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那些男妓，最终都有什么样的结局？很多比女性还要凄凉
世人皆知古代青楼女子身世凄惨，却不知还有一群比她们更为悲惨的人——男妓。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他们本该享有与生俱来的性别优势，却偏偏沦落风尘，成为最底层的＂娈童＂。他们有的被富商权贵玩腻抛弃，有的沦为乞丐流浪街头，有的则变成新一代的压迫者。即便有极少数得以＂从良＂，但刻在骨子里的耻辱印记却永远无法抹去。那么，这些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他们经历过怎样的人生？为何会沦落至此？最终又都有着怎样令人唏嘘的结局？
一、男妓的来源
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叫贾尚志的商人来到杭州城，路过西湖畔的一处偏僻街巷时，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孩童在街头乞讨。这些孩子大多是战乱和天灾中失去父母的遗孤，年龄最小的不过五六岁，最大的也就十一二岁。
其中一个七八岁的男童长相清秀，引起了贾尚志的注意。这名男童名叫小宝，是前年饥荒时被迫流落街头的。贾尚志当即给了小宝一碗热汤面，又给了他的＂大哥＂——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两贯钱，就这样把小宝带走了。
小宝并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命运。当时的杭州城里，像贾尚志这样专门收购男童的商人并不在少数。这些商人会派出眼线，专门在街头巷尾寻找相貌清秀的男童。
据《杭州府志》记载，仅万历十五年（1587年）一年，杭州城内就有十多家专门收购男童的＂牙行＂。这些＂牙行＂背后往往有着＂象姑馆＂的影子。所谓＂象姑馆＂，是当时一种专门培养男妓的场所，多由达官显贵暗中经营。
在南直隶的苏州，更是出现了专门从北方灾荒地区收购男童的商人。这些商人往往会在年关将至时，前往山东、河南等地的灾荒区域。他们会以每人三两银子的价格，从贫困家庭手中买走男童。
史料记载，正德年间的苏州知府曾下令严查此类买卖，但收效甚微。因为对那些贫困家庭来说，卖掉一个孩子，就意味着整个家庭能熬过这个冬天。
最令人唏嘘的是，有些家庭在卖掉孩子时，还会给孩子穿上最好的衣服。一位苏州商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见一妇人抱童子来，衣饰尚新，问之，乃其子也。言家中已断炊三日，不得已来此。＂
除了贫民自卖，还有一种来源是人贩子拐卖。景泰二年（1451年），南京城内就查获了一起拐卖男童案。主犯王三贵供认，他们专门在富庶地区拐骗相貌俊秀的男童，再转卖给各地的＂象姑馆＂。
到了明末，随着社会动荡加剧，流落街头的孤儿越来越多。各地的＂象姑馆＂开始派出专人，在难民聚集的地方收罗男童。他们会给这些饥寒交迫的孩子一口饭吃，然后将其带走。据《江南纪事》记载，崇祯末年，南京城内的难民收容所竟成了＂象姑馆＂最大的＂货源＂地。
二、培养过程中的残酷现实
那些被收购来的男童，初到＂象姑馆＂时，首先要经过一轮严格的筛选。据康熙年间一份名为《江南私录》的文献记载，当时苏州最大的＂象姑馆＂每年收购数十名男童，但最终能留下的不过三四人。
选拔的第一关就是容貌。嘉靖年间的＂象姑馆＂主事人范百龄在他的账本中写道：＂择童子须眉清目秀，肤白如玉，身量匀称，举止大方。＂不符合这些标准的男童，往往会被转卖到其他地方做杂役。
留下的男童要接受长达三年的专门训练。《都门杂记》中记载了一段关于培训内容的描述：＂晨起习歌舞，午后学琴棋书画，夜读诗词歌赋。稍有不从，即遭鞭笞。＂
训练的残酷程度超出常人想象。正德年间，杭州织造局的一位官员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情景：＂见一童子因舞步不合节，被打断两根肋骨，仍强令其跳舞。＂
最为苛刻的是声音训练。为了保持童音，这些男童往往要服用特制的药物。据《江南私录》记载，一些＂象姑馆＂甚至采用了更为极端的手段。但这种做法在明朝中期就被官府明令禁止，违者处以重罚。
除了技艺培训，这些男童还要学习如何取悦客人。一份流传下来的＂象姑馆＂训导手册上写着：＂行走需婀娜，说话要轻柔，举手投足皆有韵味。＂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他们每天要花数个时辰练习走路姿势和说话语气。
更令人惊讶的是妆容打扮的训练。崇祯年间的一份记载提到：＂童子须晓粉黛之道，知脂粉之法。＂他们要学会如何化妆，如何穿戴，甚至连眼神都要刻意训练。每天早上，这些男童要花两个时辰打扮，不合格者会受到严厉惩罚。
那些无法通过培训的男童，命运往往更为悲惨。有的被贬为下等仆役，终日做着最粗重的活计；有的被转卖到更偏僻的地方，生死不知；还有的干脆被抛弃在街头，自生自灭。
据《杭州府志》记载，万历四十年（1612年），杭州城西就发现了三具男童尸体，经查验都是＂象姑馆＂抛弃的失败者。这一发现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注意，随后下令彻查此事。但在权贵们的周旋下，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即便是那些完成了培训的男童，等待他们的也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他们必须在十五岁之前就开始接客，因为过了这个年龄，就会开始显露男性特征，失去＂娈童＂的价值。而这短短的几年，就是他们全部的＂黄金时期＂。
三、独特的生存法则
＂象姑馆＂虽与青楼同属风月场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规矩。嘉庆年间，一本名为《江南陈事》的笔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些特殊规则。每个＂象姑馆＂都设有专门的＂规矩房＂，新入馆的男童必须在此学习半年之久。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独特的服饰制度。据《吴门杂记》记载，＂象姑馆＂中的男童穿着极为讲究，外衣必须是男装，里衣却要着女装。一位曾在苏州任职的官员在他的笔记中写道：＂见一童子，外着青衫，内着红裙，举止间若男若女，令人难辨。＂
白天里，这些男童穿着普通的男装在馆内活动。到了夜晚接客时，他们就要换上特制的＂双性衣＂。这种衣服表面看是一件男式长衫，脱去外衣后却是一件绣工精美的女式旗袍。据说这种独特的着装方式，是为了迎合某些达官显贵的特殊癖好。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称谓制度。＂象姑馆＂中的男童都有三个名字：一个是本名，一个是艺名，还有一个是＂馆名＂。艺名往往带有些许女性化的特征，如＂玉郎＂、＂香郎＂等。而＂馆名＂则完全使用女性称谓，如＂小芳＂、＂香君＂等。
在待客规矩上，＂象姑馆＂比青楼更为严苛。康熙年间的一份私密档案记载：＂童子接客，不得自行定价，须由馆主定夺。违者重责四十，罚银二十两。＂这比青楼妓女还要缺乏自主权。
最特别的是他们与权贵之间的关系网。乾隆年间的一位御史在奏折中提到：＂南方娈童之风盛行，皆因权贵庇护。＂每个＂象姑馆＂都有自己的靠山，这些靠山往往是当地的权贵或富商。他们不仅为＂象姑馆＂提供保护，还会定期挑选心仪的男童纳为＂私用＂。
这些被选中的男童虽然摆脱了接客的命运，却要面对更为复杂的权力游戏。他们需要学会在各个权贵之间周旋，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都门纪事》中就记载了一个案例：一名被某高官看中的男童，因为接受了另一位官员的赏赐，结果被发配到了边疆。
为了维持这种特殊的关系网，＂象姑馆＂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进贡＂制度。每逢节庆，馆主都要选派最出色的男童，去权贵府上献艺。这不仅是一种讨好手段，更是在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一位曾在扬州任职的官员在日记中写道：＂某节日，见数童子着锦衣华服，乘轿往某公府，皆系＇象姑馆＇中人。＂
这种复杂的生存法则，造就了一个独特的封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遵循着一套与外界完全不同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密不可分。
四、隐秘的权力角逐
在表面平静的＂象姑馆＂背后，实则暗流涌动。乾隆十五年（1750年），扬州城内最大的＂象姑馆＂——清秋馆突然起火，一场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事后查明，这场火灾竟是同城另一家＂天香馆＂指使人纵火所致。
这场火灾揭开了＂象姑馆＂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据《扬州府志》记载，当时的扬州盐商富可敌国，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在暗中经营着＂象姑馆＂。清秋馆背后是盐商汪氏家族，而天香馆则由另一个盐商世家黄氏掌控。两大家族为了争夺＂象姑馆＂的控制权，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争暗斗。
这种争斗并非个案。在南直隶的苏州，各大＂象姑馆＂之间的较量更为激烈。据《吴门纪事》记载，乾隆二十年（1755年），苏州城内的四大＂象姑馆＂为了争夺一位权贵的庇护，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最终，这起事件惊动了朝廷，当地知府不得不出面调解。
更为隐秘的是官府与＂象姑馆＂之间的默契。嘉庆年间的一位御史在密折中写道：＂南方官员与＇象姑馆＇多有勾结，每月领取＇规费＇，为其通风报信。＂这种默契使得＂象姑馆＂虽然屡遭查禁，却始终未能根除。
一份流传下来的账本显示，＂象姑馆＂每月要向地方衙门上下打点，从捕快到知府，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份例＂。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定期向京城权贵进献，以求得更高层的庇护。
最令人惊讶的是，一些＂象姑馆＂竟然与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乾隆三十年（1765年），江南织造曾密奏朝廷，称发现某些＂象姑馆＂暗中为宫中选送＂优童＂。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这些＂象姑馆＂在地方上几乎成了＂铁打的营盘＂。
各方势力的角逐，最终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康熙年间的一位大臣在奏折中写道：＂南方＇象姑馆＇虽为伤风败俗之地，然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轻易剿除。＂这句话道出了＂象姑馆＂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这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也直接影响着＂象姑馆＂中男童的命运。据《江南私录》记载，一些有靠山的男童可以获得优待，甚至有机会被权贵收为＂义子＂。而那些没有背景的男童，即便天资出众，也难逃被压榨的命运。
道光年间，苏州城内就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一名被誉为＂苏州第一清倌＂的男童，因不愿意服侍某位权贵，竟被活活打死。事后，馆主仅仅赔了一笔钱，就把这件事平息下来。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在重重权力角逐之下，这些男童的生命是何等脆弱。
五、不同的人生结局
＂象姑馆＂中的男童，随着年龄增长，往往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道光年间，一位苏州退休官员在他的《桃花庵笔记》中记录了几位昔日＂清倌＂的后半生，为我们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往事。
其中最凄惨的莫过于沦为乞丐的那些人。据《杭州府志》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西湖边出现了一群特殊的乞丐，他们举止优雅，却面容憔悴。经查问，原来都是从＂象姑馆＂出来的前＂清倌＂。这些人年过二十后，因容貌衰败被逐出馆门，却因从小养尊处优，不会任何谋生技能，最终只能流落街头。
有一个名叫阿柱的男子，曾是杭州城内最负盛名的＂清倌＂，每晚的接待费高达百两白银。然而好景不长，二十岁那年，他的嗓音突然变得粗哑，容貌也开始显露男性特征。馆主立即将他逐出门外，此后他只能在西湖边靠卖唱为生。十年后，他死在了一个寒冷的冬夜。
但也有一些人，因为有权贵庇护，得以转为＂家奴＂。乾隆年间的一位盐商在日记中提到：＂收养前＇清倌＇三人，皆安置于后院，专司茶酒。＂这些人虽然免于流落街头，但地位卑微，随时可能因主人一时兴起而被抛弃。
《江南陈事》中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扬州一位富商收养了一名叫小芳的前＂清倌＂，对他颇为宠爱。然而三年后，富商娶了新房，小芳立即被贬为看门小厮，最后因不堪屈辱投井身亡。
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另一条路——转型为新一代＂龟公＂。这些人熟知行业内的规则，往往能够青云直上，成为新的压榨者。道光年间，苏州最大的＂象姑馆＂就是由一位前＂清倌＂经营的。据说他对馆中男童的要求异常苛刻，曾经因为一名男童的舞姿不够优美，就令其跪在院中整整三天。
最罕见的是那些得以＂从良＂的人。《吴门杂记》中记载了一个特例：一位叫阿璋的＂清倌＂，因精通医术，获得了一位老中医的赏识。老中医收他为徒，教他医术，并资助他开了一家药铺。然而，即便他后来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医生，过去的经历依然如影随形。
据说每当有人提起他的过去，他就会将自己关在房中数日。最终，他选择了远赴他乡，在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临行前，他在给老中医的信中写道：＂江南水乡，终难容我。＂
这些不同的结局，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缩影。不论是沦为乞丐、投靠权贵，还是转而压榨他人，抑或是寻求重生，每一种选择背后都藏着无奈与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