党籍。经过考察，孔宪权被任命为第七区副区长。

当遵义地委开着当地唯一一辆美式吉普车，停在孔宪权家门前，并宣布对他的任命之后，从未见过如此大场面的乡民们大吃一惊。老泥瓦匠腰身一变成了区长，孔宪权在乡民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图丨杨勇与苏振华

1951年，遵义地委专门开会研究，成立了“遵义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并抽调孔宪权担任筹委会秘书，具体负责纪念馆建馆的筹备工作。由于没有样板可以模仿，孔宪权先组织了对会址的修缮清理，然后派人征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文物资料。

1955年，上级部门任命孔宪权兼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并正式成立筹备处。会址一边供有关领导审查，一边有组织接待学生参观。为了进一步充实陈列展出的资料，筹备处连续三年，派人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路线，完成了近50个县市的征集采访工作。

耗费了10个半月的时间，筹备处掌握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征集1286件文物。在纪念馆正式开放之后，邓小平曾亲自到访参观，看到纪念馆取得的显著成绩，高兴地对他说：

“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

1958年，孔宪权来到北京，先后在朱德、彭德怀、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家中作客，前后在京逗留了一个多月。后来经过孔宪权的争取，毛主席为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成为解放后毛主席为革命纪念旧址唯一的题词。

图丨孔宪权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前留影

在纪念馆工作期间，孔宪权虽然行动不便，但一直坚持带领着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各种大小事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每年孔宪权家杀猪，他都要拿出一半来，拿到纪念馆和同事们一起分享。

1988年，在孔宪权去世前一个月，身患喉癌的他连吞水都十分困难。但当他得知一位日本记者请求采访一些红军长征的情况时，孔宪权欣然接受。在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孔宪权虽然说话时断时续，十分困难，但还是坚持完成了这次采访。

在孔宪权病逝后，胡耀邦亲自发来唁电，对孔宪权的逝世表示哀悼。同时全国七大军区也发来唁电，对这位老红军表达了沉痛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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