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怪我吗？”他低着头，声音低得像是喉咙里压着什么东西。我看着他，想开口，却发现喉咙发紧，什么也说不出来。

1972年，我从天津到了这个叫青石村的地方。说是村，其实就是几座土坯房散落在山脚下，远远看去，像一片灰黄的石头。空气里混着泥土和柴火的味道，初来时闻着陌生，可时间长了竟觉得有点踏实。

我是沈兰，家里五个孩子，我是老大。妈妈去世早，爸爸是码头工人，整天背麻袋，咳嗽得像拉风箱似的。小时候我就盼着快点长大，能给家里分担点。可谁知道，家里的日子一年比一年难过。那年我刚考上中专，学费却愣是凑不上。正赶上知青下乡，我第一个报了名。说实话，我当时挺高兴，想着能离开那个压得透不过气的家，去哪儿都行。

到了青石村，一切都跟想象的不一样。地里的土硬得像石头，锄头下去半天也掀不起一块。水要去两公里外的井里挑，吃的全是红薯、土豆，偶尔能见到馒头，那就是奢侈品了。刚来的头几天，我晚上饿得睡不着，躺在炕上想家，眼泪止不住地流。

可慢慢地，心里那点委屈淡了。我跟着村里人下地干活，学着挑水、种地，手上磨出了泡，肩膀压出了青印子，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李志成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帮我的。

李志成是村支书的儿子，瘦高个，皮肤黝黑，眼睛却特别亮。他总是话不多，干活的时候也不声不响，但就是让人觉得踏实。那天我们去山上砍柴，我背的柴太重，走到半路腿一软，直接摔了个跟头。他赶紧跑过来，把我扶起来，二话不说就把我的柴担到自己肩上。我站在那，脸红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他干活总偷偷替我多干一些。冬天，我手上裂了口子，他拿来一双手套，说是他妈让带的。我知道，那手套是新织的，线头都没剪干净。当时我心里一热，眼眶就湿了。

时间一长，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他是个实诚人，我也不是矫情的人，就这么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1975年，我们结了婚。婚礼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说他娶了个城里媳妇，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我笑着，却把眼泪憋了回去。心里想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过日子。

婚后，我怀了双胞胎。婆婆待我像亲闺女似的，什么活都不让我干，天天想法子给我做点好吃的。那年冬天，我生了一对龙凤胎，村里人都说咱家是福星高照，一下子添了两口人。看着两个孩子的小脸，我觉得这辈子值了。

可谁知道，这幸福的日子没过几年，变故就来了。

1977年，返城政策下来了。村里的知青一个接一个地走了，他们的行李是用布包成的，肩膀一扛就走。看着他们一个个回了城，我心里也动了念头。可我又不忍心。这些年，志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孩子们还小，婆婆年纪大了，我怎么能丢下他们呢？

正犹豫着，一封家书送到了村里。弟弟在信里说，爸爸病了，已经瘫在床上，家里乱成一团。他让我赶紧回去，说我不回去，这个家就散了。我看完信，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志成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摸了摸我的手，说：“回去吧，这儿有我呢。孩子们我会照顾好的。”

我背过身，不想让他看到我脸上的泪。

1978年春天，我带着女儿回了天津，把儿子留在了村里。临走那天，志成抱着儿子站在村口，目送我一步三回头地走。回头看一眼，我就难受一次。可没办法，家里需要我。

回到城里，家里的情况比信里说的还要糟。爸爸瘫在床上，弟弟妹妹们还在念书，家里乱得一团糟。我顶替了爸爸的工作，每天在厂里干活，回家还要伺候一家老小。那些年，我忙得脚不沾地，连想村里的时间都没有。

女儿渐渐长大了，考上了大学，后来成了一名医生。每次看到她穿着白大褂的样子，我心里就特别自豪。可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志成和儿子。那时候没有电话，写信也得一个月才能收到回信。每次收到信，我都会找个没人的地方，细细地看上好几遍。

1990年，儿子结婚了，我带着女儿回了一趟村子。那是我离开12年后第一次回去。村子没什么变化，志成却老了许多，背也驼了。他看到我，笑着说：“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我把带来的钱塞给儿子，他推了半天才收下。他说：“妈，这些年，爸从不说你不好。他总让我记住，你是为了家才走的。”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几年后，志成病了。医生说，他的病已经没救了。我赶到村里时，他躺在炕上，脸瘦得只剩下骨头。他拉着我的手，低声说：“别自责，这一辈子我过得值。”

我握着他的手，泪如雨下：“是我对不起你……”

他笑了笑：“谁也没对不起谁，都是命。”

说完这句话，他闭上了眼睛。

后来，儿子进了城，在建筑工地打工。他说想给妹妹攒钱买房。我跟他说：“你要是觉得累，就回来吧。”他却笑着说：“妈，我能撑得住。”

现在想想，我这一生过得挺坎坷，但也挺幸运。虽然经历了很多苦，可我得到了两个懂事的孩子，和一个愿意为家牺牲一切的男人。

“你会怪我吗？”他低着头，声音低得像是喉咙里压着什么东西。我看着他，想开口，却发现喉咙发紧，什么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