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雉，汉高祖刘邦的发妻，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统治者，在《史记》中呈现了复杂的面貌：一面是对戚夫人实施“人彘”酷刑的狠辣形象，另一面则是司马迁笔下“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的治世能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揭示了历史记录的矛盾性，也反映了司马迁作为史家的客观立场。
戚夫人之难：史书记载与争议
正史中的“人彘”记载《史记·吕太后本纪》明确提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这一记载被后世视为吕后残暴的铁证。然而，关于戚夫人是否真能在此酷刑下存活，史学界存在争议。据《汉书》等史料，汉代医学尚无法有效处理大出血和感染，戚夫人可能在受刑后不久死亡。而“人彘”的具体细节（如是否断四肢或仅手足）也存在模糊性，或为后世文学演绎的源头。
吕后的动机与背景:
吕后对戚夫人的迫害，源于政治与情感的双重纠葛。戚夫人得刘邦专宠，其子刘如意一度威胁太子刘盈的地位，吕后为保儿子帝位，不惜铲除异己。而刘邦生前对吕后的冷落与戚夫人的挑衅，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司马迁并未回避吕后的私怨，但更强调其行为背后的政治逻辑：清除潜在威胁以巩固权力。
司马迁的笔法与隐晦批判:
尽管《史记》记录了“人彘”事件，但司马迁以“孝惠帝仁弱”为背景，暗示吕后掌权的必然性。他未直接批判吕后个人道德，而是通过惠帝“此非人所为”的哀叹，间接揭示其手段之酷烈。这种笔法既保留了史实，又隐含对吕后权术的复杂态度。吕后执政的功绩，司马迁的肯定与历史逻辑，
休养生息的政策延续
吕后执政期间（前195—前180年），延续刘邦“黄老之术”，推行轻赋税、废苛法、释奴婢、奖农耕等政策。例如，田租从“什税一”减为“十五税一”，并废除秦代“妖言令”和“三族连坐”等严刑。这些措施缓解了汉初战乱后的民生凋敝，为“文景之治”奠定基础。
稳定政局与外交策略
吕后重用萧何、曹参等功臣，遵循刘邦遗训，维持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平衡。面对匈奴冒顿单于的羞辱性挑衅（如要求吕后和亲），她以隐忍策略避免战争，回信称“年老气衰”，并赠礼安抚，为汉朝争取了休整时间。司马迁评价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正是对其务实政策的肯定。
女性执政的突破与局限
作为首位实际掌权的女性统治者，吕后打破了“女主不得干政”的传统，但其权力合法性始终依附于刘氏皇权。她大封吕氏宗亲，却引发后世“诸吕之乱”，成为其政治生涯的污点。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将其与帝王并列，既承认其治国能力，又暗含对“外戚专权”的警示。
司马迁的书写逻辑：暴行与功绩的辩证统一，史家的客观立场，司马迁并未因吕后的残暴而否定其政治贡献。他遵循“实录”原则，既记载“人彘”事件，也详述其治国成就。这种分离式评价，体现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复杂性的认知：私德与公权、个人行为与时代需求可并行存在。
汉代推崇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司马迁对吕后的肯定，本质是对“与民休息”政策的认同。在他看来，百姓“衣食滋殖”是衡量统治合法性的核心标准，而吕后恰以此实现了社会稳定。相比之下，其对政敌的残酷被视为权力斗争的必然代价。
尽管司马迁未直接以儒家道德批判吕后，但通过惠帝的悲叹、群臣的恐惧等细节，间接反映了儒家伦理对“仁政”的期待。这种矛盾书写，揭示了汉代史学在黄老与儒家之间的过渡性特征。吕后形象的矛盾性，本质是历史书写中道德评判与政治功绩的博弈。
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史笔，既揭露其残暴，也肯定其治世。这种二元性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超越单一维度，既要看到权力斗争的残酷，也需理解时代赋予的使命。吕后的统治，不仅是个人权术的展现，更是汉初社会从战乱走向稳定的缩影。正如司马迁所言，“民为天，社稷次之，君轻”——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是历史最深刻的评判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