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七十四讲

第五章唐代晚期的书法评析

第二节 刘禹锡、柳宗元书法理念比较解析

在第二节中，我们探讨刘禹锡和柳宗元这两位与韩愈同时代的文学家在书法思想方面的见解。他们精通书法之道，将书法视为一种具有深远价值功能和社会地位的艺术形式。刘禹锡和柳宗元在书法领域均有所建树，据晚唐卢携所著《临池诀》记载，徐吏部（徐浩）曾传授书法给皇甫阅，而皇甫阅又视柳宗元为入室弟子，刘禹锡则为及门者，但柳宗元并未将刘禹锡视为同等水平的书法家。

刘禹锡（公元772年至842年），字梦得，曾任职太子宾客，因此世称“刘宾客”。他擅长诗歌创作，被誉为“诗豪”。在《论书》一文中，他深入探讨了书法的价值。该文被收录在朱长文的《墨池编》中。文中有人问及，书法是否仅仅用于记录姓名而已，技艺的精湛与否又怎能对命运产生影响？刘禹锡回答道，这种看法确实存在，但它只是从表面的角度去看待书法，并未触及其真正的核心。

就像我们谈论房屋时，仅仅说它能避燥湿；谈论衣裳时，只说它能适应寒暖；谈论饮食时，只说它能填饱肚子；谈论车马时，只说它能代替步行；谈论禄位时，只说它能代替耕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评价房屋时，会看重其门庭的华丽和房屋的宽敞；挑选衣裳时，会看重其图案的精美和色泽的鲜艳；评价饮食时，会看重其食材的精致和口味的鲜美；挑选车马时，会看重其车辆的华丽和马匹的矫健；追求禄位时，会看重其官职的高贵和封赏的丰厚。这些都是从更深入的层面去评价，为何唯独在书法上只满足于表面的看法呢？

《礼记》中曾提到：“士依于德，游于艺。”那么，什么是德？它指的是至诚、敏锐和孝顺。而艺又包括哪些呢？它涵盖了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在这些艺术中，书法虽然排在六艺之首，但仍然被视为士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孔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里虽然提到了博弈，但博弈并未被列入六艺之中，只是比整天无所事事要好一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讥讽某人的书法水平低下，那人可能会一笑置之或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但如果讥讽某人的博弈水平低下，那人可能会感到羞愧或愤怒。这是因为人们普遍尊重六艺，而对博弈这样的技艺则持较为轻视的态度。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也崇尚书法艺术，甚至出现了君臣争名、父子不让的现象，那又是为什么呢？刘禹锡回答道，我们应该追求中道，而不是盲目追随时尚。如果过分崇尚某一事物，反而会失去其真正的价值。就像信任是一种美德，但如果秦穆公过分崇尚信任，就会导致贤臣无法得到应有的重用；黄老之道虽然深奥，但如果窦太后过分喜好它，就会导致儒臣受到刑罚。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时期或某个群体崇尚某种事物就盲目跟风，而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去选择和追求。

刘禹锡提出了自己的书法观。书法虽然不如文章那么重要，但也不应该被轻视或贬低。对于那些在书法方面有天赋并付出努力的人来说，应该给予适当的赞誉和肯定；而对于那些技艺不够精湛的人，也不应该过分苛责或否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

刘禹锡以设问的手法，对汉字书写的价值提出了疑问：若仅仅足以记录姓名，又何须计较其书写的好坏呢？他进一步举例，若按此逻辑，生活中的居室、服饰、车马以及职位等皆可简单应付，但人们往往追求其精致，为何唯独对书写却持随意态度？刘禹锡随后引用儒家经典，阐明士大夫应以德行为本，并致力于艺术修养。书法作为儒家六艺之一，是士大夫修养的体现，自然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

刘禹锡还提及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奇特现象：若某人的棋艺不佳，他往往会感到羞愧；若其书法技艺平平，却往往不以为然。对于魏晋南朝时期，人们竞相以书法一较高下，甚至君臣之间、父子之间都不肯相让的现象，刘禹锡认为这种风气过于极端。他认为，无论是过度热衷于书法，还是轻视其价值，都非明智之举。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求中道”，即避免走向任何一种极端。

刘禹锡的《论书》一文，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对书法研习的轻视态度而发。而柳宗元，这位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亦对书法有其独到见解。柳宗元（公元773年至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芮城、运城一带）人，他的散文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柳河东”或“河东先生”。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强调了以道为本的为学思想，并涉及了书法问题。圣人的言论旨在阐明道理，学者应致力于探求道义而非仅仅关注言辞。言辞之所以能流传于世，依赖于书写；而道理则通过言辞得以阐明，言辞又通过书写得以传承。柳宗元强调，学习的核心在于探求道义，而非仅仅追求辞藻的华丽或书法的精湛。

对于崔黯对他书法的夸奖，柳宗元表示遗憾，他认为书法只是传达文辞的工具，而文辞则是用来传达道理的。他甚至自嘲道：“我不幸早年沉迷于书法，自从开始学道以来，一直想摆脱这种嗜好，却始终未能如愿。这种嗜好如同疾病一般纠缠着我，让我感到十分痛苦。”柳宗元早期曾对书法产生过浓厚兴趣，但后来为了全心学道，他努力克服这一爱好。

在被贬谪柳州期间，柳宗元收到崔黯的来信，信中夸赞他的书法技艺。这勾起了柳宗元的许多感慨，于是他发表了这番论述。尽管柳宗元并未完全否定艺术在人生中的价值，但他担心人们会过分夸大其意义。在《零陵三记》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君子必有游息之物。”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纯洁、平和的心胸，就很难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他强调人们在追求艺术修养的同时，也应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纯净。

君子需有一处可放松身心，使气血调和，从而更专心于崇高事业。而书法，作为一种能够陶冶性情、愉悦心灵的艺术形式，其作用应如同自然美景，能使人心灵得到宁静与满足。

刘禹锡、柳宗元所提及的书法在士大夫人生中的地位，主要是从外部视角出发，尚未深入探讨书法艺术本身的内在要求。这恰好反映了唐朝晚期士大夫对书法的理性看待，既不像盛唐时期那般狂热追捧，也未放弃将其作为高雅艺术的追求。（共计：2431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