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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到底去不去？”
1976年10月6日下午，姚文元手拿中央发布的紧急通知，面无表情的询问一旁的郭秘书。
郭秘书解释道，这是今晚8点在怀仁堂二楼的政治局常委会，不好不去，更何况现在不是常委，不代表以后不是。
姚心情大好，他是一路疾驰赶到怀仁堂，然而等待他的却是20年的铁窗生涯。
时光如梭、姚文元出狱后，曾向组织提出2个要求，其中一个被一口回绝，那么他提的什么要求，出狱后的姚文元又会如何面对新生活？
姚文元
1996年1月，姚文元环顾了一下自己呆了十多年的牢房，默默叹了口气，脱下身上的囚服，换上早就被家人送来的中山装，跟随狱警走到了那扇沉重大铁门前。
“吱呀”一声，铁门缓缓开启，新鲜自由的空气扑面而来，今天是姚文元刑满出狱的日子，门外的姚家人早已等候多时，双方久别重逢、相拥而泣。
姚文元戴上家人专门拿的帽子，遮住半边脸面，一路马不停蹄来到北京火车站。
曾几何时，出行前必定前呼后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刻胆战心惊、唯恐自己被人认出。
姚文元猫腰钻入小汽车后，望着窗外掠过的一座座高楼大厦，人们脸上洋溢得自信与轻松，这日新月异的景象让他是愕然又惊讶。
姚文元又看了看身边的家人，穿戴朴素、精神都略显疲惫，姚文元知道，自己的锒铛入狱，给家人带来很大影响，住所从原先上海市委机关宿舍楼变成一栋普通弄堂小巷。
姚妻金英也被调入一个很不起眼的单位，长期病假居家。
姚文元回到上海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不再公开场合露面，也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纵然如此、姚文元回来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面对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姚文元心里很是恐慌，特别是他的子女亦承受很大的压力。
有一次当地举办联欢会，即便居委会干部再三强调，姚文元的女儿与父亲“不同”，但群众听说有姚女儿参加还是纷纷退出。
后来在上级领导的安排下，他们一家人秘密搬到浙江湖州居住，湖州安稳静谧的日子让姚文元很是满意。
湖州
他年轻时就是有名的“笔杆子”，作为历经特殊时代的大人物，姚文元萌生了一个想法，写自己亲历的事件，于是他便向组织提出了第一个请求：“写回忆录”。
上级组织收到姚文元的请求后，很是重视，经过反复慎重讨论，表示同意，但回忆录写完后必须交由中央先行审核。
姚文元得到答复后欣喜若狂，他将自己每天关在屋里，笔耕不辍日夜连轴转，开始撰写自己从1956年到1976年期间的风雨人生。
嗅觉敏锐的媒体立即捕捉到这个消息，如此是滚油锅里撒了盐，炸开了。
先后有近20家出版社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香港也有数家出版社开出高价，他们彼此竞争要以500万买下所有版权。
然而姚文元却很是低调，他在完成42万字回忆录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上交。
姚文元
相关组织部门对回忆录按照规定进行审核后，发现有些地方缺乏实际证据依托，并且事件经历当事人大多已去世，文中内容是否符合历史真相确属无法考证。
因此综合多种因素考量下，未批准姚文元回忆录出版。
但是上级考虑到，姚文元或因生活困难问题需要帮扶，不但将他每个月的养老费提高至4000元，还专门配备了一名警卫员对其贴身照顾。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我国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也不过五六百块，4000元的待遇标准无疑是党中央对姚文元极大的照顾了。
更何况姚文元比起和他一同入狱的人来说，着实是幸福太多，因为他不仅能活着出狱，更能获得家人儿女谅解、陪伴，安享晚年。
这除了我党中央人文政策关怀外，也是因为姚文元是个聪明人，他早早就想明白了自己的错误。
而这一切，还得从那年他去怀仁堂说起。
当年，误以为自己马上要飞黄腾达的姚文元，是急匆匆离开家门，连帽子都忘了带，等妻子金英拿着帽子小跑追出来时，小轿车早已疾驰而去。
姚文元赶到怀仁堂后，便被宣读了“隔离审查”的命令，接着他待在中南海接受后续程序。
直到1977年4月时，姚文元才被送至秦城监狱。
但是在隔离审查期间，姚文元的表现与他得志时的疯狂，可谓是天差地别，他简直是“乖巧”得出奇。
姚文元不但十分配合全部的审讯工作，每天是能吃能喝，不是看书就是在锻炼身体，有时还得加顿宵夜。
不过姚文元虽然有较好的认错态度，但这也不妨碍他在1981年1月25日的公审里，展现出骨子里狡黠的一面。
公审开始前，姚文元特意在胸前别了一根“自来水笔”，这便是他独有的“笔杆子”形象。
面对法官的步步询问，极擅长玩文字游戏的姚文元，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说他起到“只画圈再送审查”的作用，问到属于工作上的问题是，他总能将责任推得是一干二净。
然而不论他是如何诡辩，皆不能篡改历史事实，公审最后，姚文元也只能低下高昂的头，毫无底气得呢喃到：“这一点要负责。”
姚文元入狱后更是表现得非常积极，他从不在牢房里大吵大闹，也不会一言不发不配合改造，每天认认真真写报告、谈悔悟，可以说姚文元是竭力在同那些人划清界限。
值得一提的是，姚文元在狱中读报，每每看到国家大事，都会写出一份心得建议，希望通过监狱方面向上进行传达。
有一回姚文元见到报纸上说人民生活富足，大米白面不再是奢侈品可以尽情享用时，他居然是一脸紧张，捶胸顿足哀叹不已道：“这怎么行，大家按照这样的速度吃精细米面，过几年国家就没粮食了，得有个限制，必须凭票限领。”
自言自语了一番后的姚文员又找到狱警说：“请你告诉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不能敞开肚皮吃，粮食要有计划。”
满是诧异的狱警仿佛看古人般说道：“现在早已今非昔比，粮食生产开始机械化，老百姓的日子比你在外面时，好过多了。”
听了这话，姚文元亦是恍惚不已，颇有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之感。
姚文元
当然姚文元在监狱的日子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他还是遇见了一件棘手事情——家庭财产纠纷。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曾是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个月有一百元工资，日积月累下来也是一笔不小存款。
姚篷子过世后，他的妻子周修文尚在人世，一家人因为这笔钱闹起了严重纠纷，最后叫嚷到在监狱服刑的姚文元出面表态方得已平息。
姚文元心思活络，他给妻子金英写信，表明自己对父亲遗产没有想法，也未对母亲尽过赡养义务。
如果姚篷子遗产中有属于他的部分，则全交给妻子金英管理，总而言之，是劝解妻子在遗产这事上对母亲做出让步。
后来上海司法部门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把姚篷子的遗产交给了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这是身在囹圄中的姚文元意料之外的惊喜。
也正是靠着这笔钱，姚文元出狱后，他们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
姚文元出狱后的日子，确定可以算是比较圆满了，而他的第一个请求，所写的回忆录虽然未能审核成功。
但在2002年，他又向有关部门提出，打算就其所亲身参与、见到的历史事件能以回顾、纯叙事的方式写下来，上级领导经过斟酌后同意了，并且专门为姚文元配备了资料审核员，辅助他工作。
8个月后，姚文元就写出了5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因此也可以说姚文元的第一个请求完成了半个。
或许是见到自己的申请有了结果，姚文元是十分激动兴奋，他的心里又腾起另一个隐藏许久的愿望。
曾经的姚文元
这天姚文元万分郑重、字字斟酌写了一封重新入党申请书，这便是他的第二个请求，哪知申请书报上去没多久却被一口回绝，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
这也难怪，即便姚文元过去对新中国、对党有所贡献，但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他是频频卷入一系列事件。
特别是他在1965年11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宏文，更是揭开了“那场运动的序幕”。
之后姚文元是因为“笔杆子”而一步步受到重用，一路受到提携，妄图升官发财，享受荣华富贵的欲念让姚文元是越陷越深，越来越疯狂。
出狱后的他想要重新回归组织，重新入党，是想为过去的所作所为赎罪，亦或是为心灵寻找归属。
第二个请求被拒绝后，姚文元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每天晚上都会对着家里的毛主席相，低头喃喃自语，似是在忏悔。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病去世，他的死唤醒了许多国人对那段特殊年代的记忆。
后人记住历史，是为了防止同样的悲剧上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参考资料：
光明网 《姚文元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