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研究历史，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城市化率越高，民族可能越接近灭亡。所以，别在通过各种形式把农民往城市“赶了”。

例如：农村的大部分学校已被关闭或合并了，孩子要上学怎么办，就只能进城。这样一来，孩子的父母也很可能陪着孩子一起进城，并且在城市买房、生活、就业……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城市化进程，即使是鼎盛时期的唐代长安，常住人口185万，流动人员51万；“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北宋开封，人口过百万。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表象下的“病态城市繁荣”。

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是虚高的病态繁荣呢？

因为，无论是唐代的长安，还是北宋的开封，城中的常住居民大多是皇室、官员和军队，而其余的人口几乎都是服务皇室、府衙、军队的功能性百姓，即使客栈、酒馆、妓院等场所，也同样几乎是为朝廷、官员和军队服务的。

▲北宋开封城

又因，军队主要居住在军营中，并没有多少自由活动的权利，所以算不得城市居民。例如，宋代的开封最繁荣的时候人口达到了100万余，但禁军却至少占了六成。也就是说，开封城的实际常住口最多只有40万。

还因当时开封城区的面积只有10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密度远低于现在的五线城市，几乎是不可能容纳100万余人口的。

然而，早于唐代700年、宋代1400年的古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城的人口就超过了400万（数据来源于百科）。

为什么会有“条条大路通罗马”之说，不就是因为罗马的城市化率高很，交通很发达吗。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城市进程并非一些史书或文艺作品中说的那样繁荣，都只不过是服务权贵统治或其生活消费下的“病态繁荣”，而且绝大多数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掌握在官宦家族的手中。

如此一来，这样的“病态城市繁荣”并不能从本质上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只会拉大城乡的差距，恶化阶级矛盾。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说，这样的“病态城市繁荣”并非好现象，却在阴差阳错之下，成为了华夏文化延续至今的“大功臣”。

对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这三大文化古国的消失，普遍的说法是外族入侵、内部冲突。但是，延续至今的中国文明，几乎每个朝代对面的外族入侵还少了吗，而且每个朝代又都逃脱不了周期性循环的厄运，可为什么就能延续三千多年呢？

对于这一点，普遍的说法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有什么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优秀的文化传统等，却恰恰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硬条件”，那就是城市化。

虽然，目前暂未找到有关古埃及和古希腊时期城市化率的权威数据，但是若说起古希腊，我们会很容易想起一个词——“城邦”，差不多一个村镇就能形成一座城，甚至是一个邦国。根据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和《荷马史诗》等史料记载，公前8世纪到前6世纪，仅希腊境内就有200多个城邦；还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记载，当时的城邦有150多个，而闻名于世的希腊城仅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城市，面积只有现在北京的七分之一大，约2000多平方公里。

▲古罗马城邦

还据西方历史学者说，古希腊人口约80万，若按200个城邦计算，其中：雅典人口约25万、斯巴达人口约40万。那么，其余198个城邦平均下来，每个城邦的人口还不足1千。

以此来看，这种城邦可能还不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500户人家的一个“党”大。

但是，这也充分说明了古希腊和古埃及时期的城市化确实非常高。

又据《元丰九域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史料综合分析，中国古代的城市化率在3%左右，战国15.9%、西汉17.5%、唐代20.8%、南宋（1200年）22.0%、清（1820年，“康亁盛世”时期）6.9%、清（1893年）7.7%、民国末10.6%、解放后的1957年15.4%。

至于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所说的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纯粹是一些人断章取意的臆测，并没有多少根据。毕竟，若以宋朝鼎盛时期1亿人口计算，如果城市化率达到30%，也就是有超过3000万的人口会成为城市居民，想想当时人口最多的开封人口也不过100万余，其他城市又如何去分2900万，30%的城市化率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1900年的城市化率，美国却已达到了40%、英国74%、德国42%、法国41%、意大利30%……

相较之下，中国古代的城市化率确实谈不上高，甚至有点“病态繁荣”。毕竟，没有工业支撑的城市，又怎么能算是正常的繁荣呢？

虽说，以城市化率的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城市化率确实有点“病态繁荣”，却因此使中国文明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并且直至今天。

对于这个问题，祥子在之前写过一篇《别再被“文化渗透”的表象给迷惑了，这才是血淋淋的真相》的文章（有兴趣的条友可以去祥子的主业看全文），里面列举了一个“剃发易服令”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事例。

“剃发易服令”说明了传承两千多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民族文化，也能在屠刀下消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就曾屡次向中国派出许多的传教士、商人以及学者等，千方百计想将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却在中华文化面前难以寸进，甚至还有被同化的可能，可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西方文化很快便渗透到了中华大地的各大小城市、各行各业，其参透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可以说，这些入侵或渗透的文化，说白了就是“强盗文化”，同样也是战争背后的所谓“文明”，这相当于一场战争就很可能使一个文明消失。

其实，无论是曾经的古罗国帝国、中国大秦、中国大汉、中国大唐、大英帝国、前苏联，或者是如今的美国，其文化与思想几乎都是在强悍的武力影响之后，对他国民众实现的文化影响，准确点说，应该叫“文化渗透”或“文化入侵”吧。

又因，高度的城市化，也就预示着高度的集权化。所以，一旦城市被外敌占领，就很容易将原有的统治权力接管过去，而原有的文明也就会很容易随之被替代，甚至消失。例如：古印度文明，不就是随着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这城主要城市的消逝（公元前1750年左右），而渐渐消散于历史的长河。

▲古埃及金字塔

再来看看古希腊文明，几乎都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争夺，要么彼城市毁灭此城市，要么此城市毁灭彼城市，要么在毁与毁之间为他人作嫁衣，最终在战火中自己葬送了自己的文明。

这时，可能有人要问，中国历史上皇城被攻破，皇权数移其位的事例也并不鲜见，可中国文明为何就能延续至今呢？

除了上面的普遍说法外，还因中国人的根几乎都在农村。无论是商业巨贾，还是王侯将相，即使死在数千里之外，亲人也会想方设法将其遗体运回家乡安葬，这就叫“落叶归根”。

还因“士农工商”的统治思想，分散于各地的农民一直都占据着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也因农民的文化水平低，又分布非常的分散，所以任何新的思想一层层的传播下去，很可能就变了味，甚至还可能一直都传播不到低层的农民耳中。

然而，延续数千年的华夏文化，却几乎已扎根于他们及其子子孙孙的心中，想要改变或动摇，若无铁血手段，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铁血手段在多数情况下，又很难覆盖到到分散于角角落落的农民。

于是，无论是经历天灾疫祸，还是外族入侵，而华夏文明却始终长存不息，也因此才奠定了后来“农村包围”城市的庞大基础。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研究有多透彻了。

“攻破此城，三日不封刀。”这是古代将军激励军队士气最常用的一句话。

一场屠城下来，几乎十不存一。例如：据幸存者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和明末史学家计六奇的《明季南略》记载，扬州居民有100万余人，除少数破城前逃出的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藏较深幸免于难的，几乎全部惨遭屠杀，而被和尚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

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年侯君集攻灭高昌国，就曾纵兵屠城，甚至还抢了高昌国的宝藏。回来后，就被唐太宗给关进了监狱。

记得二战期间的英国名城“考文垂”，1940年11月14日，这座拥有23.8万人的工业城市，一夜间整个市中心几乎在德国纳粹的515架轰炸机的轰炸下“人间蒸发”，以至于在此后奉命执行轰炸考文垂的德国飞行员经常找不到它的存在。

不过，二战时的德国柏林，只因为这座城市分布比较分散，在大轰炸中造成的破坏力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受破坏最大的反而是历史上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1945年2月13日至2月15日，这座6.5平方公里的市中心，在盟军的四次轰炸下，直接消失在了地图之上。

还有惨遭美国原子弹轰炸的日本广岛和长崎，一瞬间造成广岛8万人死亡、7万人受伤；长崎4万人死亡、6万人受伤，并且几乎将这两座城市毁于一旦，而日本能那么快无条件投降，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原子弹在日本长崎爆炸的瞬间

再来说1945年3月美军执行的代号为“会议室行动”的大轰炸，334架B-29轰炸机一次性就炸死了日本东京10余万人，摧毁建筑2.6万栋，致使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最后，说说明末，1652年李自攻打开封时，明军扒开黄河水淹开封城，致使城中37万人口锐减至3万余人。

正所谓：“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很显然，人口集中的城市，在战争中的损失是远超人口分散的农村。也就是说，一场灭国战，就足以让一个千万级人口的文明烟消云散，而中国分散的居住方式，却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口在战争中的损失，即使遭遇灭国之战，也能保留重新崛起的“火种”。

记得英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圈地运动”，又称“羊吃人”。

在十五世纪以前，英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绝大多数农民都是以种地为生。但是，随着纺织业的迅速崛起，土地主们便毫不留情地收回了农民租种的土地，即使是签订了终身租种协议的农民，其租种的土地也被强行收回，而这些被收回的土地则变成了贵族们的羊圈，毕竟养羊可比种地的利润高太多了。

很快，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一个个失业的流浪者。

于是，随着农民失业潮的到来，这些贵族们就能用非常少的支出，雇佣到非常廉价的工人。

同时，英国为了限制农民流浪，甚至还颁布了一项非常严苛的法令：

一个月内找不到工作的流浪者，会被罚为有期奴隶，并任由主人驱使；若为奴期间逃亡，被抓后判为终身奴隶；若再次逃亡，处以死刑。甚至，任何人都有权将他们的子女抓去作苦力。

就这样，英国的农民为了活命，只好纷纷涌入城市，从而成为贵族阶级积累原始资本的廉价劳动力。

▲古希腊城邦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当农民纷纷涌向城市，在促进城市化的同时，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成本也就会越低，而百姓受剥削的程度自然也就会越高。

再如，民国时期就一直在学习西方的过度城市化，于是北平的骆驼祥子因多收了三五斗粮食就跳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结果城里的生存环境远比他想象中困难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当新中国成立后，就防着这个了。最初，伟人的设想是人民公社既办农业，又办工业，每个公社办大学，农民平时种地，农闲到社办工厂做工，或者到社办大学上学，全体农民不进城市。

于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就业压力，就有了“知青上山下乡”。因此，也有人说，农村养活了3000万城里人。

不过，若不想如此，工业化就必须要能跟上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否则百姓就躲避不了受剥削压迫的命运。

根据从古至今的史料来看，有关人口增长的问题确实说的不少，但养老的问题或老龄化问题却几乎看不到。

人口增长的问题很好理解，主要应该是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人口的锐减。

如果古代确实存在养老和老龄化的问题，史料不可能没有记载。这一点，很可能与历朝“以孝治天下”的文化传承有关，而这同样也离不开农村这个厚重的根基。

例如：包拯考中进士，打算出任建昌知县，却因父母年迈，不愿随他远行，于是他毅然辞官，留在家中尽孝，直到父母离世，守丧期满，并在同乡父老的多次劝慰下，才去吏部接受调选为天长知县。

再如：古代的王侯将相，致仕后都会回到老家养老。可见，农村才是养老的主阵地。

然而，反观现在，城市似乎变成了养老的主阵地。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是以工作为主，几乎没有人愿意放弃工作或事业而选择赡养父母。虽说，总有人说现在生存不易，可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有那个年代生存容易了，这完全就是城市的就业环境改变了人的赡养观念。

▲包拯画像

《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8-2019）》 认为：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60%；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判断：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高达70%；还有相关数据显示，预计到了2025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剩余农村人口为4亿，其中2亿为老人。

一旦到了那时，养老问题将成为全国性的大问题。尤其是未富先老问题突出，如：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又因，我们提倡的是藏富与国，是先富带后富，可结果带了吗？所以，我们的人均GDP并不能衡量人民的富裕水平，而国外却是均富，藏富于民。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因为养老问题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率增长的脚步。

再来说说生育率逐年走低的问题，同样还不是因为城市化率进程的脚步迈得太快，而工业化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突破，仅靠接近“泡沫化”的房地产，就必然造成就业环境的严重内圈，生存都更困难了，那还有心思谈婚论嫁、生儿育女。

对此，有人称“城市文明具有天然自杀性”。例如：城市的高度理性化从精神层面消解了生养后代的意义；城市安全富足和狭小的空间，让生育变得不再必要，反而会降低生活品质。

对于当年发生在武汉的那场新冠疫情，至今许多人回想起来，心情可能都难以平静，甚至就连有50年建国历史的赫特河公国也灭亡在了这场疫情之中。

从历史上看，有很多的城市就因一场自然灾害从地图上被抹去了。例如：

公元前1628年，曾经繁荣几个世纪的阿科罗提利古城，因一场地震海啸被瞬间摧毁，并被掩埋在了大约21米的火山灰中，直到1860年这座处于废墟中的古城才被重新发现。

公元前373年，因一场大地震引发的巨大潮汐，古希腊的赫里克城被从地图上抹去。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首当其冲的庞贝古城被掩埋在了高达6米的火山灰中。

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一直保持着地球上第一大城市的地位，当时的城内人口高达约700万。却因“一种丑恶的病证，结着无法诊治的疮疤，医生束手无策，也无法使病势和缓，像被死亡咬定了，无以脱身……”（根据铭记在砖上的《巴比伦法典》记载），使曾经的那座繁荣、奢华、庞大的城市失去了精神，显得更加堕落荒淫，加之腐败，导致内部千疮百孔，无法拯救，最终在不曾遇到任何坚强抵抗的情况，被波斯人大流士攻陷，成为了历史上的一页。

Thonis，曾是古埃及一座令人惊叹的重要城市，却沉没在了一场地震和洪水中。

1931年8月，长江发生大洪水，武汉市被淹前后长达100余天。霍乱、伤寒、痢疾等疫病更是四处蔓延。据当时的湖北水灾急赈委员会等统计，掩埋的尸体高达32605具，而实际死亡人数远超此数。

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共导致242769人死亡，16.4万多人受重伤，大面积建筑损毁。

▲唐山大地震

明代崇祯时期发生的“小冰期鼠疫”，可谓十室九空、谈之色变，仅北京城就死了20多万人，包括军中的士兵，街上就连乞丐都找不到，更不要说谁来守城了。因此，有人说，北京城不完全是李自成占领的，而实际上占领的差不多就是一座空城。

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上天降灾，瘟疫流行……传染至盛……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

同时，也此疫造成了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超1000万，而且多是城中居民，因此满清才有了入关的绝佳时机。

还有“查士丁尼鼠疫”、“黑死病”等疫情，不但造成了许多昔日王国消失，甚至因此还改写了整个欧洲历史。

以及“伦敦大瘟疫”、“雅典鼠疫”、古罗马“安东尼瘟疫”、法国“马赛大瘟疫”、“米兰大瘟疫”等。

从以上不难看出，所有世界性的疫情，几乎都最先发生在一些超大城市或大城市。但是，相对城市，自然灾害对农村的影响力就要小上许多。所以，城市化越高，国家承担的自然灾害风险也就越高。

另据数据显示，中国在人类历史的80%时期，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正是重农抑商的结果。因此，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化应适可而止。

虽然，城市化带来了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但也带来了道德滑坡、拜金主义、生育力下降、生育意愿下降、传统文化消失、高能耗生活方式、浮躁虚荣以及冷漠等一系列问题。所以，适度的城市化确实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过度的城市化并不可取。

即使发达如美国，乡村音乐也是其最主流的音乐之一。所以，城市的繁华，也不应遗忘了农村田园，这二者不冲突。

总之，对待农村正确的做法不是赶农民进城，而是想方设法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让农民生活水平向城市看齐。毕竟，只有城乡同步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才是解决文明传承、就业、出生率走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关键。

图片来源网络