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陈桥兵变早有预谋，并非被迫黄袍加身。
赵匡胤在周世宗柴荣时就已担任殿前都点检，掌握了后周的禁军大权，这为他发动兵变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基础，也使他有能力策划并实施兵变。 周恭帝柴宗训继位后，主少国疑，当时朝中内外有推举拥戴赵匡胤称帝的言论，这种舆论氛围的形成或许并非偶然，极有可能是赵匡胤及其支持者有意为之，为其称帝制造声势。 赵匡胤受命北伐时，将家属预先安置在寺庙，这种举动与正常的出征安排不符，更像是对即将发生的重大变故有所准备，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对兵变的预谋。
兵变过程中，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以及谋士赵普等亲信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将士中鼓动策划，推动了兵变的发生，表明赵匡胤对此次事件早有谋划，与亲信们提前进行了布局。 当将士们要拥立赵匡胤为帝时，黄袍竟能立刻出现，在当时私自制作藏匿黄袍是死罪，由此可见，黄袍应是事先就准备好的，这无疑是赵匡胤预谋兵变的重要证据。
所谓的契丹联合北汉入侵的边境警报，在赵匡胤兵变后便无下文，且《辽史》中也并无相应记载，这是为发动兵变而编造的借口。
赵匡胤陈桥兵变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自身实力与威望。赵匡胤长期担任后周殿前都点检，掌握禁军，在军队中拥有深厚根基，有军事才能，跟随周世宗征战屡立战功，在将士中威望极高，能够一呼百应。 以赵匡胤为核心形成了强大的势力集团，其弟赵匡义、谋士赵普以及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都是其坚定支持者。 二是政治环境与机遇。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皇位传承的宽泛性和灵活性增加，臣子不再忠于一家一姓，这种社会共识为陈桥兵变的发生提供了环境。 周世宗柴荣驾崩后，年仅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继位，主少国疑，符太后临朝听政，政治上缺乏主见和有力的领导核心，难以应对复杂局势，让赵匡胤有可乘之机。 三是精心策划与准备。 赵匡胤对兵变早有预谋，受命北伐时预先安置家属，还编造契丹联合北汉入侵的边境警报，为出兵制造借口，且事先准备好黄袍等。 赵匡胤治兵从严，要求兵变入城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赢得了民心，也得到了原后周大小官吏的支持，减少了内部阻力。 四是兵变方式与策略。赵匡胤兵不血刃发动兵变，没有战争和杀戮，厚待前朝诸臣与周恭帝、符太后，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和混乱，这种温和的政变方式被各方接受。 赵匡胤在带着人马进入汴梁前，就已提前安排，铲除了城里的反抗势力，并派军驻扎在可能反抗的外藩节度使附近，防止其起兵，从而顺利登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