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七十三讲

第五章唐代晚期的书法评析

在唐朝后期，特别是自"安史之乱"后，国势严重衰落，民众的精神风貌也不复往昔之盛。在书法领域，随着张旭、颜真卿、怀素等杰出书法家的相继离世，唐朝书法艺术的创造力明显呈现出后继无人的态势。从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年至820年）至唐朝灭亡（907年）的百年间，能够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书法家屈指可数。即便偶尔有杰出的书法家出现，他们也多以楷书闻名于世，如沈传师、柳公权、裴休等人。这并非意味着人们的书写技艺普遍下降，而是指书法艺术的创新力有所不足。士大夫对书法的热情也逐渐冷却，期间仅有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刘禹锡的《论书》、释亚栖的《论书》等少数理论著述值得称道。

第一节韩愈的书法艺术中情感与物象的协调表达

韩愈，唐朝晚期的杰出思想家与文学家，与柳宗元共同引领了古文运动，其影响深远，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对书法的理解亦颇为独到，其观点在《送高闲上人序》及《石鼓歌》等作品中得以体现。在《送高闲上人序》中，韩愈倡导了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文中提到，如果能够巧妙运用智慧，使技艺与心境相融合，不为外界所动摇，那么精神便会饱满且坚定。就如同古代的尧、舜、禹、汤治理天下，养叔精通射箭，庖丁擅长解牛，师旷精通音律，扁鹊擅长治病，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达到了极致，终身乐在其中，无暇他顾。而那些朝三暮四、频繁改变职业的人，往往难以达到真正的境界。

张旭擅长草书，他并不精通其他技艺。他的情感波动，无论是喜怒哀乐，都会在草书中得以体现。他观察自然万物，无论是山水、鸟兽、草木，还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会将这些元素融入自己的书法之中。张旭的书法变化莫测，如同鬼神一般，难以捉摸。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此，也因此名垂青史。

而今之高闲在草书方面，亦有张旭之心境。然而，若只是模仿其字形而未得其神韵，则难以达到张旭的水平。要学习张旭的书法，必须明了其内在的利害得失，情感与欲望的斗争，以及得失之间的心态变化。只有在这些方面有所领悟，才能将其体现在书法之中，进而接近张旭的境界。

高闲上人身为佛教徒，对生死有着独特的理解，这使得他的心境更为淡泊。这种淡泊与泊然的心态，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书法风格。但无论如何，这都体现出了韩愈对书法中情感与物象表现的重视。正如《宣和书谱》所云，韩愈所论及的，主要是高闲的书法继承了张旭的风格，其变化多端，如同鬼神一般。学者在学习时，应追求其内在的神韵，而非仅仅模仿其字形。而钱锺书则进一步指出，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实际上是在探讨禅与艺术的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书法技艺精湛，那么他的禅心可能还未完全定下来。他对高闲的讽刺和批评，实际上是在指出这一点。从这一点来看，钱锺书的解读更为贴切。

韩愈此文借张旭的艺术精神，为高闲上人揭示艺术的真谛。开篇，他论及古往今来，凡在各领域成就卓越者，皆因其精神之专注。这些人，所从事之专业即其热爱之所在，因而能将其毕生之感悟、智慧与能力，全然倾注并展现于所从事之事业中。如尧舜禹汤治国，养由基之射箭，庖丁之宰牛，师旷之创乐，扁鹊之行医，熊宜僚以鹅卵石为武器，弈秋之棋艺，刘伶之酒品，皆因终生不倦，终至出神入化之境。

随后，韩愈着重描绘了张旭书法艺术的精髓。一方面，张旭之喜怒哀乐皆通过草书得以释放；另一方面，天地万物之变亦皆化为草书之形。故张旭之草书，达到了“变动如鬼神”的境地。韩愈尤为重视书法家之情感表达，尤其是对世间之变不可漠然视之。

韩愈所塑造的张旭形象，不仅情感丰富，且极为敏感，对世间善恶有着强烈的爱恨之情。正因如此，张旭之草书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论及形象之塑造，韩愈认为张旭之草书将大自然中的风雨雷霆、人间的歌舞战斗等一切视觉经验，皆融汇其中。

此文亦是对盛唐时期所关注的“意象”问题的深入阐发。在韩愈看来，“意”即强烈的情感，“象”则源于天地间万物之变。此外，《送高闲上人序》亦触及书法艺术创作的动力问题，与韩愈的文学观念相契合。韩愈曾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认为古今伟大艺术家之所以能创作出感人至深的作品，皆因历经人生曲折，情非得已而发声，化为文章与歌咏。同理，张旭之草书亦是将喜怒哀乐皆发泄于其中，亦可谓是不平则鸣。

韩愈作为晚唐文化思想界的领袖，对于当时诗坛关于“李、杜优劣”的争论亦有独到见解。时人多认为杜甫诗歌胜于李白，此看法实乃对形式技巧的过度迷恋所致。因就诗歌技巧而言，杜甫确是集大成者，无体不备，精于雕琢。然杜甫之才力亦足以使严格的形式规范服从于性情之表现。李白则崇尚自然古风，不屑于声律排偶。韩愈以诗批驳：“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毗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强调艺术家的心灵是否伟大、境界是否高尚，以及心灵能否赋予艺术以强烈的审美震撼力，而非仅凭形式技巧便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形象。艺术家当拥有敏感之心，而非对世间万物冷漠视之。

他警示高闲，若仅仅固守佛教教义，那么草书恐怕只会沦为缺乏灵魂与生命力的空洞之物。韩愈，众所周知，因坚决反对朝廷内廷供奉佛骨而遭贬，他内心深处并不信奉佛教。他之所以推崇张旭的书法，实际上是他维护盛唐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在韩愈的《石鼓歌》中，他用长诗的形式对《石鼓文》进行了赞颂，其中提及“羲之俗书趁姿媚”，从字面上看，似乎流露出对王羲之书法的不屑。

韩愈作为唐朝后期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学创作应回归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反对那些过分追求形式美而忽略实质内容的骈体文。我们可以推测，他对书法的看法或许也持类似的立场，即反对过分雕琢和追求工致的书法风格。事实上，唐朝中后期，朝廷之上确实盛行着一种精致唯美的书风。早于韩愈的吴通微、吴通玄兄弟，因擅长模仿怀仁集王羲之的《圣教序》而名噪一时，他们甚至负责起草朝廷的文书。

据《旧唐书》记载，朝廷的许多重要文书都出自吴通玄之手，其文笔之精湛可见一斑。然而，宋朝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却提到，后世翰林侍书们虽然多学习《圣教序》，但往往学不到精髓，反而使得书法显得俗气，被称为“院体”。而这种“院体”书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吴氏兄弟的影响。至于韩愈是否也将这一弊端归咎于王羲之，则无从断定。

当然，我们还需考虑韩愈在诗中使用这种对比手法的文学意图。一方面，相对于古朴的《石鼓文》而言，王羲之的书法确实显得较为秀媚；另一方面，这首诗本身就是为赞美《石鼓文》而作，通过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来衬托《石鼓文》的卓越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韩愈真的有意贬低王羲之的书法，那么他的这种勇气确实令人佩服。毕竟，在此之前，除了张怀瑾对王羲之的草书有所批评外，鲜有人敢于如此直截了当地批评王羲之的书法。（共计：2734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