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年来，为什么一直＂重农抑商＂？汉朝就是最好的例子
公元前206年，秦朝覆灭后的中原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刘邦建立汉朝后，面对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他选择了一条与秦朝截然不同的治国之路。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指导下，汉朝开创了一系列＂重农抑商＂的政策，从减免赋税到劝农诏书，从复员安置到技术革新，短短数十年间就让这片古老的土地重现生机。然而，这种经济政策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土壤之中。那么，为什么中国历代王朝，尤其是强盛的汉朝，会始终坚持＂重农抑商＂的国策？这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必然性？
封建制度下的治国良方
自周朝确立＂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以来，农业就被视为立国之本。这种阶级划分不仅仅是简单的职业区分，更是封建统治者基于自然经济特点而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
在周朝之前，中原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决定了土地的重要性，也奠定了后世两千多年＂重农＂思想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说逐渐兴起，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开始影响统治阶层。这种思想到了秦末汉初，与儒家、法家的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更具包容性和实用性的黄老之学。
秦朝虽然重视农业发展，但其严苛的统治方式反而阻碍了农业的进步。秦朝的灭亡给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光有重农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汉朝建立之初，刘邦深知农业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他吸取秦朝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政策。
黄老思想在汉初的实践中展现出独特的价值。这种思想主张因势利导，既不过分干预，也不放任自流，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政策。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朝的统治者开始关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土地分配到技术改良，从减轻赋税到鼓励耕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农业发展体系。
这种＂重农＂政策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相得益彰。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下，农业生产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社会的基本需求。
与此同时，这种经济政策也符合统治者的利益。稳定的农业生产意味着稳定的税收来源，也意味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汉朝的这种政策选择，不仅影响了整个汉代，更为后世历代王朝提供了治国的范本。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取向，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
农耕立国 休养生息显成效
刘邦建立汉朝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置数量庞大的复员士兵。这些征战四方的将士们，大多来自农家，具备务农的基本技能。
汉高祖下令大规模裁军，让士兵们回归田间。为了保障这些功臣的生活，朝廷实施＂以有功劳行田宅＂的政策，不仅分配土地和房屋，还免除了他们数年的徭役。
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立竿见影。大量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一线，荒芜的田地重新焕发生机。
刘邦还颁布了＂复故爵田宅令＂，让那些在战乱中失去土地的百姓重获耕地。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无地农民的生计问题，还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为了进一步鼓励农业生产，汉朝推出了＂举孝弟力田者复其身＂的政策。那些品行端正、勤勉耕作的农民可以免除赋税和劳役，这些模范农民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
人口政策方面，汉朝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受吴越国经验的启发，朝廷规定凡家中有新生儿的，可免除两年徭役。
这项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百姓生育的积极性。短短几十年间，汉朝的人口快速增长，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在赋税方面，汉朝的改革更是力度空前。从汉惠帝时期的＂十五税一＂，到汉文帝的＂除田之租税＂，再到汉景帝的＂除田半租＂，税率一降再降。
随着赋税负担的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文景时期，皇帝亲自参与春耕，树立表率。就连后宫妃嫔也要养蚕织布，以身作则。
朝廷还多次颁布劝农诏书，从文景时期到汉景帝后元三年，总共发布了八次劝农诏。这些诏书不仅宣扬农业的重要性，还详细指导农时农事。
在农业技术方面，汉朝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汉武帝时期推广的代田法，以及新发明的耧车耧犁，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汉朝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到西汉末年，全国耕地面积已超过八百万顷，是战国末期的两倍多。
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汉朝＂重农＂政策的成功。农业的繁荣不仅为国家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供应，还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这种休养生息的治国方针，与秦朝的苛政形成鲜明对比。它证明了＂无为而治＂的施政理念在实践中的可行性，也为后世历代王朝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抑商重税 富商钱财归国有
随着农业的稳步发展，汉朝的商业活动也日渐活跃。面对日益壮大的商人阶层，汉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商业发展的政策。
汉武帝时期，朝廷颁布了著名的＂算缗令＂。这项法令规定商人必须如实申报家产，按照财产数额缴纳重税。
为了彻底打击商人势力，汉武帝还下令禁止商人购买田地和奴婢。这项政策直接限制了商人向地主阶级转化的可能。
不仅如此，朝廷还规定商人子孙三代之内不得做官。这种制度性歧视，将商人牢牢地钉在了社会地位的底层。
盐铁专营政策的出台，更是对商人阶层造成了沉重打击。朝廷垄断盐铁等重要物资的生产和销售，彻底断绝了商人在这些行业中获利的机会。
桑弘羊主持的均输平准制度，通过官府统一调控物价，进一步压缩了商人的利润空间。商人们不得不在官府的严密监控下经营。
对于那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商人，朝廷的惩罚极其严厉。轻则没收财产，重则处以死刑。
汉朝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监管商业活动。市场中的督盐府、均输官等，都负责监督商人的经营行为。
为了防止商人逃税漏税，朝廷还在各地设立关卡检查站。商人携带的货物必须缴纳过境税，有些地方甚至重复征税。
这些繁重的税负，使得正常的商业活动难以为继。许多小商小贩不得不改行务农，或者转入地下经营。
对于那些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富商，朝廷更是虎视眈眈。动辄以各种罪名将他们抄家，充实国库。
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就有不少富商遭到清算。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后，直接用于支持国家的军事开支。
商人的服饰也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不能穿着华丽的衣服，不能乘坐豪华的车马，甚至连居住的房屋规格都有明确规定。
这种种限制，使得商人即便获得了财富，也不敢公开展示。许多商人开始寻求与官员的合作，企图通过权力的庇护来保全自己。
然而，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一旦被发现，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商人和官员都会被牵连入狱。
汉朝的这些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限制了商业的过度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地下经济的兴起和官商勾结的盛行。
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取向，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它既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稳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种政策的利弊得失，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它既反映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特点，也折射出传统社会的治理思维。
重农抑商 千年治国之策
到了汉朝后期，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在此基础上，后世历代王朝都对这一政策进行了传承和发展。
唐朝在建国之初就沿袭了这一传统，并将其发展得更加完善。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多次强调＂农者天下之大本＂的治国理念。
为了鼓励农业生产，唐朝设立了专门的劝农使。这些官员定期下乡视察农情，指导农事，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
宋朝更是将重农政策推向了新的高度。王安石变法中的＂农田水利法＂，就是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而制定的。
与此同时，宋朝对商人的限制也更加严格。商人不仅要缴纳重税，还要接受严格的行业管制。
明朝朱元璋出身农民，对农业生产尤为重视。他在建国之初就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
这些政策包括免除农民赋税、发展水利、推广农业技术等。朱元璋还经常派遣官员下乡考察农情。
清朝统治者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也深谙重农抑商之道。康熙帝多次强调＂重农桑，薄征敛＂的治国方针。
雍正年间，清朝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项政策的实施，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然而，这种重农抑商政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受到阻碍。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种政策的弊端逐渐显现。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时，这种矛盾达到了顶点。中国传统的经济政策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
这种情况直到清末变法时期才开始改变。维新派和革命派都认识到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
然而，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传统，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即便到了现代，这种影响仍然存在。
这种影响既表现在人们对职业的选择上，也表现在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得到特殊的重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重农抑商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它保证了封建统治的稳定性。
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也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这种政策的利弊得失，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它不仅是一个历史现象，更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把钥匙。
在今天谈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简单地批评或肯定，而是要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