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制度发展历程中，明清两代堪称其最为鼎盛之阶段。于彼时的选官体系里，进士作为经由正途出身中的首要群体，在官职铨选层面具备显著优势。然而，深入探究明清两朝新科进士具体的铨选流程便会发现，二者存在着颇为明显的差异。
相较其他朝代，清代科举授官情形较为明晰。殿试一甲三名，不经吏部铨选程序，直接授予翰林院官职。而二甲、三甲进士之中，通过朝考者，得以入选为庶吉士；未通过朝考者，则归入吏部候选班次，或被授予各部主事之职，或外放至各省担任知县。
在一般认知中，常认为状元授职修撰、榜眼与探花授任编修乃既定规则。然而，此观点实则有待商榷。于明代初期，新科进士的官职授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经动态的调整过程。基于此，御史将对明代进士选官事宜展开深入阐述。
在明朝洪武年间，科举制度的施行呈现出阶段性中断与重启的态势。彼时，朝廷选拔官吏的途径多元，除通过科举取士任用进士外，举贡、吏员任用以及荐举等方式，在官员选拔中亦占据相当比重。直至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宣告再度以科举考试作为选官之法，自此之后，科举选官遂成定制。
在明代，进士的甲等评定与名次排序至关重要，从制度层面而言，官员的授予是以相应成绩作为基本依据。然而，于明朝初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进士选官机制展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尚未构建起一套稳定且规范的标准体系。
从严格意义上讲，举人经会试合格，便已获得入仕资格。而殿试的举办，旨在对其进行名次排序，为吏部授官提供依据。需注意的是，除殿试名次外，进士的年龄亦是影响具体授职的重要因素。通常而言，年龄越大，授官难度相应越大。
在明朝洪武年间，进士选官制度尚处草创阶段，其标准尚未臻于统一规范。以洪武四年廷试为例，殿试结束后，明确一甲三名赐予进士及第称号，其中第一名授任员外郎之职，第二、三名则授予主事之位；二甲之中，前十七名亦获主事之职，而从二甲第十七名至三甲第一百名，分别被授予知县或县丞之职。
明初时期，朝廷以甲等名次作为重要依据，对新科进士授予相应官职。然而，至洪武十八年，这一授官规则发生了细微变动。
在该科举考试中，甲等士子的品级与出身赏赐有着明确规定。其中，第一甲第一名获授从六品官阶，同时被赐予“进士及第”称号；紧随其后的第二、三名，则被授予正七品官阶，亦获“进士及第”之赐。第二甲士子被授予从七品官阶，并赐予“进士出身”。至于第三甲士子，获正八品官阶，赐予“同进士出身”。值得注意的是，此科科举乃是依据甲等划分品级，并未对士子具体名次进行细分。
洪武二十六年，科举制度下的授官规则呈现出明确格局：殿试一甲第一名获授翰林院修撰之职，一甲第二名与第三名则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位。至于二甲及三甲进士，皆分别被派往各衙署任职，依据内外秩序依次任用。自该年起，开创了状元、榜眼、探花授任翰林院官职的先例，这一举措对明代翰林院官员选拔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需明确指出，自该科举科目起，便确立了如下制度：二甲进士于未获授官职之前，官阶为从七品，配从七品顶戴；三甲进士则为正八品，佩戴正八品顶戴，二者可依对应品级领取俸禄。在后续吏部铨选环节，从制度原则而言，所授官职品级不得低于此既定标准。
在明代，鉴于二、三甲进士并无既定的授官规则，故而自洪武年间起，便创设了观政制度。观政，亦称作办事、隶事或试政，其实质为职前的培训与实习阶段，可视为一种试用期机制。
相较于清代的学习行走制度，新科进士观政期限较短，通常为六个月。然而，并非所有进士在观政期满六个月后皆能即刻授予实职。实际上，授职需依据甲等名次依次进行。具体而言，成绩最为优异的进士，观政六个月后即可获得实授；而名次靠后的进士，需待前列进士授职完毕后，方有机会任职，这一等待过程虽历时较长，但最长不逾三年。
自成化、弘治朝起，针对进士观政完毕后所授官职，逐步构建起一套规范化制度。此制度一经确立，在后续直至明朝末年的漫长时期内，基本保持稳定，沿承未改。
据万历朝《吏部职掌·文选清吏司·进士除授》所载，关于进士授官有着明确规制。其中，二甲进士于京内任职，多除为主事；外放任职，则常授知州之职。而三甲进士，在京者，常被除授评事、太常寺博士、中书舍人、行人等官职；于地方，则多委以推官或知县之任。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尽管朝廷明文规定二甲进士“内除主事”，然而，鉴于二甲进士人数颇为可观，而两京六部的官职空缺相对稀缺，致使过半二甲进士不得不外放担任知州之职。从品级而言，知州之品级高于主事。但在明代官场，向来存在着重内轻外的固有倾向，故而绝大多数二甲进士并不情愿外放任职。基于此，他们常常托病婉拒外任。实际上，三甲进士亦秉持相同态度，将外放任职视为畏途。
在明代，二、三甲进士皆设有观政期，其时长介于六个月至三年之间。在此制度下，三甲中排名靠后的进士，需于吏部等待候补。鉴于此类进士境遇相对窘迫，朝廷特制定一系列扶持举措，而这些于吏部处于候补状态的进士，被正式称作“守部进士”。
自弘治时期起便有定制，对于三甲守部进士，若尚未到题选部职的规定期限，会依据其入仕年限及勤勉程度，选拔任命为京城之中的中级、下级官员。这意味着，此类进士无需外放任官，而是直接在京担任品级较低的官职。
在明代官场生态中，存在一种普遍的观念：即便京官品级相对较低，其地位亦被视作优于外官。基于此，众多官员宁愿于京城担任七品之职，也无意赴外地就任五品之官。受此风气影响，“守部进士”这一群体在当时备受瞩目，成为众人竞相追逐的对象。
从整体层面审视，相较于清代，明代新科进士于选官制度方面具备更为显著的优势。明代新科进士初任官职的品级相对较高，且候补周期普遍较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清朝康乾时期，新科进士的平均候补时长竟达八年之久，甚至部分人授职时间难以预期，呈现出遥遥无期之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