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南京国民政府深陷重重危机。一方面，解放军势如破竹，步步紧逼；另一方面，经济形势严峻，军费连年攀升，物资极度匮乏。

在这个动荡的背景下，上海这座曾经繁华的摩登之都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948年的夏天，看似热闹的十里洋场背后，危机四伏。从 1937年到1949年，上海物价疯涨，上涨幅度高达3728 倍，经济状况已然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扭转经济颓势，蒋经国被委以重任，派往上海主持这场经济改革。他以三十八岁的年纪，满怀壮志地开启了 “上海打虎” 行动，发出 “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的豪言。

蒋经国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务队，队伍规模达一万多人。在动员大会上，他激情澎湃地鼓舞队员们，面对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和官僚，我们需要展现出武松打虎的勇气。他强调，如果不打倒投机家、不赶走冒险家、不消灭暴发户，上海人民就永远无法安宁。同时，他还警告说，任何为资本家辩护的行为，都是与资本家同流合污的表现。

蒋经国为了赢得民众对其反通货膨胀行动的支持，组织了一场游行活动。在游行现场，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一位被装扮成奸商的人站在一口棺材上慷慨陈词。这口棺材前方悬挂着一幅醒目的宣传画，而画的两侧则张贴着震撼人心的标语：“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的头。”

上海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手中高举着写有“打倒奸商”口号的旗帜，以此表达他们对不法商贩行为的强烈反对与抗议。

根据市民提供的举报信息，上海市的经济警察队伍迅速行动，进入相关商家进行突击检查，以核实是否存在违法囤积商品的情况。

在上海市警察局内部，警员们正聚集一堂，共同商讨制定有效措施，以严厉打击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恶劣行为。

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就如何应对非法囤积行为的问题，向市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发表了重要讲话。

1948年，一群以炒卖外汇为手段牟取不当利益的小商贩，俗称“黄牛党”，正身处警察所接受调查审讯。在审问桌上，摆放着警方从他们手中缴获的大量货币。

1948年间，上海商界知名人士、坐拥百万财富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因涉及非法购买黄金外汇及参与黑市投机活动，不幸落入法网。同年9月24日，王春哲在上海遭到了警方的处决。这一悲痛的消息传至其奢华宅邸，家中上下顿时沉浸在一片哀伤之中，家人失声痛哭，哀号声不绝于耳。

1948年8月，上海各大银行内人头攒动，民众纷纷涌入兑换金圆券，这一情景发生在蒋经国采取严厉措施的背景下。彼时，上海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将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悉数兑换为金圆券。

据统计，上海地区共完成了114万两黄金、3452万美元、1100万港元以及96万两白银的兑换工作，这些兑换总额相当于2亿美元，占据了全国兑换总量的64%之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部分显赫家族和富户也参与了兑换，但蒋经国最终收集到的大部分金银外汇实则源自上海广大的普通民众。上海金圆券改革成效虽好，却给民众带来很大麻烦，小商贩赔本，物资短缺，民众抗议

1948年盛夏时节，蒋经国采取行动，拘捕了在上海滩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杜月笙的三子、同时也是中汇银行掌舵人的杜维屏。这张老照片定格了杜维屏与三位共犯一同站在法庭公开审判台前的瞬间。杜维屏被捕的原因是涉嫌“囤积物资并操纵股市”，具体指控为在证券交易场所外部非法抛售了永安纱厂的2800股股票，最终他因此行为被判入狱八个月。

这一举动惹恼了杜月笙，他要求蒋经国一视同仁，查处扬子公司。而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孔令侃，是宋美龄的外甥、蒋经国的表弟。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后，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将蒋经国和孔令侃约到孔宅面谈，两人大吵一场，不欢而散。最后，蒋介石被宋美龄紧急召回上海处理家事，孔令侃离开上海，交给政府 600 万美元，扬子公司案成为蒋经国 “打虎” 行动的一大败笔。

1948年10月，迫于现实，国民政府不得不自食其言，放弃金圆券改革中的限价规定，宣布涨价。11月初，政府又重新允许市民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明确将汇兑比例从收兑时的金圆券4元比1美元改为20元比1美元，“打虎”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