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七十五讲

第六章唐代晚期的书法评析

第三节 晚唐文人与僧侣对放纵与超脱的追求

晚唐时期，部分僧侣热衷于书法艺术的探索，他们的实践在当时颇具影响力。他们汲取禅宗思想中的“即心见性”与“蔑视法则”的精髓，将其融入书法之中，催生出众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一些士人也抱有类似的倾向。这种风尚为晚唐书法艺术及其理论的发展赋予了新的方向。

释亚栖所著《论书》一文，着重强调了书法艺术的变通性，他认为，凡是书法，变通即为其精髓。历史上的书法家如王、欧、柳等，他们均能在继承前人书法精髓的基础上，开创出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从而名垂青史。倘若拘泥于既有法则，即便书法技艺再高超，也只会被人讥为“书奴”，而无法形成独立的艺术风格。这正是书法艺术的核心要义。

释亚栖，作为晚唐时期的杰出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据《宣和书谱》记载，他热爱书法创作，深得张旭的笔意。在昭宗光化年间，他曾在殿庭挥毫泼墨，以草书技艺赢得了皇帝的赞赏，并被赐予紫袍，一时之间，风光无限。释亚栖在《对御书后》一诗中写道：“通禅笔法得玄门，亲入长安谒至尊。莫怪出来多意气，草书曾悦圣明君。”可见其草书技艺之高超。此外，《宣和书谱》还收录了他的十五种草书作品，虽然如今已无法一睹其真容，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草书的独特魅力。

对于释亚栖的草书风格，黄庭坚曾有过评价，他认为亚栖的草书狂野奔放，与右军父子的书法风格迥异。他甚至认为，亚栖的草书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草书的传统风格。从亚栖的《论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强调书法的变通与创新，追求个性化的艺术风格。这种思想在古代经典《易传·系辞下》中也有所体现，即“变则通，通则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亚栖的思想无疑受到了禅宗思想的深刻影响。

唐朝是佛教本土化的重要时期，禅宗作为当时的代表流派，其思想根基源自六祖慧能的《坛经》。禅宗强调破除对偶像的盲目崇拜，追求真理的直接体验。禅宗的逆向思维使他们能够破除世俗生活的种种假象，从而领悟真谛。在禅门中，僧人甚至敢于撕碎佛经，因为他们认为仅仅念诵佛经并不能成佛。这种思想也体现在释亚栖的书法理念中，他主张书法家应不断创新，若拘泥于传统法则，终将被视为“书奴”。

当时禅门中的书法家们注重个人心性的独特发挥，其中誓光和尚便是杰出的代表。据宋代的魏了翁在《鹤山集》中所载，誓光对于书法的理解颇为独到，他认为书法如同佛教中的心印，源自内心的领悟，而非口传手授。他强调，书法的真谛在于通过直觉去领悟。所谓“心印”，指的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真实的自我。

禅宗教义中，追求真正的觉悟，必须发掘人心中固有的佛性，而发掘这一本心，则需要依靠“以心传心”的直觉认知方式。《祖庭事苑》中有言：“心印者，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里所说的“心印”，即是一种通过自我觉悟来领悟真理的方式，它强调通过内心的感应和顿悟来认识世界，而非依赖文字或语言的解析。它不是通过口或手的传递，而是靠心的感应和领悟，这正是禅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誓光认为，书法艺术亦是如此。书法家需要凭借自己的悟性去理解和领悟书法的玄妙之处，去发现书法的本性，而非仅仅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学习书法。这些禅门中的书法家们，往往有着追求狂逸精神的倾向。贯休在《禅月集》中的《观怀素草书歌》便生动地描绘了这种书法审美趣味。诗中描述了草书那种奔放不羁、惊心动魄的美，让人仿佛置身于狂风暴雨之中，感受到了书法艺术的无限魅力。

晚唐诗人吴融也极为推崇草书的狂逸之美，他在《赠誓光上人草书歌》中赞美了誓光的草书技艺，认为草书贵在无拘无束、自由奔放。这些书法家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倾向：他们推崇个性、主张新变、提倡领悟与解脱，这与禅门中不立宗派、适意自然及心印顿悟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书法审美上，他们追求自我张扬、变化奇诡的风格，这种风格在晚唐书法批评中独树一帜。

尽管这些书法家们因忽视书法的基本原则而难以被后来者完全接受，但他们藐视成法、追求新变的艺术精神却得以传承。北宋时期，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文人书法观念便带有这种倾向的因子，他们继续发扬了这种追求个性、创新的精神，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共计：1738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