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说，大勇哥还会记得咱们几个吗？”王建国站在路边，手挡着额头望着前方的土路，声音低低的，像是问我们，又像是在问自己。山路上笼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村庄的轮廓隐隐约约。听到他的话，我心里一阵发紧，嘴巴动了动，还是没吭声。五十多年没见了，他还会记得我们吗？
车颠簸着驶入村口，眼前的场景让我一阵恍惚。村里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原本破旧的土窑洞也成了崭新的砖瓦房，可村子里静悄悄的，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人影。记忆里的热闹场景像是忽然被一刀劈开，落在了另一个世界。
“现在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就剩几个老人。”司机大叔叼着烟头，靠在车门上说。他见我们几个还愣在路口，摆摆手指了指坡上，“你们找的人，要不就在村委，要不就在家，去坡上问问。”
我抬头看了一眼那条熟悉的坡路，心里五味杂陈。1970年，我们十几个毛头小子背着行李从北京一路颠簸到这里，那条坡路就像一条界线，把我们从熟悉的城市生活带进了一个陌生的穷山村。
第一次见到大勇哥，就是在那条坡路上。
那年冬天，天冷得刺骨，我们刚到村里，行李全堆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村支书带着几个年轻人来帮我们搬东西，其中一个瘦高个子，挑着两只破旧的木箱，肩膀压得低低的，脚步有些踉跄。走到半路，他一个没稳住，摔了个趔趄，木箱“咣当”一下掉在地上，盖子磕开了一个角。我气得刚想开口，却看到他满头是汗，站在那里手足无措，额头上还蹭破了皮，渗出了一丝血。我心里的火气一下子没了，反倒觉得有点难过。
“你个傻勇！这么简单的事都干不好！”村支书在旁边骂了一句，抬脚踢了他一下。他低着头，像一只受了训的大狗，憨憨地挠了挠头，又弯腰把木箱挑了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被叫“傻勇”的人，就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大勇哥。
那时候，他二十岁出头，比我们大几岁，村里人都喊他“傻勇”。可时间长了，我们知道，他一点都不傻，就是话少，做事实在。每天挑水、劈柴、修炕，样样都干得麻利。村支书安排他帮我们挑水，一天两趟，三里地一趟，路不好走，井口还深。按理说，挑两担水一天记二分工，可他从来没计较过这些，有时候我们说水不够用，他二话不说就多挑一趟，累得肩膀都磨破了，也从不抱怨。
大勇哥帮我们干了不少活，可从不多说一句话。我们几个男知青开玩笑地问他：“大勇哥，你就不怕把自己累成傻子？”
他咧嘴一笑：“劳力不算啥，咱们是乡里乡亲，不帮你们，谁帮你们？”
他的这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们渐渐融入了村里的生活。春耕的时候，我们跟着村民下地干活，挑水、种地、拔麦子，什么都学。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赶不上村里人的速度。大勇哥总是默不作声地帮我们，拔完自己的麦子，还来帮我们捆麦子、挑回家。我们问他为什么只帮我们男生，他挠着头嘿嘿一笑：“女娃娃的事儿，我不敢碰。”
那几年，村里穷得叮当响。家家口粮不够吃，他家也不例外。可每年打枣的时候，他总是喊我们去他家吃枣，还把最好的枣挑出来装在麻袋里，让我们带回知青点。我们不忍心，总想着回报他，可他从来不要。有一次我们从北京探亲回来，给他带了烟和点心，他只是笑眯眯地接过去，转身就送给了村支书。
“你们自己留着吃，不用想着我。”他说得轻描淡写，可我们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后来，他的事我们听得越来越多。村里有个媒婆给他介绍了个对象，是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人长得还不错，可大勇哥死活不答应。他说：“人家好吃懒做，不是过日子的料。”媒婆气得骂他不识趣，村里人也都笑他挑三拣四，说他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了。
可我们知道，他不是挑剔，他只是太老实，心里有杆秤。
1978年，我们陆续离开了村子。临走那天，他硬是挑着我们的行李，把我们送到了镇上的车站。站在车站外，他冲着我们挥手，佝偻的身影渐渐模糊在尘土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着再回来看看他，可总是忙这忙那，一拖就是五十多年。今天终于站在了这里，可心里却忐忑得厉害。
村委会那边传来扫地的声音，我们循着声音走过去，远远地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正低着头扫路。他的步子缓慢，手里的扫帚一点点地移动，像是在跟地上的尘土较劲。
“大勇哥！”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他缓缓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愣住了。几秒后，他忽然咧开嘴，露出一口缺了门牙的笑：“哎呀，是你们啊！建国，李明，张强……还有你，富林！”
我们几个立刻跑过去，围着他打量。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眼睛却还是那样清亮。他的笑容让我鼻子一酸，眼圈也红了。
“你们咋来了？还记得我啊？”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表情像个孩子。
我们跟着他回了家。他的家还是那两孔土窑，屋里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炕上铺着破旧的被褥，角落里放着一台坏掉的黑白电视机。锅台边放着几袋小米，他说是特意留着给我们尝尝的。
“还住这儿呢？”王建国皱着眉头问。
“住习惯了，这土窑冬暖夏凉，挺好的。”他挠了挠头，笑得憨憨的。
我们心里都不是滋味，商量着要给他换点家具，添点东西。他连连摆手：“别浪费钱，我这日子过得挺好。再说了，我还有存款呢，够吃够用。”
临走的时候，他突然从炕头摸出一本旧日记本，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我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一些名字和数字。我越看越惊讶，原来这些年，他一直在偷偷资助村里几个困难的孩子上学。那几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可他从来没提过这事。
“你咋不告诉我们呢？”我嗓子有点哑。
“这不算啥，咱们村里人都该互相帮衬。”他笑了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回到车站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土路边，拄着扫帚冲我们挥手，身后是一片夕阳下的田地。他的身影在余晖里显得那么小，却又那么温暖。
车开动了，我忍不住从后视镜里再看他一眼，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
我突然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咱们是乡里乡亲，不帮你们，谁帮你们？”
这一趟回来，我忽然觉得，能有这样一个牵挂的人，能记住这些年少的日子，真的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