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这么多钱！这可不行！”杨树达的妻子看到药瓶里塞着一大叠钞票，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立刻转头看向丈夫。杨树达一向正直，得知学生毛泽东送来500元后，原本笑容满面的他，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润之啊，赚钱要讲究正当途径。你以前只是一师的学生会主席，如今可是整个中国的主席，这么大笔钱从何而来？”
【“你以后还有机会，这次就让我一回。”】
1955年6月，毛主席邀请老同学周世钊，一同前往拜访他们的老师杨树达先生。杨树达曾是毛主席在湖南求学时的文字学老师。1915年，袁世凯企图当皇帝，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一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杨树达得知此事后，满腔怒火，立刻写了一篇文章痛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毛主席读了这篇文章后深受触动，从此便时常向杨树达请教关于日本的各种问题。
那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因天气炎热，在揭露袁世凯时中暑了。幸好有杨树达悉心照料，亲手喂药、用酒精擦拭帮他退烧，两人关系就像亲人一样。病情好转后，毛泽东同志马上又投入了革命工作。
从那以后，杨树达对毛泽东这个"两袖清风却胸怀天下"的学生格外器重，在他身上，杨树达看到了国家的未来。谁曾想这个学生后来成了新中国的领导人，还能如此轻松地捐出这么大一笔钱。
这让一直敬重毛主席的杨树达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想不明白，毛主席和那些贪得无厌的国民党官员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场的人都没想到，这位老教授竟直接向毛主席发问，语气如此严肃，原本热闹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了。站在旁边的周世钊了解老师的性格，赶紧上前打圆场。
杨先生，您尽管放心，润之还是当年您教我们时的样子，虽然口袋里没装一分钱，但心里装的却是整个天下。现在他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交给党组织处理，自己身上依旧不揣一文。
毛主席听了周世钊的话，十分恭敬地向老师解释，这些钱都是自己写文章赚来的稿费，今天买药用的就是这些钱。他说：“我写的文章和说的话，都是您教我的，这些钱里也有您教育我们付出的辛苦，按劳取酬，这些钱也应该是您的。”
周世钊和毛主席一番解释后，杨树达的紧张情绪慢慢缓解了。特别是听到“按劳分配”这个词时，他顿时眉开眼笑，忍不住开怀大笑：“太好了，太好了！润之啊，你能这么想这么做，真是国家的大好事！”
杨树达一时兴奋，话匣子打开说个不停，结果猛地咳嗽起来，场面顿时有些慌乱。毛主席见状，赶紧走过去，轻轻扶住杨树达，用手在他胸口顺了顺，帮他缓过气来。接着，毛主席弯腰拿起痰盂，接住了老师咳出的痰液。
杨树达看到这情形，赶紧抓住毛主席的手，一边咳嗽一边让他赶紧把痰盂放下。可毛主席就是不听，稳稳地端着不撒手。在场的人都愣住了，纷纷站了起来。周世钊想上前接过痰盂，却被毛主席用手肘拦住了。
这次你先让给我吧，下次还有机会轮到你。
杨树达剧烈咳嗽后，吐出了几口带血的浓痰。抬头发现毛主席正拿着痰盂站在一旁，他赶忙不好意思地请主席放下痰盂。毛主席却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为老师端痰盂是应该的。说完，便端着痰盂向门外走去。
毛主席准备去倒痰盂，大家赶紧伸手想帮忙，他却坚持自己来，还特意提高声音说，平时自己的痰盂都不让别人碰，说是原则问题，今天给老师倒痰盂，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说完，他脸上挂着胜利者的微笑，径直走向水龙头，弯下腰开始仔细清洗痰盂。身后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杨树达靠在躺椅上，指着毛主席的背影，自豪地说道：
润之啊润之，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老样子，说话滔滔不绝，内心充满热情，身上始终带着一股无法阻挡的锐气！
毛主席刚把痰盂收拾干净，就陪着老师聊了起来。直到工作人员提醒他晚上还有个会，他才不得不离开。临走时，杨树达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老百姓是国家的根基，人才是国家的希望。赢得民心，天下就安定；得到人才，国家就兴旺。”
毛主席被老师的关心打动，亲手为老师整理好胸前的毯子，紧紧握住老师瘦弱的手说道：“老师的教导，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等下次到长沙，我一定再来拜访您，还要请您看我游水呢。”
【“还记得当年驱逐张敬尧么？”】
那年9月，得知杨树达健康有所恢复，毛主席就请他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正好赶上中秋节，毛主席在丰泽园为老师摆下宴席，还叫来了徐特立、章士钊等人一起作陪。大家寒暄过后，毛主席又聊起了当年赶走张敬尧的往事。
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带兵大规模入侵湖南，打着"都督"的旗号在湖南各地肆意横行，烧杀抢掠，坏事做尽。当地百姓苦不堪言，背地里都叫他"张毒"这个绰号。
毛主席那时发起了“驱张运动”，他安排人前往上海，寻求外省的支持一起行动，并发动长沙的2000多名老师和学生集体罢课。随后，毛主席又让各个领域选出代表，前往北京对张敬尧提出控诉。
1919年12月，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湖南各界派出了三支队伍前往北京。第一支是由毛主席亲自带队的湖南公民代表团，第二支是由罗教铎和杨树达领导的湖南教职员代表团，第三支则是由柳敏和李思安负责的湖南学联代表团。
因为罗教铎和杨树达曾是毛主席的老师，而柳敏和李思安又都加入了"新民学会"，所以毛主席顺理成章地担任起了三个代表团的统筹联系人。
那时有人劝杨树达别去北京，可他却坚定地表示："既然认定了这条路，就必须走下去，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此刻，他只想与心爱的学生们并肩作战，共同面对挑战。
湖南“驱张”代表团一到北京，就迅速与各方正义力量取得联系，包括政府内部的官员，声势迅速扩大。12月28日，毛主席等人在湖南会馆前组织了一场旅京各界公民大会，上千人到场，要求在场的议员为“驱张”行动提供担保，议员们最终只能表态支持。
我们承诺全力负责驱逐张敬尧，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整个团队将集体辞职，向湖南人民谢罪。
1921年1月28日，驱张代表团和一群北京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外，那里是军阀政府的办公地点。毛主席、罗教铎、杨树达等六位代表带头闯了进去，他们大声喊着口号，要求见总理靳云鹏，却和拿着刺刀的守卫僵持了三个多小时。
回忆起那段经历，毛主席提到他当时还担心杨树达的身体撑不住。杨树达则说，那时候他一点不觉得冷，脚也没发麻，反而是心里的火气越来越大。
看到请愿的人群迟迟不肯离开，一位自称总理秘书的人走了出来，把毛主席、杨树达、罗教铎等六位代表带进了办公室。杨树达一进门就猛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质问秘书长：湖南来了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不见？湖南的问题闹得这么严重，为什么还不处理？
其他代表也纷纷指出张敬尧在湖南犯下的种种恶行，坚持要见靳云鹏。秘书长被大家说得无言以对，只能让秘书打电话找靳云鹏，可最终也没联系上。
毛主席和杨树达等六人先走一步，把情况告诉了请愿的群众。大家一听就火冒三丈，马上组织起游行队伍，直奔靳云鹏的住处。靳云鹏怕自家遭殃，赶紧派副官于化龙出去迎接。
六位代表直接向靳云鹏提交了《上靳氏书》，靳云鹏当时答应一周内会给出回应。这不过是他的拖延策略，一周过去后，代表们不仅没能见到他，他的住所还被军警封锁，禁止任何人靠近。
毛主席和代表团早就预料到这种局面，为了增强宣传效果，赢得公众支持，向军阀政府施加压力，他创办了平民通信社，并亲自担任社长。通信社的办公地点选在北长街的福佑寺，毛主席把正殿当作办公室，连敬神的香案也成了他的办公桌。
有一天，杨树达得知张敬尧为了洗脱罪名，拉拢了一批腐败官员和地方名流，组成了一个支持他的团体，跟反对他的代表团对着干。他跑去向毛主席报告，却看到毛主席正坐在寺庙的香案上，专心致志地写着揭露张敬尧的文章，忍不住笑出了声。
“菩萨保佑，我来给您上香了！”
"主席，您是怎么寻到这儿来的？"毛主席听到笑声抬头一看，原来是恩师杨树达。老先生打趣道，这儿可是有福星高照，我还能找不着路吗？
从那以后，杨树达就常往福佑寺跑，和代表们一起商量对付张敬尧的事。大家齐心协力，通过平民通信社每天能向全国发布150多条消息。很快，张敬尧就成了众矢之的，走到哪儿都被人唾骂。
仅仅几个月后，湘军就动用了武力，迫使张敬尧不得不离开湖南。
在这次驱张运动中，毛主席发现了杨树达身上那股"爱憎分明、勇往直前"的劲儿，而杨树达也对毛主席那种"胸怀天下、文人风骨"的气质记忆犹新。这么一来，他们不仅是师生关系更进了一步，还多了一份并肩作战的战友情。
【“只要润之打个招呼，我就重返新华门”】
毛主席回忆起过去驱逐张敬尧的事，感慨地说，党内未来也许会出现像赵敬尧、王敬尧这样的人，真到那一天，还得请您来新华门，把这些各种类型的张敬尧赶走。杨树达听后情绪激动地回应：
只要主席一声招呼，我立刻就能回到新华门工作，到时候可别嫌弃我年纪大了。
杨树达先生和毛主席的一番谈话，逗得在场所有人哈哈大笑。谁都清楚，以杨先生的为人，只要主席发话，他肯定二话不说就答应。
1935年，杨树达得知毛主席带领红军突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封锁，穿越雪山草地，为抗日而北上，他兴奋不已，在日记里写下了一首诗，表达要跟随毛主席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定决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杨树达不甘心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忍辱偷生，果断放弃了清华大学的教职，带着全家返回湖南老家，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西安事变过后，徐特立来到长沙宣传抗日时，专程拜访了杨树达，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问候和敬重之情。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喜悦中，杨树达也和所有人一样，兴奋得彻夜难眠。不过，作为一位历史学者，他在高兴的同时，心里也隐隐有些担忧。
这些年来，他亲眼见识了蒋介石的为人。现在抗战结束，他担心蒋介石会像过去那样，对曾经一起奋战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下毒手。听说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谈判，他不由得为这位学生提心吊胆，生怕毛主席会遭到蒋介石的暗算。
他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写的《沁园春·雪》后，对这位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更加敬佩不已。
正如杨树达所料，蒋介石刚签署和平协定，就在美国撑腰下发动了内战。杨树达回到离别八年的长沙，目睹百姓深陷战火之苦。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反蒋斗争，就像当年驱逐张敬尧时一样坚决。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声势越来越大。杨树达作为代表之一，前往长沙面见国民党驻军司令陈明仁。他通过讲道理、诉真情，打动了陈明仁的爱国爱民情怀，最终促使陈明仁与程潜一同起义，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树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毅然送儿子参军。尽管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出版了18本专著。他还担任了湖南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并当选为湖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多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主席也亲自写了三封回信，还在长沙与他见了两次面。
有一次，杨树达在杂志上看到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发现里面有不少问题。杨树达这个人向来对人对事都很较真，所以他直接向湖南大学提出，应该撤掉杨荣国的院长职位。
湖南大学没有听取杨树达的意见，杨树达就写信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之后有位教授指出杨树达的处理方式不够妥当，认为对杨荣国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而且杨荣国已经承认错误，直接要求撤职的做法不太合适。
有人提醒杨树达后，他也意识到自己提出的建议太过极端，于是又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主动承认了错误。毛主席在回信中对杨树达这种敢于认错的精神表示赞赏。
1954年11月，毛主席等领导到长沙考察，特意让人请来了杨树达。两人自上次分别后，已经整整34年没见。毛主席一见到杨树达，立刻握住他的手说：
你还记得我吗？收到了你的两封信，已经回了一封。
杨树达兴奋地说，信早就收到了。他们聊了很长时间，还一起吃了顿饭。之后，杨树达又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把自己写的几本书寄了过去。毛主席特别开心，专门写了回信向老师表达谢意。
1955年的中秋节，杨树达过得特别开心，那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第二年二月，杨树达在长沙去世，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十分难过，亲自发电报表示哀悼。
听到树达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难过，专门发去电报表示哀悼。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湖南社会各界为杨树达先生举办了一场庄重的送别仪式，并将他的墓地安置在岳麓山上，使先生的高尚品格与精神永远留在这座雄伟的山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