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男孩，名叫宋阳正，出生在湖南的一个普通家庭里，母亲陈国生是一个身世不凡的女人。他的外祖父，正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毛主席。
故事的起点，源于一次寻常的家庭任务。陈国生交给宋阳正一项重任——去远在镇上的银行取回十元钱。然而对宋阳正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家庭任务，更是实现他心中长期计划的机会。他从小偷偷攒下的钱，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要乘船去北京，寻找他的外公，毛主席。
然而，对他的母亲陈国生来说，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九岁的儿子，居然敢不告而别，一人北上。
当夜幕降临，他们的小屋仍然空荡荡的，宋阳正没有回家。陈国生心中的焦虑日益加重，她在整个村子里寻找他的踪影，但是找遍了村子，却依然没有找到他。几天下来，陈国生苦苦寻找，但是无果，这时，她突然想起，儿子曾经提过，他很想去见一见他的外公，毛主席。
陈国生心急如焚，她决定找到毛主席，她希望他能帮忙寻找宋阳正。这次联系，成为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陈国生自己，就是毛主席的亲戚，她的母亲是毛主席的堂妹毛泽建。
得知宋阳正可能已经在北上的消息，毛主席立即派人寻找他。然而，他并未想到，宋阳正会如此坚决，一个人，一个九岁的小孩，千里迢迢，独自一人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他的中南海。
当宋阳正站在中南海的门前，他看着那座森严的大门，和站在门前的士兵，他想起了母亲曾经提过，毛主席的秘书叫做田家英。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宋阳正找到了田家英。看到他后，田家英十分惊讶，了解到他的母亲是陈国生后，立即想到他就是这几天要寻找的孩子，他赶快带他去见毛主席。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男孩见到毛主席后，突然开口说：“外公，我要告状！”
原来，小小年纪的宋阳正，是出于何种原因，不惧艰险，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只为了在毛主席面前提出他的诉状呢？
在熙熙攘攘的中南海，小小的宋阳正被秘书田家英带进了菊香书屋，正面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外公——毛主席。毛主席的神情慈祥，手轻轻抚摸着阳正的小脑袋，柔和的语气中带着询问，他想要知道阳正家中都有哪些长辈。
阳正原是一股子的豪气，不过在这位伟大领袖面前，还是有些羞怯。他稚嫩的声音夹着湖南的口音回答：“我妈妈叫陈国生，我外婆是毛泽建。”
听到毛泽建这个名字，毛主席的笑容微微凝固，他陷入了沉默，眼眶泛起微微的红晕。这是他熟悉又疼爱的名字，是他久违了的思念。毛泽建，她就是在湖南衡山县金紫峰麓下长眠的那位共产党员，那位被当地人民称赞为“衡山朱凤”的英雄。然而，她对毛主席来说，还有另一层特殊的身份——她是他的妹妹。
毛主席的父母毛顺生和文七妹育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然而，两个女儿都在婴儿时期夭折。毛顺生的堂弟毛蔚生家境贫寒，他们的家就在十里八乡之外。文七妹常常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在毛蔚生的家中，有个小女孩叫做菊妹子，性格坚韧。当毛顺生家被小偷光顾时，只有她在家。面对小偷的威逼利诱，她一直不肯说出贵重物品的藏处，让小偷空手而归。文七妹看见这个小女孩的坚韧，仿佛看见了自己家人的影子，她决定将菊妹子收养，而毛主席给了她一个新名字——毛泽建。
毛泽建在毛主席的父母身边过了七八年的美好时光。然而好景不长，毛主席的父母相继离世，毛家三兄弟在外闯荡，家里的变故他们并不知晓。最后，孤苦无依的毛泽建被生母带走，再次经历人生的颠沛流离，最后被送到了一个姓肖的家做童养媳。
在人生的十四个春秋，她却承受了过于沉重的责任。肖家的活计，由粗到细，全部落在了她年纪轻轻的肩膀上。她在肖家受尽了欺凌，那无情的铁锅在她额头上留下的印记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1921年，孤独的毛泽建等到了生命中的转折点。十多年过去，毛主席再次回到家乡，希望弟弟妹妹一起投入到他的革命事业中。然而，毛泽建的消失让他痛心疾首，经过追寻，他得知了毛泽建被送去肖家的事实。
愤怒的火焰在毛主席心中燃烧，他赶往肖家，把毛泽建从苦海中救了出来，并让她到湖南接受教育。毛泽建珍视这难得的机会，她以惊人的毅力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六年的课程，并在毛主席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她，有着坚韧不屈的个性和反抗精神。当大革命失败后，她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以毛达湘的名字，在衡山县发起新的革命。毛达湘独立创建了衡山工农游击队，每次战斗都在最前线，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
她就像一把锋利的剑，所向披靡，让敌人闻风丧胆。那个曾经沉默的童养媳，如今已是威震四方的“女先锋”。
革命的道路，总是伴随着牺牲。毛泽建的夫君陈芬的姐夫在斗争中壮烈牺牲，留下了刚满五岁的陈国生。毛泽建看着这个小女孩，心中的疼痛和怜悯让她决定收养这个孩子，用自己的方式继续革命，让革命的火种在下一代中延续。
1928年的春末，衡山游击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攻击，身处其中的毛泽建和陈芬，一同落入了国民党的手中。组织付出巨大的努力，成功救出了毛泽建，但陈芬却无法再次见到阳光，他的生命在国民党的刀下终结。
那个时候，毛泽建的腹中孕育着新生命，她在失去爱人的痛苦中感到无比的无助。身上的伤痛和即将到来的分娩让她无法继续在前线奋斗。为了不成为队友的负担，毛泽建选择在一位乡村老太太的家中暂时安顿下来，等待新生命的到来。
孩子出生了，毛泽建给他起名为艰生。这个名字寓意着生命的坚韧，象征着新生命在艰难中诞生。然而，婴儿的啼哭却像警报一样，引来了国民党的追查。产后不久的毛泽建，再一次被国民党抓走，而艰生则在营养不足的环境中，与世界说了再见。
国民党看中的是毛泽建与毛主席的血脉关系，他们坚信，她的嘴里能说出重要的信息。于是，他们以各种方式逼供毛泽建，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毛泽建从小就有的坚韧，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依然坚定。
1929年的夏末，24岁的毛泽建选择了用死亡来对抗，她在遗书中展示了她的坚强和决心。对她来说，个人的牺牲无足轻重，只要革命成功，就算万死无疑。
唯一幸存下来的，是曾经被毛泽建收养的女儿陈国生。她那时候在外婆家，幸运地逃过了一劫。此后，她跟着外婆在湖南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毛主席在得知妹妹英勇就义的消息后，深深叹息，他在悲痛中赞扬她是一个好同志。他也对陈国生和她的孩子宽和慈爱，因为他们是毛泽建在世界上的延续，他在这个坚韧的孩子身上看见了妹妹的影子。
当了解到宋阳正经历的种种艰辛后，毛主席并未对他有任何的责备。相反，他赞扬了宋阳正所展现出的坚毅和勇敢，询问他此次寻找自己的真正意图。
宋阳正颇有些哽咽地解释了原委。
事实上，作为毛泽建唯一的女儿，陈国生应得到烈士家属的优待。然而，新中国的基础设施正在建设中，一些事情无法立即实现。
面临生活的艰辛，陈国生思及自己的舅舅，于是写信希望能到北京与毛主席团聚，并期望毛主席能帮忙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
接到信后，毛主席思及早年英勇牺牲的毛泽建，感叹之余，也坚守了他的原则，即他早已明言不为亲友安排工作，也不允许他们利用他的名字获取优待。
于是，他回信给陈国生：
“得知你们的情况，我十分安慰。请你们在湖南尽力找寻工作，不必来北京。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写信告知我。”
并且附带了100元钱以帮助她度过难关。
读到舅舅的回信后，陈国生为自己的心怀侥幸之想而感到羞愧，于是再也没有向毛主席诉说湖南的困境，而是加倍努力地工作生活。
1951年，毛主席邀请亲友们来北京聚会，陈国生也在被邀请的名单之中。
他们的相聚欢声笑语，尽显亲情之深。然而因为相聚时间短暂，陈国生并未和毛主席留下合影。
她只觉得有些遗憾，但并未过于在意。
然而，陈国生作为毛主席的侄女的消息，很快在她生活的村镇里传开。
当她从北京回到湖南后，村民们纷纷向她询问毛主席的近况，有时候甚至请宋阳正描述一些细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开始对陈国生表示疑惑。
她没有和毛主席的合影，申请的烈士家属补贴也没有落实。
他们开始怀疑，如果陈国生真的是毛主席的侄女，她应该在北京，而不是和他们一样，在村镇里努力工作。
面对众人的嘲笑与质疑，毛主席的侄女陈国生无奈之极。她自身清楚，和毛主席的亲情纽带，然而在世人眼中，她却成了那个图谋权利，企图凭借伪造的亲戚关系攀上高位的贪慕虚荣者。陈国生虽然拥有自己和毛主席之间的私人信件，却在这股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无法作为有效的证据，甚至还被怀疑是伪造的。
陈国生自己也曾思考过，是否应该请毛主席出面证明自己的身份。然而，在反复纠结后，她放弃了这个想法。她认为，这个小问题不能打扰到毛主席，她选择默默承受。
尽管陈国生尽力在家人面前展现出自己的坚韧，但她的儿子宋阳正知道她母亲有多么伤心，他经常看到她母亲在偷偷哭泣。他坚信，他的母亲不可能是个骗子。
宋阳正因此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去北京，亲自向毛主席求证，希望能还给母亲清白的名声。
毛主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无奈并且自责。他决定为他的侄女做出行动。他先让自己的秘书田家英给陈国生打电话，告诉她宋阳正已经找到了，并且给宋阳正准备了一封证明陈国生的身份的信和100元钱，让宋阳正带回家。他还派人开车把宋阳正送回了家。
这辆汽车在当地显得很少见，村民们都猜测车里坐着的是谁。当宋阳正从车里走出，奔向母亲的时候，谣言自然破灭。
陈国生一家的生活慢慢恢复了正常。几年后，毛主席再次邀请陈国生和女儿宋锋到北京聚会，这次，毛主席特意和她们拍了一张合照，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他们之间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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